今年七月一日在北京鸟巢开张的“知青博物馆”引起很大争议。北大教授贺卫方批评这个博物馆的展览有“强烈的文革歌德派倾向，知青以及十年浩劫的苦难一点都不提，罪恶全变成了伟业“。日前，该博物馆负责人潘忠林接受了香港凤凰网采访，一方面说明他们举办知青博物馆的目的和来龙去脉，另一方面回应外界对该馆的质疑。

潘忠林说：“十八大之后全国各地知青馆蜂拥而上，习近平、李克强他们都有知青身份，而且都有知青情结，所以这个时候口子就开了。我们在春节前统计过，全国大概有大大小小79家知青博物馆，截止到现在可能是有百十来家了”。潘忠林声称，和十八大之后蜂拥而出的知青博物馆相比，他们这家可以“理直气壮”地称为“客观”，因为“无论从内容、形式设计上，还是国家、省市层层审批上，都是立得住的”。

潘忠林自称他们的知青博物馆最“客观”。这话正好说反了。贺卫方曾经给知青博物馆提出建议，认为：“知青展应通过解说和各种实物展现：1）作为文革组成部分的知青运动；2）反智主义与知青下乡；3）对下乡的拥护与抵制，事例如李庆霖事件；4）广阔天地中的苦难。书信歌谣图画及文学作品；5）那些真实和虚假的英雄人物；6）风起云涌的返城抗争；7）伤痕文学里的知青。”贺卫方的7点建议，从反面说明了鸟巢知青博物馆的严重缺失，恰恰说明了这个博物馆办得相当不客观。

那么，为什么这家知青博物馆会有如此明显的缺失，会如此不客观呢？那是和主办者的目的分不开的。潘忠林明确说，他们办这个展览，“就是要从正面来介绍知青这一段历史，来反映再现这一段历史”。也就是说，他们办展的目的就是为了肯定知青运动这段历史。潘忠林还说，象贺卫方等人的观点，是不健康的，是“不和党中央保持一致”。

潘忠林又说反了。因为党中央对知青运动不是肯定的而是否定的。邓小平在1978年曾说，知青运动是“国家花了三百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据说李先念还加了一个不满意，叫国家不满意。1981年10月，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起草了一份《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起因、发展、失误、教训等若干重大问题给出了基本看法。其中明确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这就从整体上否定了知青运动，给历时25年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画上了句号。

需要强调的是，中共当局对知青运动的否定，实际上是迫于民众的压力，首先是知青的压力。

1978年下半年，知青运动已经衰落，社会上怨声载道。当局因为无力安排上千万知青回城就业，召开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决定，只允许插队知青返城，农场知青则视为已经解决就业，不允许返城。这个决策马上引起了农场知青的反弹。云南西双版纳的农场知青，举行了大规模绝食抗议。农林部副部长兼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国务院知青办副主任赵凡受中央之命，到云南调查处理，本来中央的意思是让他说服知青服从政府的决定。但他到现场以后，才知道云南农场知青生存环境极其恶劣，作一些小修小补，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中央刚刚作出的决策行不通。于是他立即与四川、上海等地方领导协调，最终说服中央作出新的决定，允许农场知青自愿返城。于是，绝大多数的知青都返回了故乡，和父母团聚。

1993年，四川作家邓贤发表了长篇纪实文学《中国知青梦》，其中详细叙述了这段故事。去年央视播出的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也叙述了这段故事。只不过在纪实文学和电视剧中，赵凡被改名为“鲁田”和“鲁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