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前，达赖喇嘛作出了一个非常重要且富有远见的政治决定，把执政360多年的政权移交给民选的噶伦赤巴（即总理）。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高瞻远瞩的决定，它使得西藏流亡社会的民主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具有活力，也为西藏的政治与社会发展前途注入了无限的力量。同时，也使中共当局抛出的所谓“达赖没有了，西藏问题就会树倒猢狲散”的荒谬论点，以及把西藏问题归结为“达赖问题”的错误观点失去了立足之地。
达赖喇嘛完全退出政坛只有四年时间，西藏流亡社会中不同政党和政治派别已经开始浮出水面。过去56年的流亡历史中，西藏流亡政府和各个组织团体中，只有政策和观点，却没有政党之分。西藏流亡社会既然走的是西方式民主之路，那么，出现不同政党也是理所当然的意料中事。 总而言之，是件好事。从流亡西藏直选的角度去观察，大致上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充满新的现象，其变化之快给人带来很多联想和思考。
一、被信仰左右的阶段
2001年，西藏流亡政府启动了印度、尼泊尔、不丹为主的全球西藏流亡藏人中第一次噶伦赤巴直选。此前的43 年期间，共产生了13届噶厦。噶厦政府的最高职位噶伦赤巴是由达赖喇嘛指定后，再由议会表决产生。
西藏流亡社会一直以来只有观点之分，没有形成党派之分。以西藏流亡政府为中心的持达赖喇嘛的中道观点的多数派和以西藏青年会为中心的持西藏复国观点的少数派，两大观点并存将近有四十年的历史。至少 1978 年之前，西藏流亡政府的观点也是争取西藏复国。 邓小平一句“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使西藏流亡政府放弃西藏复国的决心和愿望、权利，一头栽进邓小平的圈套里，如同蟒蛇般的汉式圈套，你越是靠近就越紧，时至今日，想逃出都挣脱不了！
一个人拥有绝对的地位和权力，对所处的社会有好处也有坏处。达赖喇嘛在全体西藏民众中拥有特殊的地位和威信，发自达赖喇嘛的任何指示，任何教导，西藏流亡社会里的全体藏人几乎是一面倒地拥护和执行，只有不怕虎的少数初生牛犊才在坚持自己的政治观点，这仅仅是政治上的观点而已，信仰上对达赖喇嘛绝对是五体投地。达赖喇嘛拥有绝对的威望之好处是，能够使全体西藏人民团结在一个旗帜下，坏处是600万脑袋不允许有异义。有时候，当一个藏人说出西藏复国的政治观点时，有些人的眼里好像在犯罪，在造孽，这是一个可怕的社会现象，也是一个宗教信仰和政治观点混为一谈的一种西藏式世界观。
第14届噶厦即第一次噶伦赤巴竞选中最终出现了两位德高望重的候选人，一位是时任西藏流亡议会议长的桑东仁波切，另一位是前噶伦赤巴吉青土丹先生。
桑东仁波切和吉青土丹二人，从观点，立场，经验，经历都一样，唯一的不同点在于桑东仁波切是和尚，而吉青土丹是俗人。既然没有党派之分，没有观点上的区别，那么，选民该怎样去拿定主义呢？只有一个方法，看人“选人”，或者是中国式的以关系“选人”了。 西藏是个全民信佛的民族群体，就像西方人凡事以法律来判断对错一样，是一个凡事以佛教为准，以因果关系来判断是非的群体。两位候选人中，桑东仁波切是和尚，又是仁波切，只好把票投给信仰了，所以桑东仁波切以接近90% 的高票当选为西藏历史上第一位民选的噶伦赤巴。
二、从“选人”向俗人过渡的阶段
2011年，西藏流亡政府举行了第15届噶厦即第二届司政大选。这次，噶伦赤巴摇身一变成了斯君（司政）。第一届噶伦赤巴直选后，达赖喇嘛以半退休的形式淡出政治，在这个期间达赖喇嘛为全退做了精心的安排和准备。步骤之一：召开西藏流亡社会人民代表大会，把西藏流亡政府的名称改为“西藏行政中央”，步骤之二：噶伦赤巴的号称改为“司政”。理由之一是，考虑到印度政府的难处，改为“西藏行政中央”更符合现实和未来的考量；噶伦有“钦定之臣”之意，民选的噶伦不是谁指定的， 所以，改为意味政治领袖的“司政”更具说服力和现实意义。根据当时的需要，能改者都已经改了，但是， 改了就不等于不能复原。
西藏流亡政府在举行第15届噶厦即第二届司政大选时，最初各路派系都推出好几个参选人， 初选后真实产生两为候选人。这次的候选人跟第一届噶伦赤巴大选相比，本质上无大异，但在候选人本身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化之一是，所有参选人全是俗人，没有和尚；变化之二是，参选人中出现流亡后出生的新一代藏人。
2011年大选中的候选人之一是洛桑森盖先生，他出生在印度流亡社区的一个非常普通的康巴家庭，他是美国著名的哈佛大学的法学博士。另一位候选人是西藏流亡政府前噶伦赤巴知多 . 丹增南杰，是现在设立在美国首府华盛顿的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的掌门人。
那次选举也没有超出“选人”的局面，两位候选人都持有一样的中间道路的政治观点和立场。但是，洛桑森盖的出现，却改变了西藏以往的选举游戏规则。虽然是一样的“选人”，但多了一些选项，两者之别有观点上的新老之分，年纪老少之分，贵族和贫民之分，有无经验之分，学历高低之分。在整个选举过程中，达赖喇嘛一直保持沉默，好像在测试流亡西藏人民的判断能力和适应能力。
在竞选中洛桑森盖采取了西方式争取选民的大动作，几乎走遍大部分在印度的西藏难民定居点，寺院和学校，并发出“团结；自力更生；发明”的选举口号，大造声势，口口声声“如我被当选，要实现达赖喇嘛回家的愿望”等等，远离现实却很大胆的举措。其实达赖喇嘛回家是自达赖喇嘛离开西藏国土的那一刻起，一直是全体西藏人民的心愿，这句话谁听了都顺耳。如此明朗，大胆的观点和立场，给藏人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对他们而言，这是一个崭新的竞选方式，在他的形象中西藏流亡藏人至少看到了水中月亮般间接的希望和未来。 洛桑森盖的美国式的造势能力，特别是野心勃勃，信心满满，赢得了几十年如一日，在渴望和等待中生存的广大西藏难民的信赖， 最终以高票当选，出现西藏历史上第一位民选的政治领袖。
毫无疑问，年轻一代是那次大选中的赢家，他们把选票投给了年轻、哈佛和希望。从中不难看出西藏流亡社会正在发生变化，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思想观念在发生变化，同时也表现出新生一代对贵族统治的不满和失望。
至于老西藏们看好的西藏流亡政府前噶伦赤巴知多.丹增南杰为什么一败涂地呢？主要有以下原因； 其一：知多先生可以说是典型的西藏贵族的代表人物，西藏贵族的核心价值是凡事以利益为中，所以，在竞选期间，他不但没有作出任何承诺，而且对很多问题持悲观消极的态度； 其二: 一向以低调对待事务的贵族文化遇到了以西方式高调参选的洛桑森盖所提倡的新型流行式竞选文化；其三：洛桑森盖是野心勃勃，信心十足，敢言敢为；知多先生是躲躲闪闪，缩手缩脚，守旧乏力。如此异同的表现形式，两者相比，此结果可想而知。
出生在印度藏人难民社区，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法律系，讲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个儿高大，外表潇洒的洛桑森盖的当选，对西藏历史和西藏问题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它的意义主要表现在噶丹颇章执政360多年后把政治权力平稳地移交给了民选的政治领袖，从而为没有达赖喇嘛的时期奠定了基础；流亡印度后出生的新一代从老西藏手中接过重担，开始担负起重圆复国梦的历史使命；同时宣告贵族统治的时代终结。
对于达赖喇嘛而言，要作出如此重大的决定，个中艰难之处是不言而喻的。也许部分原因是迫于政治的需要，但从更广阔的角度去看，它的伟大之处在于民主理念和放权精神，达赖喇嘛在西藏全民中享有无人能比的崇高威望，如果达赖喇嘛一直以西藏政教领袖的身份执政下去，没有人敢挑战他的权威，可达赖喇嘛却没有这样做，更没有迷茫在权力当中，在一个适当的时期，通过民主选举的过程把全部政治权力交给了新一代人。堪称十四世达赖喇嘛作出的一次最具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伟大决定。
三、“选人”模式步入终结
近些年来，西藏流亡社区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被中共强权被迫赶出家园的西藏人民不敢表露西藏复国的意念，西藏流亡社区竟然成了西藏复国论的禁区。
这种怪现象跟西藏的信仰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 几千年来，西藏人民赖以生存的西藏高原，是一个环境恶劣，气候异常，猛兽成群的雪域高原，时时刻刻对藏人的生存产生许多未知的危险，为了战胜这些危险，藏人向望着一种神奇的力量来护佑他们，并战胜它，从而想象出超越现实的神秘的怙主，如山神、家神、湖神等。这种求助众神保平安、消灾难的心理，慢慢进化成一种西藏的信仰文化，而这种求助身外力量的信仰文化催生出依赖心理。八世纪赤松赞普时期佛教盛行带来信仰文化的昌盛，随着信仰文化的壮大，依赖心理也得到强盛。经过上千年的宗教熏陶，最终，西藏人民的心里只剩下佛、神和来世等信念。
简言之，自公元七世纪，佛教传到西藏后，西藏人民深入地学习并研究佛教文化，逐渐形成重精神、轻物质的人生观。因此，物质文化大大落后于其他民族。一个终身持“无我”观念的族群来说，什么国家呀、民族呀之类的东西乃是次要的！只因为把国家和民族摆在次要的位置，才沦落到今天的丧家弱国，流亡他乡，寄人篱下的结果。
只因为有着如此强烈的信仰文化和依赖心理的支配下， 600 万藏人向他们的怙主（藏语称“贡保”）达赖喇嘛看齐，也就很好理解了。全体西藏人民深信不疑的是，唯有达赖喇嘛才能使西藏引向自由与幸福。在如此纯粹的信仰面前，如果有人胆敢挑战达赖喇嘛的思想和立场，就等于和全体西藏人民过不去，所以，达赖喇嘛提倡了30 多年的非暴力中间道路政策，就成了不能挑战不能碰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神谕。
然而，毕竟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变迁，人心也随之在发生变化。今天，西藏流亡社区竟然有一个不怕虎的出生牛犊，真是可喜可贺。它的出现，说明西藏流亡社会正在发生变化，如果不是逼的无奈，复国派有了一席之地。
据媒体报道，已经有4 位流亡藏人真实宣布参选2016年的司政大选，分别是现任司政洛桑森盖，现任西藏流亡议会议长卞巴次仁，曾在西藏流亡政府担任多项职务的扎西汪堆先生和九十三西藏政治犯协会会长李科先。在这几位参选者中，除去高举“西藏复国旗帜，以反抗的方式”参选的李科先以外，其他三位参选藏人的观点和立场大同小异，都是“中道派”，只是在方法上有一些差别而已。至于能否获胜，并不重要，如能胜出，可谓是一举成功。根据目前的流亡藏人的思想观念而言，取胜的可能性不大，即使胜利无望，能出来参选已经说明了很多问题。四位参选人的年纪都很年轻，都是六十后七十初出生，除了阿曲乎李科先，其余三人皆出生在印度。
根据有关资料料记载，李科先属安多区之青海牧区，20世纪90 年代初流亡印度，之后两次返藏，曾在青海地区建立“西藏青年敢死队”。这个组织的章程里把“西藏独立”列为他们的终极目标。不幸的是，该组织的组织者李科先为首的三名藏人被中共当局逮捕并重判，给李科先判处18年有期徒刑。在看守期间，遭到刑讯逼供与酷刑虐待，导致重伤后不给就医，时达五年长的审讯后，身高一米八的李科先瘦骨嶙峋，只剩下一把骨头，体重只有37公斤，再加上严重的肝病，经过专门医生确认必死无疑后，收取保释金，以“保外就医”的名义释放。苍天不负有心人，他奇迹般地死里逃生，拣回阎王爷屠刀下的生命，并成功逃脱，再次流亡印度。
李科先的参选，创造了多个第一，他是第一个复国派参选者；第一个５９年后流亡印度的“新难民”参选者；第一个政治犯参选者；第一个以政党代表参加的参选者。
2016年的司政大选中能出现一位复国派，或者说独立派，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同时也说明流亡藏人在反思过去的西藏流亡政府到西藏行政中央的政策和中共当局对西藏问题的态度。 说此具进步意义，经过较长时间的南辕北辙式的倒行后，大部分流亡藏人现已经醒悟，特别是西藏年轻一代，从中共当局在过去60 多年在西藏三区制定和实施的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灭绝西藏民族的政策方针，特别是在过去近40年里，达赖喇嘛提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选法框架内的高度自治”来实现保护西藏文化的要求，被中共当局拒绝，达赖喇嘛善良的妥协得到的是歪曲和侮辱，从而更加认识到，唯一的出路是复国，实现西藏复国梦，才有可能保证西藏文化继续发展下去，才能使藏族站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否则，西藏将很快走进历史博物馆，很快会消失在汉人的野心中。
对于西藏流亡社会的民主制度来说，李科先的参选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虽说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起，依达赖喇嘛的高瞻远瞩和民主思想，在整个西藏流亡社区推行民主制度，时过半个世纪，西藏流亡社会的民主制度却未能发展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化进程，其主要原因是西藏流亡社会没有出现名副其实的政党，有的便是运动性的各种组织。2011年达赖喇嘛把全部政治权力移交给民选司政后，西藏流亡社会的一些不太明亮的角落里会听到有关政党的窃窃私语，这些不敢公开的私语可以算作是一点觉醒，但远远没有达到参与政治竞争的高度。几天前，我在西藏行政中央的官方媒体上看到西藏复国派李科先宣布参加2016年司政大选，还有点不敢相信这篇报道，经过确认，是也！两年前的私下谈论，如今却成了公开的相争，这个速度也真的够快的，这说明西藏年轻一代有很强的变更能力和审时度势的能力。
据西藏之声2015年8月17日报道：持“恢复西藏独立地位”为立场的2016年司政参选人李科先，于8月16日下午在达兰萨拉发表了首场竞选演讲。2016年藏人行政中央司政参选者之一、前藏人政治犯李科先在首场竞选演讲中，重申了坚持“恢复西藏独立地位”的政治立场，并强调这也是自己参选司政的主要目标。在主题为“新政府政策”的演讲中，李科先指出，如果自己能够胜选，将带领新内阁调整藏人行政中央的政策。李科先表示，作为流亡团体，藏人行政中央的工作重点在外交事务方面。然而，现在很多国家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而试图歪曲西藏问题的本质，他认为藏人应该主导西藏问题的发言权。李科先说，美中两国可以说主导着当今的世界，在中国的强大经济前，美国等国试图将西藏问题简化成达赖喇嘛尊者个人的问题。而去年美国公开宣布支持中间道路政策，他们的这种认知，是在忽视境内藏人的痛苦，以温水煮青蛙的手段削弱西藏问题的影响力，因此，藏人应该主导西藏问题的发言权，阐明西藏问题的本质。
李科先的高调参选，结束了西藏流亡社会“选人”的时代，开始步入西方式选政党，选观点的民主选举制度，这也表明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代人的结束，它同时开启了西藏复国运动的大门。
小结
30多年来，西藏人民聚集在达赖喇嘛中道路线的旗帜下，渴望得到中国的正面回音，达赖喇嘛的友谊之手苦苦伸了30多年，直到今天，不但仍然空空无果，中共当局还胡说什么“达赖喇嘛的‘中道’路线是分两步实现‘西藏独立’的第一步”。这不仅是对达赖喇嘛的极大侮辱，也是对佛的莫大亵渎。因此，达赖喇嘛失望了！西藏人民失望了！！西藏的朋友们也失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