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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感谢选民支持时,形容这是“得到了强有力的委托”。

新加坡大选在“9.11”尘埃落定,执政的人民行动党自上届大选创下60%的得票率后,强力“触底反弹”,以近70%的得票率横扫新加坡国会90%以上议席。许多笃信国际政治潮流走向自由化的观察家都惊诧莫名。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感谢选民支持时,形容这是“得到了强有力的委托”。对于不熟悉新加坡政治语境的人,未必能体会“委托”两字的沉重。

新加坡式的“委托”是什么?如果换成“执政合法性”的说法,虽然未必准确,但能让各方都比较容易理解。

尊父的东方新加坡

新加坡的基层民众与新加坡执政党领导人,特别是李光耀的互相关系,是颇带着东方“尊父”色彩的,和二战后就把邱吉尔选下台的英国民众所认知的根植于“弑父”文化中的民主文化完全不同。

新加坡的选民的托付心态,这与新加坡本身独特的艰苦建国历程、恶劣的地缘政治环境以及政治强人李光耀带来的优异政绩有莫大关系。

当年,新加坡从马来亚联邦被一脚踢出,连性格悍勇如铁的李光耀不禁潸然泪下的一幕,已经成为所有新加坡人心中共同的记忆。在毫无资源的条件下独立建国,面对的艰难痛苦和彷徨无助,令李光耀和新加坡的建国一代均有必需“共体时艰”的认同。人民把国家的未来托付了李光耀带领的人民行动党,人民行动党必须以优异的政绩回报给民众。

在当年严重的生存危机意识下,其政治领导人和当年受教育不高,对国家前途忧心忡忡的基层选民们达成了一种托付。选民们对政府的要求更多集中在国家富强、生活安定上,李光耀通过强力的执政手段和正确的经济政策,达成了给选民的经济成长、生活安宁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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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当年,新加坡从马来亚联邦被一脚踢出,连性格悍勇如铁的李光耀不禁潸然泪下的一幕,已经成为所有新加坡人心中共同的记忆。

诚然,铁腕统治造成了小部分新加坡人离乡背井或者痛苦生存,但绝大部分新加坡人享受到了优异政治人物带来的奇迹式的政绩,飞速成长的收入水平、国家提供的廉价优质住屋、廉洁高效的政府、花园城市的环境等等,均让人民和执政党之间在过去50年来信任深厚。

虽然新加坡有不少反对党,但在执政党优异政绩的彰显和铁腕手段的钳制下,反对党往往没法对行动党作出有效的根本性的攻击。且看这次新加坡大选中,反对党民主党提出了“削减国防预算”、“最低工资”、“提税搞健保”等政策提议被选民们嗤之以鼻,就知道极度理性的新加坡选民对自身国家的情况有着深刻的认知,深切认同执政党财政政策的谨慎方向,拒绝了福利国和民粹主义的诱惑。

“一党独大”非“一党专政”

许多到新加坡访问学习的中共官员在与我闲谈时,常常问及“新加坡的一党专政是如何造就经济奇迹的?”我都会澄清说:“首先,新加坡不是‘一党专政’,而是‘一党独大’。其次,你们把因果搞反了。尽管当年行动党上台前有许多的政治斗争手段,但不能否认,执政党在执政期间优异地完成了他们对选民的承诺才是奠定一党独大的根本因素之一。”

如果行动党年薪百万美元的执政精英一旦犯错,辜负了新加坡人的信任和托付,新加坡选民的生活不能再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或者甚至滑落,那么选民也必然拿出选票惩罚拿着高薪的行动党精英。

上届大选,反对党在行动党的基础建设与移民政策脱节造成的各种社会问题上对执政党穷追猛打,民间对于外来人口过多和其他施政失误的不满情绪造成大量选票向反对阵营倾斜,行动党的得票率创下了60.8%的新低。

当时李显龙也前所未有地放软身段道歉,说政府的政策偶尔会有偏差,但会竭尽所能去纠正。

你做得差,人民用选票甩你耳光,叫你道歉。你振作起来,检讨政策,沟通选民呼应他们的需求,赢回民心,于是人民用高票给你托付。这就是执政合法性。

中共执政合法性

忽然想到,在新加坡大选前两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会见外国前政要及知名学者时也提到了中共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源自于历史,是人心向背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

其实,翻遍历史,哪个执政党的上台过程不是源于历史……但中国有中国独特的历史。新加坡有新加坡独特的历史、美国、英国、俄罗斯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每个执政党上台可以套用“人心向背”说,这一点并不出奇。

王岐山说的另外一句倒是与新加坡的执政党不谋而合,那就是:执政党的使命决定了必须从严治党,执政党对人民的承诺就是它的使命。要兑现承诺,执政党必须对自身严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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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中国的新一代领袖发动了反腐运动,薄、周、令、徐、郭等巨虎纷纷落马。不少观察家认为这与中共的内部斗争有关。

要求党员穿一身白衣的李光耀,坚持从严治党可谓世界闻名。虽然近年来高级公务员接受贿赂或者性贿赂的案子仍然时有发生,但一旦被贪污调查局查到曝光,电视报纸肯定连篇累牍地“游街示众式”报道,马上就能毁了高官的名誉和宦途,让他在社会上从此抬不起头来。李光耀对手下的政治洁癖,塑造了新加坡人对政治候选人的口味。正直和诚实的人品,往往是被民众认可的首要条件。

在去年的世界最廉洁国家排行榜中,新加坡名列第七。

中国的新一代领袖也发动了举世瞩目的反腐运动,薄、周、令、徐、郭等巨虎纷纷落马。尽管不少观察家认为这与中共的内部斗争有关,但不可否认,中共新一代领导人确实对腐败问题深感头痛,采取前所未有的强力手段涤荡红色江山,以顺利达到执政百年的抱负。

但目前进行了两年的强力反腐正在面对强力的反弹,各类反对势力开始合纵连横共同抵抗。想必王岐山在说着从严治党的时候,对于中国在世界廉洁国家名列第100,和阿尔及利亚和苏里南为伍的严峻事实也深感任重道远,压力山大吧。

新加坡和中国的异同

新加坡和中国的人口基数、发展程度等等国情天差地别,政治体制和执政合法性的讨论还是要顾及这些。中共的上台执政是通过了艰苦卓绝、尸山血海的内战站稳了脚跟,这可以说是通过土改获得好处的中国农民以血肉对共产党投下的赞成票。但毛泽东发动文革等等严重削弱了中共执政的基础。幸好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才让中共在国计民生上展现出执行力和推动力,对执政基础做了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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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新加坡和中国最大的不同是,新加坡人民也可以通过五年一度的大选,以手中的选票,表达对执政党的满意程度;一党独大的人民行动党也可以通过五年一度的公开大选,检验、检讨自己的施政方向、理念,改正失误,调整方向,重新前进;反对党也可以通过大选,检验自己的实力,调整方向,攻击行动党的疏漏。

这届大选就是明证。

个人认为,如工人党秘书长刘程强那样的反对党“潮州怒汉”,亦是新加坡的幸运。尽管势单力孤,他坚持在国会的公开辩论中发出不同的声音,敲打执政党的施政,终于在上届大选攻下一个集选区,这届大选守住成果,殊为不易。

但在没有大选制度、没有实际的反对党的中国体制下,执政党如何清楚地表达对人民的承诺,以及人民如何表达对执政党施政的满意度的公开沟通机制至今付之阙如。

当然,新加坡和中国还是有一点相同之处。无论因为什么历史原因,两国都是除了执政党,没其他人能接得了盘。这一点,执政党知道,人民也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