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波兰影片《卡廷惨案》中的一句对白。

这部取材于真实历史事件的影片,描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波兰那一代人的悲剧。1939年,苏联入侵波兰,一大批波兰军人,准确地说,是12000名波兰骨干军官落入了苏联军队的掌控,最后被残杀于卡廷森林,不幸全部变成了\”斯大林主义\”的牺牲品。由于种种原因,这段历史曾像史上众多惨案一样,被人为地篡改和刻意隐瞒,并险些成为无法破解的历史悬案。

1943年4月13日,纳粹德国宣布在卡廷森林发现了大量被害的波兰军人尸体。苏联对此急忙矢口否认,并组织反调查,煞有介事地一口咬定大屠杀系德国侵略者所为。

影片中有一组镜头让生活在中国的我也似曾相识。苏军占领下的一位波兰教师出于恐惧心理,在面对一位勇敢的学生在毕业登记表上填写屠杀真相时,竟然完全不敢回应,甚至违心地坚持用自己都不相信的谎言搪塞那位直面真相的学生。因为当时在苏联占领军的白色恐怖下,大多数波兰人确实选择了顺从。这一点也与六四后大多数中国人的选择不期而遇,当波澜壮阔的八九民主运动遭到血腥镇压后,许多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最终也聪明地选择了顺从,当然包括我自己,至少在外在形式上是不由自主地选择了顺从。

尽管如此,历史毕竟不是一个可以任凭大人打扮的小女孩。

1992年10月14日,俄罗斯总统密档在尘封近半个世纪之后,终于揭开了那一层神秘而残忍的面纱。于是,一个关于1940年春苏联内务部在波兰卡廷森林大规模屠杀波兰人、并将罪名嫁祸到纳粹德国头上的全部真相终于被披露出来,从而引起波兰上下的极大震动……1990年4月18日,在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访问苏联之际,苏联正式承认对卡廷事件负全部责任。至此,前苏联当权者坚持半个世纪的弥天大谎终于被戳穿。隐藏了半个世纪的卡廷事件真相遂大白于天下。原来,枪杀成千上万名波军战俘的人,并不是苏联一口咬定的德国法西斯,而是苏联自己。

随着原苏联的解体,叶利钦决定将这卷密档第一卷副本转交给波方。在1992年10月14日举行的转交仪式上,当波兰总统瓦文萨手捧密档,不禁语音嘶哑地说,他\”感到全身颤抖\”。

然而给我更大\”颤抖\”的是,影片最后那段长达五分钟的血腥镜头。

一车车满载波兰军官的囚车被运送到卡廷森林的深处,紧接着,打开车门,一个个俘虏被逐一拎下车来,然后被一左一右两个苏联士兵迅速架到早已填满同伴尸首的大土坑前,然后刽子手把手枪顶在受害者的后脑勺近距离地射杀,一个接着一个,瞬间血溅前额。在残杀过程中,每一个刽子手似乎都没有丝毫犹豫不决的表现。简直就像一架高速运转中的杀人机器一样,有条不紊地\”处理\”着待宰的牲口。那么恐怖、那么真实、那么简单!杀人场景血腥得令人窒息,震撼得让我木然无语,仿佛时间在那一刻顿然凝固。

从解密的档案得知,大规模屠杀的理由竟然是:苏联政府认为波兰战俘是一个大包袱,遂决定一次性处理掉波兰战俘中的军官。但这些军官甚至不是战俘,其中大部分是预备役人员,很多根本就没和苏军交过火。

毫无疑问,卡廷大屠杀是二战期间最为恶劣的战争罪行之一。但是,这桩罪行却被掩盖了半个世纪,更成为波兰民族近代史上最惨痛的一种历史记忆。

人,确实是最残忍的动物。影片仿佛不仅仅要把这样一个惨痛的历史事实重新讲给人们听,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揭示人性的残酷和冷血。

解密的历史档案已经证实,这是一起由斯大林亲自下令而导致的世纪罪案。在这部影片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斯大林——这个所谓波兰人民的\”救星\”其实与希特勒毫无二致。斯大林自己在本国发动的四次残酷、血腥的\”大清洗\”就曾使总数约2200万无辜的苏联人死于非命。用他的继任者赫鲁晓夫的话来说,

 原来\”我们伟大的父亲和领袖\”,竟是一个双手沾满自己人民鲜血的刽子手、独裁者和暴君。

然而,斯大林这个杀人魔王的画像至今仍然高悬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这不仅是对文明世界,也是对中国政府——一个已经承诺保障人权、倡导和谐的无情讥讽,更是对所有善良正直心地的侮辱。

掩饰真相,似乎是一切独裁统治者赖以为继的求生法宝。电影《卡廷惨案》展示的最重要的铁证是受害者的日记残页。正是那本从尸堆里偶然发现的染血纸片,才让当时竭力掩饰的苏联政府不得不在血的事实面前俯首称臣,彻底失去了抵赖之力。
想当年毛泽东一手导致的大饥荒,让三千多万人死于非命。这一惨剧直到今天仍然是官方刻意保持沉默的敏感话题。难怪坊间有个说法,全世界统治者中,双手沾满共产党员鲜血最多的,并不是像希特勒、蒋介石这样大大小小的\”反动分子\”,而正是那个各族人民的父亲,一切科学的泰斗。

卡廷惨案让我们再一次认清极权制度的残忍和谎言。

由此我想到19年前发生在中国但至今中国政府讳莫如深的六四惨案。与当时的苏联独裁政府一脉相承的是,在这19个年头里,中国政府也是失口否认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人\”。而且与当时苏联占领军在波兰所施行的高压政策一样,中国人民、中国所有的传媒都不仅不允许提起六四,而且死亡数字更是绝对的政治禁忌。虽然当时西方各国报道的死亡数字不一,但我相信绝不至于如中国政府发言人袁木所称,全副武装的\”共和国卫士\”伤亡人数比手无寸铁的平民还要多得多。

无论如何粉饰,谎言终究只是谎言,真相总会重现人间。历史终有一天会像这部波兰影片《卡廷惨案》一样,还原它应有的历史真相。虽然李鹏之类\”现在不说\”,国家也不说,公民更不允许说,但历史终会告诉我们,血写的历史不该忘记。这是谁也无法扭转的规律。当未来民主中国实现之日,一定会有一部如《卡廷惨案》那样以六四屠杀真相为史料的历史影片诞生在世人面前。这显然是可以预见的未来。因为我无法相信,真相会尘封于永久。

19 个年头,虽然在被迫遗忘的高压环境中悄无声息地过去了,然而,纵然再过去190年也无法令我改变初衷。我心中的六四,并不是为当年某个特定的英雄而定格,而是为着那天凌晨的枪声响后,心中所埋下的不熄火种——民主、自由、人权、尊严的理想。

今年的\”六四\”,不消说当局依然会想尽一切办法\”维护稳定大局\”。但实际上,当局大可不必那么紧张了,因为现实中的热血男儿已然不多,甚至到那一天能有意识地记起这个不寻常的日子的人,也可预料会少之又少。但它在我心中,却始终占据着无法替代的位置。哪怕世间只有三两个人还愿意谈起、忆起,我都会为此升起一种引为知己似的激动。我知道,这已经成为我生命中挥之不去的意识情结。它将注定伴随着我余下的岁岁年年。

我愿意理解现中共现政府在这件事上所扮演的尴尬角色。因为现任领导人多少得益于这种极权体制的恩惠。如果不是这种体制,他们也不可能在广大民众无权参与选票的情形下粉墨登场。何况他们与那场惨案的责任人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牵扯。因此,过于天真地奢求现任领导人背弃前一任或再前一任的政治遗产,岂不是有点太难为他们了?

但从我——一个普通平民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当今的中共领导人在客观上完全有条件成为一个开创历史新纪元的伟人。只有他有政治远见、有非凡的勇气和道义担当,他就完全可以拥有改变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机会。恰如当年台湾的蒋经国先生一样,首先从开放党禁、言禁做起,脚踏实地地开启政治体制改革的新局面。

但我知道,这不过是一相情愿的主观设想。在现在当局对政治异见空间形同铁桶的管制和对异议人士的残酷打压中,我已完全看不到,至少从现任中共领导人中看不到有任何开启新政的蛛丝马迹。

然而,我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预感,那就是,将来中国的政治突破口,很可能迟早第一个信号就落在对六四的正名上。未来的执政者只要跨越了这个障碍,那么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难题也就不难出现迎刃而解的希望。

《卡廷惨案》中我只记住了这句台词:\”我们为什么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这也许与我们\”为什么要向强权下跪\”的灵魂拷问一样有异曲同工之妙。是的,我们为什么会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这与其说是一个哲学命题,不如说是一个现实如我般的生命拷问。虽然我无力回答这一质问,但索尔仁尼琴从另一个侧面告诉了我们大多数人的生存态度,那便是\”容忍谎言就等于自动强化暴政。\”
大概正是因为我们被动地容忍\”极少数\”人的作恶,所以大多数人才不得不生活在这样一个罪恶的世界罢。

\”我们为什么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

不仅因为我们生活着的这个时代,是\”一个有罪恶,却无罪感意识;有悲剧,却无悲剧意识的时代。\”而且因为\”世界上总是有那种以暴力占领公权力而压制公民自由以满足自己极度的支配欲表现欲享受欲的狂人;总是有那种被动茫然不知自己是自由人而\’百分之百\’拥护极权者跟在他们屁股后面高喊誓死保卫祖国却实际上保卫奴役自己的制度的那些人。\”

作为容易忘却伤痛的中国人如我辈凡夫俗子,伤痛之处不光是在于肉体屠杀本身的残酷,更在于受害者在侥幸逃过一劫后,在精神上仍不得不忍受谎言或奴役的蹂躏,乃至不自觉地戴着无形的镣铐和凶手痛苦而无言地共舞。

谨以此文纪念\”六四\”19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