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全国国际事务民主学会
作者：肯尼思·让达(Kenneth Janda)
规定型
规定意味着发出命令，指示。医生开出医疗处方来治疗疾病；国家政府制定出政党法来治疗他们所认为的政党在运转方式上的不当之处。在极端的情况下，规定型政党管制让政权可以吹嘘它们有多党制，同时却控制着政党的组织和行为。
当然，各国政府在制定政党法时不需要把规定模式发展到极端。本文将提供规定模式的极端形式的例子，然后考虑实行适度的规定模式的国家。我们这里所使用的方法包括只在政党法数据库中国家宪法的范围内搜索政党/组织等词条。本文首先注意宪法中关于政党组织的规定，这构成了最持久和权威的管制方法。
数据库中包含了42个关于政党组织的宪法规定的词条。只有四个词条来自西欧国家的宪法——德国、西班牙和葡萄牙(2条)宪法。没有一个欧洲国家的宪法详细地对政党组织进行规定，但德国和西班牙都要求政党根据“民主”的原则来运作。这虽然不是无足轻重的规定，但也不是明确而详细的规定。德国和西班牙的有关条款已在专栏8中给出。
葡萄牙宪法对政党组织做出了更加详细的规定(见专栏9)。它不仅要求政党显示出“民主的组织和管理”；还限制政党可以如何命名和可以使用什么作为政党的标志（原注42）。
对西欧国家宪法中关于政党组织的条款进行的评估可以得出两个主要结论：(1)在宪法层面上处理政党组织问题的西方国家相对较少；(2)少数国家适度地在宪法中对政党组织做出了规定。事实上，适度也是其他38个关于政党组织的宪法规定中大部分规定的特征。上述38个国家中，所有11个拉丁美洲国家的规定都与德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规定类似。多数国家——甚至那些处于民主发展的转型阶段的国家——都不用宪法来规定政党应当如何组织。
但少数发展中国家利用其宪法来对政党的组织和行为进行微管理。例如，考虑尼泊尔、利比里亚和尼日利亚的宪法。尼泊尔1990年的宪法（见专栏10）规定的政党登记规则中包括政党领导人的姓名和地址，要求至少每5年选举一次官员，还限制政党能够使用哪些名称和标志。
利比里亚1984年宪法中的两个条款(见16页专栏11)甚至更加详细地规定了政党必须如何注册，如何命名，地点在哪里和什么时候必须选举党内官员。
尼日利亚宪法在若干条款中论述了政党。如17页的专栏12中所例证的，某一条款 (《政党组成的限制》) 要求政党官员的姓名和地址要在全国选举委员会登记，党章的任何变化都要在30天内报告给选举委员会，政党总部必须设在联邦首都区。它还禁止政党使用任何与民族、宗教和地区集团有关的名称或标志。另外一个条款规定政党官员要定期选举（至少每4年举行一次），政党官员必须来自至少三分之二的联邦州。
当然，尼日利亚宪法中的这些条款反映了该国多数团体之间强烈的民族(部族和宗教)差异，这些团体主宰着尼日利亚三个区域：北方的豪撒/富拉尼、西部的约鲁巴和东部的伊博。正如《中央情报局世界概况》（CIA World Factbook）中所描述的：
在这些地区出现并且控制着这些地区的主要政党是以这些团体为基础组建的。由于区域自治，主要团体成为了联邦的大“股东”。因此权力分享和政治算计就集中于确保这些团体之间的权力平衡（原注38）。
因此，宪法制定者试图确保各政党必须在政党政策中把民族利益和鼓励合作的兴趣结合起来。正如Benjamin Reilly写到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都赞同这种政治工程，这种政治工程能够抑制民族政党的成长，并且鼓励“基础广泛、综合性、多民族”的政党，以避免不同种族之间的暴力（原注39）。
无论促使尼日利亚宪法中有这些规定的原因是什么，专栏12中的例子——以及专栏10和专栏11中关于尼泊尔和利比里亚的例子——例证了国家可以如何通过宪法来塑造和控制政党。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政府并不是用宪法来规定政党的行为，而是通过立法机构制定的成文法——往往是通过专门的《政党法》——来进行。
数据库在“专门政党法”之下包含117个词条——管理政党的成文法。这些词条中有13个规定了政党应该如何组织——往往是以非常详细的方式。例如，《1964年德国政党法》(1994年修订)详细地对政党组织作出了规定。Wolfgang Müller认为德国是“政党法最适当的西欧国家”（原注40）。德国《政党法》数据库中关于政党/组织的唯一词条（本文未显示）中包含了11条共2000多字的内容。具有高度的规范性。
由于现代德国政党政治很有活力，德国对政党组织和活动事无巨细的国家规定显然没有阻碍强大而民主的政党的发展。然而，人们可能会对约旦、也门、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等国严格的国家规定对政党的组建和运转的影响感到奇怪。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在2003年的自由之家评级中被评为“自由”国家，但这些国家都详细地规定了政党的组织和运转。让我们更仔细地看一下《约旦1992年政党法》（Jordanian 1992 Political Parties Law）的一些条款(见下页专栏13)。
专栏13中的第4条说：“根据本法之条款，约旦人民有权组成政党并自愿加入。”这些规定十分具体(见专栏13第7条和第22条)。约旦政府要求（包括）：(a)政党所有支部办公室的地址；（b）“建立政党层级、选择领导人、规范与其成员的关系的程序”的知识；(C)关于“任何层级的财政和管理能力”的报告；(d)把“党员的姓名、地址和居住地”以及“领导层的决策”记录存放在政党总部和 (e)“政党的财政收支的详细记录”。
人们可以说，《约旦政党法》(专栏13)——和这里没有举例说明的也门、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的《政党法》——并不比《德国政党法》或其他先进民主国家的类似法律更详细。然而，发达民主国家和转型民主国家的《政党法》依其何时创立和由谁创立而有很大差异。《德国政党法》在有政党政治经验仅仅35年之后就得以通过，其创立过程有着许多有活力的政党的参与。虽然德国法律规定了政党的做法，但它有效地承认了有竞争力的政党已经确立的做法。在这一点上，它的通过更符合促进模式而不是规定模式。因为强大而独立的政党没有设计约旦、也门、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的政党法，所以独裁统治力量就有更多的自由来规定政党应该如何建立和组织。
专栏8：对政党组织进行规定的宪法——德国和西班牙
德国，第21条
（1）政党参与人民政治意志的形成。政党可以自由成立。其内部组织必须遵循民主原则。政党必须公开说明其财产及其资金的来源和使用。
西班牙，第6条[政党]
政党表达了民主多元主义的思想，有助于民意的形成和表达，是政治参与的基本手段。政党按照宪法和法律自由成立和从事活动。其内部组织和运转必须是民主的。
专栏9：对政党组织进行规定的宪法——葡萄牙
第51条：政治团体与政党
（3）在不损害其纲领之下的哲学或意识形态的情况下，政党不得使用包含与宗教或教会有直接关系的表达的名称，不得使用可能被误认为是国家或宗教象征的标志。
（4）不得以暗示与宗教的联系或宗教活动领域的名称，或以此作为所陈述的目标来建立政党。
（5）政党必须根据透明、组织和管理民主化，以及所有成员的参与的原则来管理。
（6）法律应该设立关于政党财政的规定，特别是与国家资助的要求和限制有关的规定，以及与其财产和账目有关的公开性要求。
专栏10：对政党进行微管理的宪法——尼泊尔
第113条：为作为政治组织和政党参加竞选而获得国家承认的登记要求
（1）任何为了选举的目的而希望获得选举委员会承认的政治组织或政党，应该要求其依照该委员会所确定的程序，到选举委员会办公室登记其名称。所提交登记的申请书中应包含关于如下问题的明确信息：有关政治组织或政党的名称，其执行委员会或其他任何此类委员会的成员的姓名和地址，提交此类申请时应同时提交该组织或政党的规章和宣言。
（2）除了本节中所包含的事宜之外，依照以上条款（1），政治组织和政党要取得登记资格，还需符合以下条件：
（a）政治组织或政党的章程及规章必须是民主的；
（b）政治组织和政党的章程或规章中必须规定：担任组织或政党官职者至少每五年选举一次；
（c）必须遵守第114条的规定；
（d）在众议院选举中必须至少获得的全部选票的3%：
（3）如果任何尼泊尔公民在成为该政治组织或政党成员时，受到基于宗教、种姓、部族、语言或性别的歧视，或者该政治组织或政党的名称、目标、标徽或旗帜有宗教或社区性，或倾向于分裂国家，选举委员会将不予登记。
专栏11：对政党进行微管理的宪法——利比里亚
第79条
除非符合以下条件，否则任何团体无论其名称如何，都不能作为政党来运转，任何公民也都不能在公职选举中成为独立候选人：
a.团体或独立候选人及其组织符合选举委员会制定的最低登记要求并进行了登记。登记要求应包括向选举委员会提交一份该团体的章程和独立候选人及其团体的方针，以及关于团体及其官员或独立候选人及其组织的官员的姓名和地址的详细说明，并且满足规定本条 (b)、(c)、(d)、(e) 款的规定。选举委员会对任何团体或独立候选人及其组织进行的登记，应属于所登记的机构或候选人及其组织法人，该法人有资格拥有财产——包括不动产、动产或混合性财产——起诉、应诉和持有账户。选举委员会拒绝给某个申请人登记或没有予以登记，申请人可诉至最高法院；
b.团体或独立候选人组织的成员资格对所有利比里亚公民开放，无论其性别、宗教或种族背景如何，除非宪法另有规定。
C.团体或独立候选人及其组织的总部位于：
i.有关团体或独立候选人试图竞选总统或副总统时，总部应位于共和国首都；
ii.独立候选人试图竞选参议员时，总部应位于县总部；
iii.候选人试图竞选众议员或其他任何公职时，总部应位于选区中的选举中心。
d.团体或独立候选人及其组织的名称、目标、标志或口号不能有任何宗教涵义或分裂性的种族主义含义，团体或独立候选人的活动不得限于特定的团体或——如果是团体的话——利比里亚的特定地区。
e.政党的章程和规章必须遵守本宪法的规定，官员和管理机构的民主选举至少每六年进行一次，确保官员选举来自我国尽可能多的地区和种族分类。政党章程和规章的所有修订应在修订生效后十日内到选举委员会登记。
专栏12：对政党进行微管理的宪法——尼日利亚
第222条：政党组成的限制
除非符合以下条件，否则任何团体无论其名称如何，都不能作为政党来运转——
（a）其全国性官员的姓名和地址在国家独立选举委员会（Independent National Electoral Commission）进行了登记；
（b）该团体的成员资格对所有尼日利亚公民开放，无论其出生地、出生条件、性别、宗教或种族分类如何；
（c）其章程的副本应以国家独立选举委员会所规定的形式在国家独立选举委员会的总部登记；
（d）对已经登记的宪章做出任何修改，亦应于做出修改的三十日之内在国家独立选举委员会总部登记；
（e）该团体的名称、象征或标志不得包含任何种族或宗教涵义，或给人以该团体的活动只限于尼日利亚部分地区的印象；
（f）该团体的总部位于联邦首都区阿布贾。
第223条：政党章程和规章
（1）政党的章程和规章应——
（a）规定在民主的基础上定期选举主要官员及执行委员会或政党的其他管理机构的成员；
（b）确保执行委员会或政党的其他管理机构的成员反映尼日利亚的联邦特征。
（2）为实现本章节的目的——
（a）只有在定期选举的间隔不超过四年时，政党官员或执行委员会成员的选举才应被认为是定期举行；
（b）只有在其成员属于不同的州，占所有联邦州（包括联邦首都区阿布贾）的三分之二以上时，执行委员会成员或政党的其他管理机构的成员才应被认为是反映了尼日利亚的联邦特征。
专栏13：用政党法对政党组织进行规定——约旦
第4条
根据本法之规定，约旦人民有权组织政党并自愿加入。
第7条
A.建立政党的申请书应由创办者签名并提交给部长，还应附有下列信息和文件：
1.由创办者签署的政党大纲的副本三份。
2.创办者的名单，分四部分，以及每位创办者的出生地和出生日期、职业、工作和地址。
3.每位创办者的经过验证的出生证复印件，或经过验证的户口簿或个人身份证复印件。
4.每位创办者的无犯罪记录证明。
5.由五位创办者在部长指定的工作人员面前签署的证明书，证明所有创办者的签名和有关信息的真实性。这五位创办者应在证明书中详细说明可以投递该部所发出的文件、通知或信函的地址或选定的居住地点。
B.指定的工作人员应发出收到建立政党申请书的通知，说明申请提交的日期和所附的信息和文件。
第22条
政党应在其总部保留下列记录和陈述：
（a）政党大纲。
（b）政党成员、创办者和领导层成员的姓名、地址和住所。
（c）领导层历次决定的记录。
（D）政党收支的详细记录。
政党法中的背景因素和关键问题
在某个国家活动的政党的类型和该国政党政治的性质严重依赖于管理政党和政党政治的法律框架。Wolfgang Müller在撰写关于制度在政党变化中的作用的文章时认为，国家管理政党的法律构成了
国家干预政党的最直接形式。原则上，政党法要求政党满足的特定条件涉及“内容”（如党内民主，接受民主秩序) 和“形式”（如成文的政党法，最低的活动程度）（原注41）。
在承认政党法的力量的同时，人们还必须考虑到构成其设计和实施的条件的背景因素和关键问题。本部分利用了上面所列举的关于政党法的五个类型的信息，讨论了这些模式对不同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的相宜性。
公民条件：国家为政党法做好准备了么？
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多数先进民主国家中的现代政党制度先于政党法产生。这些国家的宪法通常没有提到政党，当宪法通过时，政党或者是尚不存在，或者仅仅是萌芽。此外，这些国家通常只有在政党形成、成长壮大并参加政府之后才管制它们。制定政党法之后，国家可以通过政党法来支持竞争性政党制度，但国家或统治者不可能通过立法或命令来创造一个独立的竞争性政党制度。
为了说明即使是有很强能力的国家在从无到有建立一个竞争性政党制度上也会遇到限制，让我们考虑一下20世纪50年代中期巴列维国王（Muhammad Reza Shah Pahlavi）统治下的伊朗的例子。当时西方领导人欢迎现代化的伊朗国王。他制定了一些经济改革措施，提高了妇女的地位，全面遏制了宗教领袖的权力。尽管伊朗有一个议会，但伊朗国王实行帝王统治，而他的国家缺少能使其西方盟友更加接受其统治的民主外衣。正如我曾经写到的：
到了1957年，国王决定，国家需要稳定的两党制，他资助了两个政党的创立。他邀请当时的总理Manuchehr Eqba组建了一个政党，称为国民党(MELLIYUN)，又鼓励前总理阿萨杜拉•阿拉姆（Assadollah Alam）组建了另一个党，称为人民(Mardom)党。这些政党主要吸引了精英成员，在伊朗议会(Majlis)之外的渗透力很小。然而，两党在1960年的选举中发生了争论，该选举因为当时掌管政府的国民党代表被指控舞弊而被取消。1961年的第二次选举也被取消，因为国王对把伊朗政治塑造成仿照英国两党模式的尝试感到失望，并且解散了议会（原注42）。
国王在20世纪60年代与两党制的调情，以了解到政党竞争可以是肮脏和不可预测的为结束，即使是从政府内部创造出来的政党也是如此。根据Ingrid van Biezen的观察，今天正在民主化的国家中的许多政党在它们“在公职岗位上从党内被创造出来”之前“几乎没有在当地存在过”或“在组建之后几乎立即就获得议会代表权（往往还能获得政府责任）”（原注43）。在政治生活中，每个组织都是所有其他组织的对手。一旦形成，政党就不鼓励竞争对手的存在。
创建政党是一桩有风险的生意，生意这个比喻是有启发性的。事实上，Issacharoff和Pildes根据这些判决是促进还是阻碍党派控制政府的“市场”来评价法院关于政党管制的判决（原注44）。经济企业家在创办一个不能收回投资的公司时，会招致财务损失，而政治企业家在创办政党时既会招致经济损失，也会招致政治损失。除了金钱上的风险之外，政党的创办者还冒着失去名誉甚至遭受政治报复的风险。创办企业和组建政党之间还有其他类似之处：就像全面而事无巨细的政府管制可能会阻碍经济企业家成立、建设和发展他们的企业一样，全面而事无巨细的政党法也可能会阻止政治企业成立、建设和发展政党。
因此，一个正在向民主转型的国家在起草政党法之前，人们应该问一问：“这个国家和它的政党为政党法做好准备了吗？”Simon Chesterman告诫说，发展中国家在武装冲突结束之后不久举行的选举可能会产生这样的政党：“它们主要是——有时仅仅是——向当地精英提供获得执政权力的机会的媒介。这样的政党可能比对原来从事武装冲突的武装集团进行重新包装强不了多少（原注45）。”但是，没有政党的治理不是答案。Chesterman警告道，在那种情况下，“政治生活完全被有关的精英人物主宰：这就是‘无政党的民主’的危险，就像我们在约韦里•穆塞韦尼（Yoweri Museveni）的乌干达所看到的一样”（原注46）。
法律的层次：从上层开始？
假定一个国家有着年轻但富有活力的多党制度。再假定那些掌权者或那些能施加外部影响者发现它们太有活力了。也许这些政党在竞选中不太斯文；也许是瓜分大众选票的政党太多，以致于没有一个政党能够达到议会多数，这使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成为不可能。如果人们决定需要有某种法律来提供秩序，这部法律应该在什么层次上制定？政党法应该以宪法还是立法机构制定的成文法的形式颁布？
数据库显示，许多国家用宪法作为政党法的表现形式，相当详细地规定了政党的组织和行为。由于修改宪法远比修改成文法困难，把政党法置于宪法之中所产生的严格管制可能会把政党和政党制度冻结成笨拙和功能不良的状态。如果需要政党法的话，立法机构制定的成文法提供了比宪法更灵活的承载所需的管制的媒介。
政党的类型：聚合还是表达利益？
政党学者往往是用“聚合”和“表达”的术语来描述政党的功能，却不清晰说明其含义。例如，Gunther和戴蒙德谈到政党是“利益表达和聚合的媒介”，但其后仅把利益聚合列为政党的七个关键职能之一（原注47）。需要仔细考虑这些经常相互联系但很少做出区分的概念之间的差异。
表达利益意味着清楚地表现。聚合利益的意思是集合和平衡不同的（经常是相互冲突的）利益。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的政党一般是聚合不同的利益，而不是表达特殊的利益。政党与利益集团的区别一般在于它们是聚合而不是表达利益（原注48）。然而，有些政党(如欧洲绿党和宗教党派)比其他政党更加注重利益表达而不太重视利益聚合。尤其是民族政党，它们被认为把表达民族利益放在社会关切前面。这就解释了为什么Reilly会写到：“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同样常常发现，在脆弱的多民族国家中，如果要避免族际冲突和巩固和平的民主政治程序，就需要建立基础广泛的、聚合性的多民族政党”（原注49）。民族政党助长国内动荡，危及民主制度，是比较政治学中流行的观点（原注50）。
但是也有相反的观点，这些观点经常与阿伦德•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看到了民族政党的民主潜力。利普哈特赞成民族团体在政府中得到直接代表的“协和式”民主（原注51）。最近，Kanchan Chandra主张，如果政治制度设计得合适——例如，保证整个公共政策环境和政府层面上的民族认同的变化——民族政党就可以支持住民主（原注52）。另一些更直接地参与了多民族国家的民主促进工作的人也主张，在有些情况下民族政党是不可避免的。在谈到当今的伊拉克正在制定政党法时，默顿•阿布拉默茨（Morton Abramowitz）写到：
对于起草委员会的成员们而言，本能的反应可能是推动禁止宗教性政党的立法。但是，直接禁止宗教性政党可能会有增加这些团体的光彩的效果，并且降低新兴的民主国家的合法性。要求所有政党都是世俗政党的法律对该地区来说是不自然的，极有可能被看作是美国政府强加给人民的（原注53）。
这些对政党的利益表达功能的考虑至少应该引导人们重新审视把防止民族政党(如17页专栏12中所引用的尼日利亚宪法)视为纯粹的善的倾向。
政党与总统：它们是不相容的么？
总统职位的权力在各国差别很大。在有些国家，如美国，总统既是政府首脑又是国家元首。在另一些国家，如德国，总统是国家元首(主要充当礼仪性的角色)而不是政府首脑。因此，任何对总统职位的党派性质的分析都需要考虑总统是实际的政府首脑还是只是国家元首。如果总统确实领导由政党组成的政府，人们就会预期总统应该与其政府中的政党有联系。
假如有这种预期，人们就会惊讶地发现：大约20个国家的宪法禁止总统参加政党活动。11个国家的宪法中有这类措辞——阿尔巴尼亚(1998年)、白俄罗斯(1996年)、保加利亚(2003年修订)、乍得(1996)、爱沙尼亚 (1992年)、哈萨克斯坦(1998年修订)、吉尔吉斯(2003修订)、立陶宛(1992)、尼日尔(1999)、土耳其(2002修订)、乌拉圭(1996年修改)——见下一页的专栏14。以上宪法全都包含了几乎全面禁止总统在政府中领导政党的禁令。(1996年孟加拉国宪法〖未显示〗有不同的手法，称总统必须从那些“不属于任何政党或任何与政党有关或隶属于政党的组织”的人中任命顾问（原注54)。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根据总统职位的政府地位对宪法禁令进行的全面分析。但是，乍得和哈萨克斯坦总统既担任政府首脑，也担任国家元首，这两位总统都掌握着巨大的权力。因此，用“国家元首”来为政党禁令辩护并不适用于专栏14中的所有情况。更有可能是恰恰相反，总统没有任何政党角色，反映了一种将总统描绘为“超越”于政党政治之上的浪漫企图（原注55）。(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在任期内采取了这种态度——但结果并不另人满意。）就宪法让政府领导者独立于政党而言，这种法律的制定者否认政党在民主政府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或许立法者看到了这种作用，但不重视它，这甚至更麻烦。
专栏14: 禁止总统参与政党政治的宪法
阿尔巴尼亚，第89条
共和国总统不得担任任何其他公职，不得成为政党成员或进行其他的私人活动。
白俄罗斯，第86条
在整个公职任期内，总统应暂停其政党党员身份或其他追求政治目的的公共团体的成员身份。
保加利亚，第95条
（二）总统和副总统不能成为国民代表或参加其他国家、公共或经济活动，或参加任何政党的领导层。
乍得，第71条
共和国总统的职务与任何其他经选举产生的职务、公职和任何其它专业或营利活动不相容。
总统职务也与党派、政党团体或工团组织中的活动不相容。
爱沙尼亚，第84条
上任后，共和国总统应结束其他所有当选和被任命的权力和责任，在其任期内他或她应中止其政党党员身份。
哈萨克斯坦，第43条
2.共和国总统在其行使权力期间应停止其政党活动。
吉尔吉斯斯坦，第43条
5.在任期内，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统应中止其在政党和政治组织中的活动，直到新一届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总统选举开始。
立陶宛，第83条
共和国总统不能成为议会（Seimas）议员或担任其他任何职务，不得接受任何除了总统薪资和创造性活动的报酬之外的任何报酬。
当选为共和国总统者必须中止其在政党和政治组织中的活动，直到新的总统竞选开始。
尼日尔，第44条
在其职务任期内，共和国总统不得担任政党或任何全国性团体的管理机构的主席或成员。
土耳其，第101条
当选总统如果是政党党员，应切断与自己的政党的联系，其土耳其大国民议会（Grand National Assembly of Turkey）议员的身份应中止。
乌拉圭，第77条
5.共和国总统和选举法院的成员不得属于任何政治委员会或俱乐部，不得担任政党组织的领导职位，也不得以任何方式参加政治选举宣传活动；
政府的类型：议会制还是总统制？
在总统制和议会制之下，政党的运转有所不同。在考虑通过政党法来塑造政党的时候，需要考虑这一背景差异。50多年前，莫里斯•迪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在其经典著作《政党政治》（Les Partis politiques）一书写到，政党受到政府结构的影响，特别是总统制下权力的分割和议会制政府中权力的结合（原注56）。然而最近，David Samuels认为政党学者忽视了这个因素，他写道：
关于政党的比较研究真正开始于西欧的研究，议会制度在西欧占据支配地位，因此宪政结构不是一个独立自变量。因为对政党感兴趣的比较学者在很大程度上以从西欧经验中发展出来的概念为基础，忽视了从美国的总统制中获得的潜在洞察，我们缺乏关于权力分割如何影响政党的一般性假设（原注57）。
此外，许多新兴民主国家采用了总统制的政府形式。拉丁美洲的长期特征是这样，总统制在后共产主义国家和非洲国家中也非常普遍。Terry Clark和Jill Wittrock注意到了在总统制对政党制度影响上投入的“学术注意力程度十分有限”，他们在其欧洲后共产主义国家跨国研究中发现：“强势的总统大大降低了政党为控制立法机构而竞争的动机，因为立法机构或者缺乏对政策制定的控制，或者缺乏对组成和解散政府的过程的控制。”（原注58）其他研究显示了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强势的总统对政党政治的扭曲作用（原注59）。
无论政府结构是总统制还是议会制，对政党内部的权力结构来说都是尤其重要的。在《政党纪律与议会制政府》（Party Discipline and Parliamentary Government）一书中，编者在开头陈述道：“凝聚力和追随者在议会的日常运转中十分重要。在立法机构中保持有凝聚力的投票集团是议会生活中最重要的特征。”（原注60）这把我们带入了党内民主问题。
政党与民主：党际还是党内？
规定型政党法中一个伤脑筋的问题是通过党际竞争和党内民主来实现民主之间的紧张关系。党际竞争的意思是政党之间为了赢得选票以便获得公职而进行的竞争。党内民主体现在扩大——如果不是使其最大化的话——普通党员对公共决策和政党活动的参与的党内程序中。当然，这两者并不必然是相互排斥的，但是基于其他政党向选民提供的东西之间的差距，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去中心要求，以及政党组织在适应环境上的速度有限，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能非常巨大，甚至非常严峻。应该起草既促进党内民主又促进党际竞争的法律么？
政党学者在由于政党发展中的问题而采取的可能促进多样化和权力分散化的离散化改革，和外界对特定形式的党内民主的要求之间做出了区分。实践者希望政党法要求和规定政党应该如何组织的程度，可能不利于政党学者所理解的政党与民主之间的联系——并且有损害政党的适应能力的危险。
结论
本文开始于这样一个问题:“国家应该多么严格地管制政党”？或者用金发姑娘寓言的话来说：“有多少政党法是正合适的”？（原注61）我对各国的政党法如何实施、何时实施的阅读得出了如下结论：
1.在最先进的民主国家中，政党建立和发展壮大，而国家宪法中没有提到政党。
2.即使在今天，许多先进的民主国家也没有以《政党法》的形式出现的、管制政党的总体性议会立法。
3.多数有《政党法》的最先进的民主国家是在其政党已经成熟，有政党参与的情况下制定的《政党法》。
4.相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用政党形成和发展之前撰写的宪法来管制政党。
5.此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制定了详细的成文法来规定新生的政党应如何组织和运作。
6.无论是被纳入宪法还是成文法，规定政党应该如何运转的详细的政党法可能会对新兴民主国家中政党的形成和发挥作用产生寒蝉效应。
7.此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制定了保护业已存在的政党和支持这些政党的领导的成文法。
8.通过根据“规定模式”和“保护模式”制定“太多”的政党法，政府可以阻止政党的建立和控制已经建立的政党的发展。
9.通过根据“放任”模式制定“太少”的政党法，国家有可能遭受混乱的政府中小党过多之苦。
10.然而，拥有“太少”的政党法往往是一种临时情况，很快就会被有政府和较大的政党支持的立法机构所纠正。
11.“放任型”政党法比“规定型”政党法更能鼓励发展中国家政党建立和发展。
政党法学者——既有律师也有政治学家——都对政党管制理论中的规范性问题和经验性问题十分敏感。Magarian对“私权”和“公权”法律理论之间的区分提出了一个规范性问题。他将美国的私权理论
与明确的政党多元化观点联系起来，根据这种观点，主要政党充当了引导利益集团竞争，防止由社会组织的碎片化所导致的冲突或造成多数暴政的调节机制。根据这种解释，主要政党需要从规章中获得大量的自主性（原注62）。
Magarian赞成将团体（公众）利益提高到个体（私人）利益之上的公权管制理论。他会同意更加积极地管理竞选资金，用多党制结束美国的两党垄断。Magarian的观点尖锐地区别于目前美国的政党管制实践和最低管制派，后者在澳大利亚等其他先进的民主国家中也很流行（原注63）。
预测政党将如何影响政党政治的经验性理论也是成问题的。通过回顾在政党制度的“政治工程”上的尝试，Reilly得出结论说：“认为政党是可塑的组织，可以像设计政治制度中其它部分一样设计它，这仍然是有争议的。”（原注64）政党法常常有意料之外的结果，如果不是相反的结果的话。因此，不应放弃通过政党政治来推进民主的尝试，但是必须慎重处理和仔细询问。最重要的是，这种尝试应该尊重希波克拉底关于治疗的建议：“断言过去，确定现在，预知未来……就像对待疾病一样，一定要把这两点作为习惯——有所帮助，或至少不要加害。”（原注65）
附录：政党法数据库（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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