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木 北京传媒学者
 
新闻业界觉得新闻学界的研究脱离实际，学界则批评业界哗众取宠、见利忘义。
 
近些日子，在中国的媒体和新闻学界有一场争论。起因是开会时有媒体人公开批评：新闻学界只闭门研究，很少与新闻业界互动，共同推动社会进步。特别是在媒体记者遇受权力打压的时候，新闻学者并未给予应有的声援，要么不发声，要么挑剔报道的操作问题。
 
此话在新闻业界引发响应。一直以来，新闻业界觉得学界的研究脱离实际、大而不当，学界则批评业界哗众取宠、见利忘义。一个事实是，新闻学者很少为遭受不公的记者说句公道话，与这种冷漠相比，法律界却往往有学界和业界相互声援的事例。
 
而新闻学界的大牛教授们照例默然，他们中的许多人自得自乐于中国主流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根本不在乎传媒技术、媒介生态和读者需求的变化。
 
那么新闻学者到底在干什么？有多少人在关​​心、研究媒体和记者？作为一个参照，看一下公示的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研究项目。在9个新闻传播学重点项目中，前两个分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外传播思想研究」、「习近平总书记的大国传播与公共外交思想研究」。其他也大都是空泛的历史、理论、国际以及政治挂帅的研究，只有一两个和新闻实务沾点边，而新闻实务和媒体、记者的联系最为密切，显然被冷落了。
 
这些项目不能说明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全部，但作为国家级的项目，每一个都有近百万资金的支撑，对新闻学者具有强烈的导向和评价标准。
 
新闻学由于自身的意识形态性，在中国有很强的政治性。这么多年来，不管是指导媒体的喉舌论、导向论，还是三贴近、走转改，新闻学的研究也绕不开政治。
 
从研究来说，可以是中性甚至是正面的，不一定非得批判现实。而从媒体实务来说，好的新闻一定是负面批评、监督、揭露真相、曝光丑闻；好的记者一定从事调查报道，既可以被称为社会良心，也可以被斥为耙粪者，经常具有争议和风险。
 
抛开歌功颂德、旱涝保收的官方媒体，市场媒体和记者的工作，很多都和舆论监督、新闻自由、权利责任、丑闻、财富和权力有关，从记者的职责和媒体的竞争出发，不得不这样做。但学者研究这些，从前面社科基金的导向来看，不光申请不到项目，如果选题敏感，发表论文都很难。不如多写点传播战略、中国形象、党性和人民性统一的安全文章。离开有风险和争议的中国媒体实务，外国的、古代的、主旋律、正能量，都可以研究。
 
作为新闻学者，不做新闻报道，本来可以写新闻评论、媒体专栏，但这些又算不得科研成果，不能奖励、晋级。在这种研究导向和评价体系下，多数新闻学者不关心媒体生态和记者活动，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仅如此，还会影响到新闻专业的学生，​​他们基本都在学外语、玩手机、找实习中忙碌。虽然学的是新闻，许多人最想去的是政府或事业单位，其次是国企，实在不行去媒体，也首选党报国台外宣，如果去了市场媒体做新闻民工，则随时准备跳槽转行。
 
其实不光是新闻学，中国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哪个不是这样呢？研究都要服从政治需要，符合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就是说还没有研究，已经有了指导思想和标准答案。在这种情况下，体制内学者要么紧跟政治，诠释政策，要么研究低风险的历史和外国问题。尽管中国社会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但大多数研究还是脱离现实，自娱自乐、低水平的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