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民族主义者自居的习近平，偏偏对俄国有一种出乎本能的亲近感。图：达志影像/美联社资料照片。
习近平与普京私下交谈时，聊到当年苏共垮台，习脱口说出：“竟无一人是男儿！”普京答道：“知道原因吗？希特勒等灭了我们几百万人，列宁下令枪毙了地主富农，斯大林清洗和杀害了前苏共中央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及大部分苏军将领，剩下个叶利钦被解职退党，戈尔巴乔夫被停止职务。”习联想到中共搞的国内战争、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及六四大屠杀，自己父子也曾经多次被打成反革命被捕入狱，顿时语塞。
普又谈到：听说贵国第一个敢於反对毛泽东搞“文革”的是北大女生林昭，在饿死三千万人的大飢荒时，第一个敢於敢去中南海门口拉横幅，直呼“打倒毛泽东！”“解散人民公社！”的是普通女工刘桂阳，在“中共九大”上第一个敢於不举手的是女人大代表陈少敏，在批斗会上高呼“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的是女士张志新等等，历史证明她们是中国最优秀的女人。普京当着习的面签署了官员不公佈财产一律免职的总统令，并反唇相讥道：“看来贵党男儿很多，可惜竟无一人是女儿！”——网络笑话
习近平掌权以后，出访的第一个国家是俄罗斯。他的一届任期未满，已经创造了各种机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先后会面多达二十余次，这个数字超过他与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四个西方大国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会见次数的总和。可见，习近平外交政策的轴心是：与俄国结盟，共同对抗西方。
以民族主义者自居的习近平，偏偏对俄国有一种出乎本能的亲近感。他不愿汲取近代以来中国屡屡受俄国霸淩的历史教训——中俄从来就不是朋友，即便昔日史大林扶持毛泽东，也不过是将中共政权当作其国际战略大棋盘上的一枚棋子而已。俄国对中国伤害之大，远超过其他国家（包括日本），中国被俄国侵佔的领土就超过一百万平方公里。
习近平在与普京第一次见面时，宛如与相识多年的亲密友人重逢。他激动到失礼的地步，与东方人含蓄的社交习惯不相称.他见到普京时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觉得我跟您很相像。”这两个枭雄见面，宛如当年曹操与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曹操以手指刘备，然后再指向自己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这里习近平所说的“相像”，或许指的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强势作风.习近平想像普京那样，做完总统再做总理，做完总理再回锅做总统，一直掌权二十多年。
相比之下，普京对习近平的态度克制而冷淡。因侵略乌克兰遭到西方经济制裁的普京，当然乐意接受习近平抛去的橄榄枝。习近平赴莫斯科参加苏联的大阅兵，普京也赴北京参加中国的大阅兵，算是等价交换，却还没有达到抱团取暖的地步。普京心中其实看不起习近平和中国，却不拒绝习近平的人民币外交，愿意将石油和天然气高价卖给中国。但是，普京转身就公开表示，中国不是俄国的盟友，俄国更愿意将日本当作盟友；而对於习近平打通新丝绸之路、将中国的影响力深入中亚的战略，普京更是疑惧交加、严阵以待。
即便如此，习近平仍然将热脸贴向冷屁股。两个窃国大盗的对话，大半言不由衷，惟有这句话是真实的：在各自的国家里，习近平和普京施行的是极为相似的盗贼式统治，他们本人都是凶狠而强暴的盗贼头子。
普京：一个秘密警察，如何进化成新沙皇？
普京领导的俄罗斯，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记者班·裘达（Ben Judah）在《普京强权下的俄罗斯真相》一书中指出，今天的俄罗斯，是一个充满庞大矛盾的国家。国家更富裕了，却更分裂、更封建了。俄罗斯全球化了，实质收入飙升百分之一百四十，但许多机关却沦为诈欺和勒索的工具。莫斯科的亿万富翁人数超越纽约，在二十一世纪最初的十年间，俄罗斯的经济成长速度远超过巴西，是全世界媒体最热衷追逐的地方。但二零一零年的数据警告，俄罗斯就像巴布亚纽几内亚一样腐败，其竞争力只能跟斯里兰卡匹敌。
普京比习近平更引以为豪的是，他是经过选举上台的政治领袖，更具统治正当性。他可以玩弄权谋，在总统和总理两个职位之间游刃有余，如此这般掌握俄国最高权力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相比之下，习近平不敢开放选举，即便他利用选择性的反腐为自己集聚了远超过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的人气支持，仍然不敢面对民意测验。同时，对於如何突破两届十年的任期限制这个党内潜规则，他仍然大伤脑筋，只能向普京讨教锦囊妙计。
普京的支持率一度飙高到八成以上，而且不是宣传机构炮制的假数字，这更是习近平所望尘莫及的——在俄国军队进军克里米亚、击溃乌克兰军队之时，许多俄国人都兴奋地以为，沙皇时代俄国在欧洲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辉煌历史又重演了。这样的光荣应当归功於普京强硬的、不畏惧西方干涉的对外政策。民族主义是独裁者惯用的一张王牌——习近平热衷於在南海大兴土木、扩充岛屿，并不是那些岛屿有多大价值，而是以此显示他将中国打造成了一个可以跟西方分庭抗礼的强权。
班·裘达解释了普京的朝廷从一开始就有多么地腐败失能，但为何当他无法建立一个人民深切渴望、功能健全的现代化国家时，人民却仍是支持他——俄罗斯有超过五百年漫长的专制主义传统，民众内心深处始终存在一个关於无所不能的“铁血沙皇”的憧憬，他们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的命运交託给一位强悍的沙皇，而普京恰好扮演了这个角色，填补了俄国自软弱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以来“沙皇缺位”的状态.
普京找到一个複杂微妙的方法，可以同时实行“中央计画型民主”又监控媒体，其手腕都是从史大林那里学来的，但它无法掩饰普京政权内在的脆弱性和欺骗性。班·裘达指出，这是“一个搞砸的国家体制”，它不但没有创造所谓的“法律独裁”和“垂直权力”，反而显示了慢慢解体的种子如何已经在普京无法挑战的支持度中发芽萌生。俄罗斯历史学家祖博夫也指出：“普京和他周围的亲信密友都是前苏联秘密警察的军官。这些人有自己的价值观，他们对世界有自己的看法，他们也生活他们所想象的苏联的世界里。这种状况肯定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换言之，民族主义只是一管暂时有效的兴奋剂。
在苏联时代就是异议人士的俄国资深作家沃伊诺维奇认为，普京是个狡猾的克格勃特工，玩弄政治阴谋时很聪明，但普京不是那种拥有大智大慧的民族领袖。普京的统治将彻底失败，其结果会导致俄罗斯必须再来一次改革和新的重建；俄罗斯也将进入一个动荡时代，很有可能解体崩溃。他指出，普京做了不少坏事，罪孽太多，导致他把自己赶入了死衚衕.普京除了要继续掌权外已没有其他选择。在谈到普京高达百分之八十六的民意支持时，沃伊诺维奇说，这样高的民意支持都是人为维持，不可能长期坚持下去。而民众情绪也会发生改变，这就如同泡沫一样。
另外一本研究普京政权的重要着作，是美国研究苏联与俄国的政治学者凯伦·达维沙（Karen Dawisha）的《普京的盗贼统治》。普京声称，自己建立起了一个强大而高效的国家，它为普通人而奋斗，反对权力腐败，让每一个辛勤工作的俄国人都能安居乐业.达维沙的这本书戳穿了普京的谎言，作者指出：普京体系的最基本特点正是大规模的腐败，普京就是最主要的受益人。窃国令普京暴富，还有他在共产主义东德期间担任克格勃官员、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圣彼得堡担任第一副市长和联邦安全委员会主席期间结识的密友小圈子也跟着发了财。
为瞭解释这一系统如何运作，达维沙列举了贪赃枉法的政权的种种标准诡计：向谋求商业许可的国内外公司收取贿赂；从国有项目夸大的非投标合同中收取回扣；非法操纵私有化合同，令普京的好友致富，而这些朋友日后亦为克里姆林宫提供大量现金；非法出口以政府津贴价格购买的原材料，并以低价出售；接受来自渴望继续从政府获利的寡头政治家的“捐赠”；房地产骗局令少数人暴富，建起宫殿般的房屋；洗钱；操纵选举；扑朔迷离的离岸账户；与黑帮有利可图的合作夥伴关系；恫吓甚至消灭可能出现的举报者。普京政权的所作所为，就是意大利西西里黑手党的放大版本。与之相比，好莱坞电影《教父》中的情节太小儿科了。
由此，普京和他的亲信很快拥有了天文数字般的财富。据达维沙估算，普京的私人财富约在四百亿美元左右，她列举了普京拥有的昂贵的私人游艇、飞机和豪宅，此外还有价值七十万美元的腕錶收藏。至於弗拉迪米尔的朋友们，达维沙写道：“索科冬奥会花费的五百亿美元中，约有一半来自普京密友们的口袋。”仅仅普京的儿时密友罗登伯格兄弟就为奥运会掏了二十五亿美元。不管其他国家的富人如何沈浮起落，俄罗斯的亿万富翁名单相对保持着稳定。他们的共同之处是，都与普京保持着长期密切的关系，其中有不少人本身就是克格勃的前特工。
为了创作此书，达维沙研究了各种书籍、新闻报道、官方文件、回忆录、维基解密资料，以及俄罗斯国内外记者收集的证词，由此勾勒出一幅关於窃国大盗的素描。《普京的盗贼统治》堪称关於当前俄罗斯腐败状况最有说服力的描述，她的控诉尽管不是在法庭上进行，但真正击到了普京的痛处。这本书不可能在俄国公开出版，达维沙近期内也不可能得到俄罗斯签证——克里姆林宫对这本书恼羞成怒。普京的威吓甚至让这本书换了出版社：达维沙原先的出版者剑桥大学出版社拒绝出版，律师担心它有可能招来法律诉讼.
当普京在国际舞台上洋洋得意地秀肌肉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曼（Paul Krugman）却在《纽约时报》譔文指出，普亭所展现出来的力量只是泡沫，而且这个泡沫已经破了。他认为，普亭统治下的俄罗斯是一个极端的“裙带资本主义国家”，效忠大老闆的人可以为了私人的用途将大笔金钱拿走。在油价持续偏高时，整个体系还能维持。现在泡沫破了，普亭政权赖以维系的贪腐体制就带着俄罗斯走向悬崖。普京虚张声势的强人作风替这场灾难搭了舞台，摆出硬汉的姿态，结果造成经济大坏。这就是普京与俄罗斯之间的奇特关系，如班·裘达描述的那样：“他不是在拯救俄罗斯，而是阻碍她，让她困在荒废的机制里.他就像一个嫉妒又虐待的爱人，他不断地紧紧握住俄罗斯，告诉她如果没有他，她就活不下去了。”
习近平：反腐运动的主帅，也是腐败分子的元首
今天中国的腐败程度，若与俄罗斯相比，谁能胜出？当今的国际政治学者描述中国政权的本质时，往往会使用一个希腊词，这个词就是“盗贼”。澳大利亚学者约翰·贺普丁（John Hempton）在其博客发表了《中国盗贼政体的微观经济学》一文。约翰·贺普丁是个投资分析师，他并没有从政治学层面分析中国的盗贼政体，而是分析中国盗贼政体的经济来源，他在开篇即点出“中国实行的是人类历史上从未见过的盗贼政体”。
习近平和王岐山多次宣佈，他们有能力战胜贪腐，破除共产党不能遏制腐败的“偏见”。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进行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以猛药去痾、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他进而宣称，“要在减少腐败存量的同时，坚决遏制腐败增量”。外界对习近平要停止反腐运动的预测，不攻自破。习近平反腐正在兴头上，不会轻易鸣锣收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拉弓就没有回头箭”——一旦他暴露出自己的弱点，那些在一旁虎视眈眈的同僚以及元老，立即就会扑上来将他撕得粉碎。
然而，习近平无论怎样卖力地反腐，从民间和国际社会获得的掌声却越来越少。中国民众逐渐抱着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像读通俗小说和狗血电视连续剧一样，读官方媒体上报道的一桩桩惊天大案，比如从徐才厚家查抄的一吨计算的现金和黄金，人们不是厌恶，而是羨慕。自习近平发起反腐运动以来，从前政治局常委和前中央军委副主席级别的“大老虎”到作为基层官员的“苍蝇”纷纷落网，但腐败在中国仍然“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根本原因在於，中国的腐败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习近平在大肆宣扬反腐成就的同时，却不敢回应西方媒体公佈的他本人家族的巨额财富孰真孰假——如果习近平不愿大义灭亲，中国就不可能变成一个清廉国家。
习近平不可能战胜腐败，原因有以下五个。
首先，贪腐是普遍性的。从中央到地方，从北京到帝国边缘的新疆、西藏等地区，简直就是“无官不贪”。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部级、省级一直再到乡级和村级，整个官僚系统就是一个欲壑难填的窃贼团伙。只要进入官僚体系，没有人可以“置身贪外”，很多地区和行业的腐败案件都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塌方式”的情形。不愿贪腐的官员，很快就会被同侪排挤出局，因为他的不贪腐构成了对贪腐群体的巨大威胁.
其次，贪腐是制度性的。从人事制度来看，干部的提拔主要靠关系，各级干部的选拨有明显的裙带关系.贪腐也是经济发展的最基本动力。中共官员所信奉的金科玉律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他们把地方经济搞上去的根本动力，一方面是共产党作为衡量标准的政绩，这个政绩决定着他们的政治前途。另一方面，只有把地方经济的蛋糕做大，他们才可以有更大贪腐空间.在此意义上，贪腐是近二十余年来创造中国经济奇迹的关键所在。
第三，中国官场有一个“卖身做家奴”的说法，即低级干部要往上爬，只有给其直接上级做家奴。从反腐机制来看，当局只是靠“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种自查制度，却连官员登记财产的“阳光法”都不能出台。不制定“阳光法”就是为了保护一大批现在不法拥有财富的官员.从经济体制来看，代表社会主义特点的大型国有企业，几乎被“红二代”掌控，不计其数的国有资产被他们鲸吞。
第四，贪腐是社会性的。贪腐无处不在，社会已经形成一个以各种职务优势而产生的贪腐文化。凡有权力的都要用尽、用光、用到极致。医生、幼儿园老师、大中小学老师本来是比较有尊严的职业，都已沦落为腐败的重灾区.那些没有权力或职务优势的，则设法去买、去骗、去偷、去抢。中国人看到腐败官员落马的新闻报道，往往会见怪不怪、麻木不仁地说：“如果我在那个位置上，也会跟他一样。”
第五，中国的贪腐有军队的保驾护航，有公安、法院、检察院、武警、国安和国保等所有强力部门的参与和支持，还有电视台、报纸、网站等文宣机构为其唱假和掩盖.腐败分子形成一个漫长的“利益攸关者”的链条，“官官相护”也就成为一种必然现象。在一党垄断所有权力的一元体制下，根本不可能设立像香港的廉政公署那样的机构，可以对腐败进行独立自主的调查。
今日中国的盗贼政体与传统的皇权制度有很大的差别.过去的皇权体制虽然也有普遍的贪腐问题，但那是大臣瞒着皇帝的私下勾当。皇帝是天子，朕即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既然是“家天下”体制，皇帝大都不愿将天下弄得千疮百孔、民不聊生。大部分的皇帝都没有必要亲自敛财，即便是暴君的贪婪，也大都侷限在大兴土木修建宫廷和陵墓方面。更何况，暴君多少受到士大夫阶层以及天道观念的约束。与之相比，今天中国的政治模式，是寡头集团换届轮换制，他们必须在有限的任期内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所谓“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他们的贪腐是争先恐后、奋不顾身的，甚至直接利用国家机器公然掠夺国民财产.另外，古代的皇帝自认为是“一统天下”，当然不会将财富转移到海外去隐藏起来。而今天中共的那些高官显贵，个个没有安全感，早就安排好退路，让家人移民海外，并将不义之财转移到“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
中国今天的盗贼政体也与当年菲律宾马科斯政权的贪腐政治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腐败不一样。当年，菲律宾马科斯的独裁统治被称之为“盗贼政府”，但那仅仅是马科斯家族和一个数量有限的弄臣群体的问题，比如模特儿出身的马科斯夫人拥有数千双昂贵的高跟鞋。但菲律宾整个国家远没有烂到中国今天的地步，菲律宾的天主教会充当了道德权威和监督者的角色，而中国政府长期实行宗教迫害政策，使中国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宗教团体可以对政府的腐败发出批评之声。
在全球腐败国家排行榜上，中国与俄国不相上下、你追我赶.那么，习近平家族掠夺的国家财富，有没有普京家族多呢？习近平家族的财富状况，更加隐蔽、更加神秘。即便精明能干的普京研究者达维沙转而研究习近平家族的财富状况，恐怕也很难得出一个类似普京拥有的四百亿美金的具体数字来。《纽约时报》记者经过多年追踪和调查，才梳理出万达集团的王健林和阿里巴巴的马云这两个中国巨富的暴富轨迹，并揭示出隐藏在他们背后的包括习近平家族在内的太子党集团的股权结构。习近平家族在这两个航空母舰般的财团中，拥有数十亿美金的股票，而这只是其财富的冰山一角。
无论是普京还是习近平，都不能阻挡席卷全球的、浩浩荡荡的民主浪潮。俄国历史学家祖博夫指出，俄罗斯目前正处在巨大变革的前夜：“俄罗斯目前的处境是严重危机.俄罗斯旧有的思维观念和苏联遗产导致对外侵略、战争和沈重的经济负担。因此，如果不改变自己，不变革，俄罗斯就无法走出这个困境。所以，我们目前恰好就处在一场巨变的前夕。俄罗斯在未来的几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伴随着政权更替，俄罗斯的政治和社会生活都将发生巨大变化。”这一段话，说的也是今天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