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地区的口炮党一词火热很久了。这个词原本是渐进改良的支持者用来讽刺另一些观念上更为激进的人，称他们只会打口炮，不敢做实事。然后，被讽刺的这一批人欣然接受了这样一个词汇。从而，口炮党的声音反而愈来愈大了。
 
不过，虽然有许多人也会自封口炮党，可是口炮党还没有比较清晰的定义。如果从各方的话语中来区分差异，口炮党在话语上最大的特征是拒绝使用体制的话语体系，小到诸如法治、改革、改良、市场经济等等被污染了的词汇，大到整个政府提出的议题和现存的框架。他们更愿意突破体制话语的限制，探讨更多的可能性，从而也会常常被质疑这该怎么实现。正是口炮党人拒绝在现有体制下思考问题，面对未来的中国，口炮党人更倾向于思考激烈的变革，而不是一次温和的转型。而为什么是激烈的变革不是温和的转型，也在于未来变革的主体在哪里，究竟是社会结构的一次全面崩盘重组，还是现任的最大主流，包括执政党，主动而为的一次社会变革。
 
对于这一部分，可能会有意见认为，社会的变革是全社会都会参与的部分，没有那么容易分清你我和主次，为此，一方不认同另一方的观点没有价值。从理论上来推演，不同的观念代表了未来中国不同的变革方式，具体发生时的情况诚然很难预期，现场的变化也会多样，但在参与博弈各方的绝对力量对比之外，不同的运动框架会直接影响资源动员的效果和执行的策略，并对最终结果的影响产生影响。香港的雨伞运动，就是一次非常好参考的案例。
 
和现实中的所有社会事件一样，绝无可能是只有单一方的参与，即便最早发布「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信念书的占中三子，事后的发展也完全的背离了他们的预期。
 
占中三子本来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剧本，但在实践中这个剧本就像突尼斯的小贩一样，只是一粒丢在水面上的石子，他们也无法控制更多的人继续丢石子，而后续的波纹将如何发展，就需要比拼现实中的动员力。这种局面并不是失控，而是不可避免的竞争。
 
占中三子发起2014年9月14日拉黑布游行的时候，现场秩序一片井然，参加游行的队伍完全的按照既定的时间和地点完成了目标。一周以后，学联发起了罢课行动，也成功争取了梁振英的回应。但毕竟，面对一个巨大的行动目标，仅仅校园内的罢课还不足以刺激政府作出更进一步的回应。于是，按捺不住的学生们也开始了小规模的游行。
 
这些开胃菜虽然看起来不够份量，但对于长时间习惯于平静生活的香港人来说，没有这些预演，或许不一定有足够的情绪被调动起来。
 
而传奇人物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等人也恰到好处的出现了，他们突然提出了新的剧目，冲入公民广场，很快引起警方的反应，警方包围示威者，用警械带走了黄之锋，并释放了胡椒喷雾。
 
在一起事件之中，公众情绪的动员最需要牺牲与冲突，而警方的强硬手法反而在媒体的报道中激起了广大市民的共鸣。尤其在第二天的警方释放了催泪弹以后，本来一直很小规模的集会，赶来声援的人群越来越多，普通公民心中的正义感被彻底的释放了。而占中三子也提前宣布占中开始，但似乎可以论断的是，实质上的占中已经开始了。
 
此后的日程中，故事继续起起伏伏，占中三子、学联、学民思潮、热血、泛民各派都在舞台上各自表演，直到大众的激情耗尽，在警方的最后一次清理中彻底散去。
故事简略回顾完，问题就来了，这么热闹纷繁的一场活动里，和口炮党的关系在哪里，占中三子和学民思潮是最好的对比。
 
占中三子一直试图以最理性的姿态完成整个活动，提前发布路径，不希望过于节外生枝，尤其在对抗时提前设置好了最高阀值，在有限范围内刺激法律，一旦抵达阀值坚决撤退。这是最符合理性审美的一种抗争模式，不温不火，成熟的在现有体制的边界内设定好行动的空间。
 
而学民思潮的行动，相对来说受到了更多的批评，他们看起来就是一群愣头青的小伙，每次发现事不够大的时候就及时的浇上一瓢油。直接引起人群大规模聚集的是学民思潮，而每次人群开始倦怠的时候，又通过冲击政府，引起警方的暴力弹压，从而再次点燃现场激情的还是学民思潮。
 
如果再将二者的行动抽像一些，更清晰的边界在于，占中三子改变社会的期望限定在保持现有社会秩序之内，而学民思潮不仅从目标上就超越了要求真普选，而将更大范围内的争取自由作为目标。占中三子虽然提出了自己的议题，但这个议题是在考虑了对方的承受力之后而做了自我限定。相比而言，学民思潮对自己的议题完全没有限制，从而他们也最不忌惮最激进的行动，也不忌惮于去承受最坏的结果。
 
对口炮的讨论还不限于此。占中三子在面向大众普及占中行动做了长期的努力，而在对抗的最前沿学民思潮的策划起到了最大的推波助澜的效果。但不公平的事，学民思潮被越来越边缘化，因为他们激进的超越了体制的局限完全得不到相应的肯定和支持。多年没有在激烈对抗一线体验的香港人群体，还是更喜欢假设依然在民主国家的框架下活动，更喜欢秩序，恐惧过于突破了体制的边框。
 
这也是香港长期缺乏最为激烈​​而广泛的社会运动，从而导致偏向口炮党的观念缺乏市场，而最终导致主流大众对于激进行动还是保持道德上的抵制，也最终导致在激进行动刺激下的一场香港社会最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最终在克制中变得乏味，在乏味中变得无可持续，而最终虎头蛇尾的消失了。
 
不妨假设的就是，如果香港人接受了更多的口炮言论，他们对于突破体制的边界不再感到陌生，也不恐惧于超越常规的激进，学民思潮的黄之锋不被视为可能带来灾难的洪水猛兽，结局又将如何，可做一想。
 
没有行动的时候，口炮党和理中客是在观念上的竞争。因为，当运动真正出现的时候，社会大众的观念，将最终决定运动的水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