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任何稳定的系统都离不开相互制约,没有制约就没有稳定。天有阴晴,地有干湿,人分男女,鸟备双翼,阴阳相辅,构成世界。顺其道则兴,逆其道则衰。这个普适的道理对一个国家、政权也是如此。

往大处看,9大行星和太阳之间是一个稳定的系统。按百度说法,迄今太阳系已经在宇宙中存留了近50亿年,按照恒星演化的理论,再过50亿年,当氢燃料消耗殆尽时,太阳将演变成一颗红巨星。届时它的体积将突涨,依次吞没水星、金星和地球等,可以说太阳系至少还有50亿年的寿命。 在这100亿的时间里,这些行星之所以与太阳长期和平共处,是因为它们不停地围绕着太阳转动。太阳与行星间的引力只在改变行星速度的方向,使之沿着椭圆轨道运转。如果没有公转,行星们则会被太阳强拉过去,熔融在高热的等离子体中。于是,引力和公转维持了太阳系的平衡。

从小处看,原子核的形成也来自几种势力的相互竞争。首先原子核由核子组成。质子与中子统称为核子,他们之间存在核力作用,核力的范围大约在10 万亿分之一厘米。当核子距离较远时,核子之间相互吸引,从而使得核子抱团为原子核。但当核子距离太近时,它们又相互排斥。否则,诸多的核子会压缩成一块高密度的“铁疙瘩”。

因为质子带正电,它们之间会因库仑力而相互排斥。距离越近,斥力越大。然而让不带电的中子掺杂到这些质子之间,就会弱化同性相斥的静电力,于是形成带正电的原子核。原子核越重,它所需要的中子数越多。质子和中子数的巧妙配合形成稳定的原子核。

原子核既然带正电,它们之间也会相互排斥,故而形成不了物质世界。然而,原子核周围大约在一亿分之一厘米处有一群围绕他们旋转的电子。电子携带负电荷,而且轨道电子数正好等于原子核里的质子数。因而这些电子屏蔽了原子核之间的斥力,形成中性的原子。从而再进一步依靠外层电子的相互作用,形成分子,构成物质。

可见对于一个稳定的系统,大到宏观的天体,小到微观的原子核,都离不开几种力量的相互较量。一旦失去平衡, 系统就会破坏。 一个个体,一个集合, 要想稳定,也必须按照一定的规律,形成它们特有的那种相互制约。

太阳伟大,但是它没有权利把离它最近的水星强拉到它的烘炉里;木星在九个兄弟中最大,它也没有权利把队伍拉出去,在银河系里天马行空。流星没有固定的轨道,我行我素,但不能长久。可见,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约束则不成体系。

从物理学到社会学,基本状况也是如此。

古代哲人讲究齐家治国,意思是把各自的家庭管好, 才能管好国家。而管好国家的最好方式不是专制和集权,而是靠合理的制度与公平的法律。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之所以政局稳定,政权接交顺利, 因为他们 有个多党轮流执政的平台。共和和民主两党各抒己见,开诚布公,各自代表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在辩论台上他们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一直到百姓投票,决出胜负。这种竞争一般是公平的,而且代表着某种民意。这种竞争通过两种不同的势力,把国家的政策调整到中间,中间往往比偏激或极端要好。

总统选举落幕之后,在野党也没有去歇四年的长假,而是红着双眼紧盯着政府不放。一旦有了偏差,他们就会出来理论理论。当执政党拿出一个提案时,在野党就会横挑鼻子竖挑眼,百般挑剔。必要时,还会用表决的武器在议会中阻扰其顺利通过。

总统作了错事,老百姓会不依不饶,纠集到一起,甚至行使弹劾的权力。不要小看这些制约与约束,这是一个国家稳定的基础。在野党像一面镜子,执政党不得不去天天照着自己,谨慎言行,克己奉公。否则,四年后就得腾地方挪窝滚蛋。在某种意义上,西方民主国家像一个电偶极或多极系统,对内虽然相互较劲儿,对外又透着团结和睦。

回过头来,再看我们中国,自秦以来,不幸选择了一个大一统的集权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皇帝是独一无二的霸主。他要谁死谁就得死,他要谁活谁就能活。为了他和他的子孙的利益,皇家狂征暴敛, 挥霍无度。活着盖宫殿,死时建皇陵 。臣民跪拜,山呼万岁。自命为上天之子,却厉行伤天之事。企图世代长存,江山永固。然而暴秦相传不过两世,仅一十六年便一命呜呼。

正如虞姬女士在临别霸王时所唱:“赢秦无道把江山破,英雄四路起干戈。”然而后人糊涂,却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始皇的车辙。东征西讨,扫荡狼烟,改朝换代, 重归一统。长则三百年,短则数十年,分分合合,打打杀杀,逐鹿中原。中国2000多年的换代史就像一部没有情节的武打片,枯燥无味,冗长反复。除了杀人武器和方式能与时俱进,别无新意。

清亡之后,本来中国可以维新学西,接过人家现成的民主体制,使苦难的中国走上正轨。然而子孙不肖,置国家安危与人民荣辱于不顾,又复你争我夺,血溅中原。最后东方红太阳升,出了个强人毛泽东。满脑子农民意识的毛委员集历代帝王之大成,统治手段阴狠强悍,为此号称四个伟大。这位舵手说了左5度4,你要想右2度1,那就是死不改悔的右派。这位舵手说了右3度8,你要想来个左1度2 ,那就是别有用心的极左。 一个党、一个领袖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利,把中国推向了万劫难复的边缘。

改革开放后,虽然在经济领域打破了毛泽东的不要资本主义苗的僵硬路线,但是在政体上还是一个极端垄断的一党专制。由于缺乏外界的制约,领导干部们不仅死而后已地吃着优厚的俸禄,而且还贪污腐败,公报私囊。他们号称人民的公仆,实为百姓的主子。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贪官们张开狮子大口,吸吮着百姓的血汗。百姓却没有任何力量、手段来抵制、抗衡。这个单边的政治体制正在把臣民排斥到远方,不是吗,有钱人移民国外,就连他们自己信得过的文武大臣也开始心猿意马,当了裸官。辅导员出身的胡总书记不愧是个维稳的专家,但是离开了制约,离开了约束,离开了法律,光靠他那个夸夸其谈的科学发展观,能稳得住吗?

当天空的一块阴云上聚集了大量的电荷后,它就会在地上感应出大量的异性电荷,当静电感应达到某种强度的时候,就会产生雷电,从而打破先前不稳定的局面,向稳定过渡。强悍的统治,极端的占有,贪婪的胃口,就像那天上带电的浓云,迟早要造成破坏,伤害了地面的物体,也伤害了自己。然而,随之而来的或许是响晴白日,万物更新。

贫富差距的加剧就好像一个电偶极子的两极,当各自携带的异性电荷超出了他们之间电介质的允许时,就会火花放电,把介质击穿。如果政府不采取措施来捍卫广大挣扎于贫困线上的劳动者的权益,继续变本加厉地掠夺和消耗人民的财富,势必引起他们的不满。 对于胡锦涛当年的维稳方针,今天看来,不过是又捂又压,舍本求末。这种靠强势和暴力维持的稳定一方面给贪官们造成机会,监守自盗,蝇营狗苟。一方面也会使下层民众失去保护,越来越贫穷。政府正在絮絮叨叨的求稳真经,实际上保护和提升少数特权阶层的利益,最后势必把中国推进绝境。

摆在中国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接受一个先进的民主制度。各种社会势力、政党、团体应当享有平等的权利,相互制约,相互约束。没人,也没党能够凌驾于民主之上。 一个正常运作的的稳定国家,不会屈服绝对的权威,不会信仰绝对的党派,也不会崇拜绝对的领袖。所有的人都要受到法律的约束,所有的领导都要受到人民的监督。

民主虽然不是万全的灵丹妙药,然而它无疑是对权力的有效约束和制衡。没有民主,就会出现极权,出现人治。中国的前边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