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流行“膜蛤文化”,江泽民被认为比习近平更具人味儿。时评人长平认为,这是对专制历史的简单分割。
 
(德国之声中文网)邓小平不停地口吐浓痰,反复出现在包括撒切尔夫人在内的英国官员关于1982年中英北京谈判的回忆中。一个独裁者令人厌恶的身体语言,可能会成为焦点,让人产生难以抹去的生理反感。江泽民统治中国十三年的末期,这种反感达到一种极致。
 
在很多中国人看来,江泽民那夸张的黑框眼镜,高及胸部的裤腰,突然掏出小梳子梳头的动作,拿腔拿调的地方口音,以及骂记者”too young too simple” 的语态,都像是一个小丑的丢人现眼。当长相端庄的胡锦涛以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发表就职感言时,尽管内容陈腐八股,但是很多人感觉如沐春风,长长舒了一口气。
 
人们又在胡锦涛身上重复了这段体验。他的古板、机械、照本宣科、面无表情,很快被称为”僵尸脸”,让人觉得毫无生趣,无法忍受。习近平步态轻松地走到前台,在就职感言中说了一句俗语,就被称为”官话的改革”,甚至传言有专事话语革新的高级班底。
 
当习近平在各种演讲中长篇累牍地诵读基础文学史书单,声称自己饱读诗书时,再也没有人谈论他的语言班底了。人们开始觉得,那个自称”以长者身份”教训记者的可笑老头儿,更像一个真实的人。《纽约时报》报道,在中国社交网络上出现了”膜蛤文化”–癞蛤蟆在中国文化中是令人恶心而可怕的动物,人们用它来描述江泽民的形象,而今天连癞蛤蟆都变得可爱起来,正如它的替代隐语”哈哈”,有一种亲切的自嘲味儿。
 
公然翻脸不如继续欺骗?
 
这些不太政治正确的身体形象褒贬背后,是对统治者的治国方针的评价。江泽民是一个投机主义者,在”六四”镇压之后上台,以为越保守越能保住权威,结果差点被邓小平再次换掉。事实上,他是一个自卑的崇洋媚外者,以和外国名记”谈笑风生”为荣。其政治后果是,在他当政期间,”与国际接轨”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词,遵循国际规则成为一种共识。
 
接轨国际的一个途径就是”依法治国”。江泽民在党代会上提出这个口号,并推动将其写入宪法。他还提出了”三个代表”,追求”代表先进文化”。作为一个独裁政党的领袖,这些都是骗术。但是现在人们发现,跟赤裸裸地怀念 “文革”、反宪政、抓律师的习近平相比,拿”学习西方民主法治”来骗人也是相当不错的幌子。毕竟,在这个幌子之下,维权律师队伍在法律”红宝书”的庇护下茁壮成长,言论自由也有更多的”空子”可钻。
 
未来是过去的延续
 
问题在于,江泽民时代真的值得怀念吗?他和习近平之间,真的是传说中的死对头关系吗?显然,这是对历史的简单分割。假如有一辆时间机器,让我们退回到二十年前,然后再往前走,难道它会走到别的轨道上吗?不,我们依然会走到现在。无论习近平如何”人走茶凉”,把江派人物打得落花流水,两个独裁集团之间的内在传承都不可否认。
 
人们怀念的东西到底有多美好,也是值得怀疑的。的确,当时人权律师尚能慷慨陈词,大胆敢言者还没有流亡,但是魏京生在狱中,达赖喇嘛在流亡,这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当年我供职于《南方周末》,尽管它曾经批评过法轮功,但是当江泽民开始镇压之后,我们有意抵制刊发新华社通稿,竟然可以做到,让今天的编辑记者无比羡慕。然而,这丝毫不能改变法轮功练习者遭到残酷镇压的事实。
 
更重要的是,仅有怀念不能带来改变。习近平今天打压人权律师,正是江泽民打压法轮功的后续,也是胡锦涛建立”和谐”体系的必然。如果专制体制不变,依此类推,习近平之后的统治者,不会更好,只会更坏。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现居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