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之后的5年，虽然不断微调和变换政策基调，但中国经济其实一直在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通过各种方式加杠杆。其时间之长，幅度之大，经济史上罕有其匹。
当前的经济局势，让我想起在2011年年初，我给《大拐点》一书作结的结语。我曾经这样写道：“后面的故事，将重复2007年至2008年或者1997年的那一幕。种种证据都显示，这一次的主角是中国。”
前者说的是那个至今仍让人心有余悸的美国次贷危机，后者说的则是新一代人几乎毫无记忆的亚洲金融危机。
这是一段多少有些隐晦的暗喻。我的意思是说，中国将可能是下一次全球重大危机的震中。不幸的是，这个在当时可能被绝大多数人视为天方夜谭的悲观揣测，却在以清晰的方式步步展开成一段当代史。
信贷刺激不是神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推出了超大规模、超强力度的货币及财政刺激。中国经济迅速触底反弹。其反弹速度之快，反弹力度之大，不仅捍卫了中国的经济神话，更引得一众理论家开始煞有介事探讨起所谓中国模式。
他们似乎急切而且非常诚恳地想探寻：在这个似乎永不落幕的经济增长神话后面，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制度与文化密码。
然而，所谓的中国模式热，注定只能是一次短暂的思想喧嚣。因为激发这个理论想象的中国经济神话，注定要和这个星球上的其他经济神话一样，必须服从这个星球一些最基本的自然法则，必然受制于地球引力的作用。
果然，在政府逐渐减少刺激剂量之后(注意：中国仅仅是减少刺激剂量，还远远谈不上退出)，中国经济开始迅速回落。2012年一季度，经济增长的回落速度似乎远远超出了政府的心理底线。于是，中国的宏观管理者开始频频在各地视察，并提出了“稳增长”政策。
从“保增长”到“稳增长”，一字之差，固然体现了当局对刺激政策愈发克制和谨慎，但管理者的无奈也同样昭然若揭。他们只能重新祭出传统的货币及信贷刺激政策这个神器在过去几乎百发百中。
中央政府既然有“稳增长”之意，地方政府、央企等形形色色求“钱”若渴的企业及冒险家们自然如获至宝。在经济管理当局的默许下(虽然没有直接鼓励)，巨量新增信贷及负债通过各类影子银行的所谓创新被创造出来。其结果是：中国的货币存量迅速达到百万亿之谱。而M2/GDP达200%，几乎创下全球最高纪录。
在经过大半年的稳增长努力之后，中国经济在2012年四季度终于在一个明显的下降通道中止跌回稳。而中国股市也在跌破2000点之后开始迅速反弹。
在中国经济止跌回稳的背后，则是中国货币存量突破历史纪录以及各类经济主体的负债率以危险的速度迅速攀升。
但无论如何，经济止跌回稳，似乎暗示了中国经济管理者仍然牢牢控制着局面，而传统的信贷货币刺激仍然有效地发挥作用。当此时，头脑简单的周期论者一片欢呼雀跃：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已经启航。
然而，中国经济止跌企稳的幻象仅仅持续一个季度，让人大跌眼镜的2013年一季度的数据便给了这些周期论者当头一棒。
中国2013年一季度的GDP增速只有7.7%，大幅低于市场一致预期的8%，也大幅低于2012年四季度的7.9%。有人计算，按照这个趋势，中国全年的经济增长很有可能跌入6%甚至更低的区间之内。
这实际上是表明，去年通过影子银行等各种工具所释放出来的新增信贷及货币，对中国经济的刺激效果仅仅维持了一个季度不到。而刺激效果之疲弱，也与政府往日呼风唤雨的历史形成鲜明对比。
在人们的印象中，只要中国政府愿意，经济的高速增长总是能够手到擒来。这一次，主事者似乎有些力有不逮。虽然领导人在各种场合表示，经济增速下降是中国政府主动调控的结果。但这个话恐怕最多说对了一半。
实际上，早在几年之前，眼见中国的货币越发越多，杠杆越加越重，我们就曾推论，货币及信贷拉动经济增长的边际效果将会逐渐递减。
我们甚至不合时宜地揣测：中国正在进入流动性陷阱。所以，中国政府在宏观控制能力上的这个看上去“有些意外”的失准表现其实并不意外。而这个意外，可能正在预示着中国经济的一个重大时刻的来临。
外部依赖与成本社会化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我反复强调并在不同场合不断提及的一个观点是：所谓美国的次贷危机远远不止是美国的危机，而是二战之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市场体系的危机。它不是一个周期性危机，而是一个系统性危机。
作为这个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以及其他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依赖并依附于这个体系，因而它们未来的经济增长将深刻受制于这个体系的巨变。
必须在此重复的是：中国1990年代末期之后的表现，与全球体系的最后也是最强劲的一次扩张互为激荡，互为因果。
换言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建基于所谓中国经济独特表现(其实并不独特)之上的中国模式，不过是思想上的一种幼稚错觉。
在同样的意义上，一度甚嚣尘上的所谓“脱钩论”，也仅仅是一个听上去有些诱惑的修辞而已。
在助推中国经济奇迹的全球市场发生裂变的情况下(这个裂变和重构的历史进程还在不断演进之中)，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外部环境已然天翻地覆，用任何周期性甚至仅仅是出于某种信仰的传统方法论来理解未来的中国经济，恐怕都注定是刻舟求剑。
对于目前中国经济的萎顿，不少论者似乎在1990年代末期找到了它的历史镜像。他们甚至找出了当时的诸多经济指标加以类比，以说明自己的观点。
但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在1990年代末期走出困境，并将中国经济奇迹推至巅峰，除了一系列内部的条件所塑造的“竞低”竞争力之外(比如农业人口迁徙带来的低劳动力价格，地方政府竞争形成的要素低成本、低环保成本等等)，全球市场体系的大规模扩张是其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
这就是说，没有外部市场的大范围扩张，中国1990年代之前所形成的所谓低成本竞争优势，是根本无法发挥作用的。
如果这一结论成立，那么从逻辑上说，中国是否能够如1990年代末期一样走出困境，就取决于：中国是否还有1990年代末期那样的外部环境机遇，以及中国从前的低成本竞争条件是否能够继续发挥作用。
然而，正如我一直强调的那样，在2008年之后，作为新世纪中国经济增长必要条件的全球体系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不再具有1990年代末期那样的历史际遇。
5年之前，当我提出这种论证的时候，很少有人相信这会是一种真实的历史情境。一批天天在媒体上鼓噪的“大师们”铁口直断，全球经济很快就会按照他们的周期性想象迅速恢复。
然而，想象毕竟是想象，5年过去之后，全球经济不仅没有按照他们的直线思维恢复，反而愈发深陷泥淖，高危症状频发；而曾经作为中国高速增长引擎的外部需求，不仅没有如期高涨，反而疲弱得超出所有人想象。
我愿意再一次提醒大家，二战之后形成的全球体系仍然处于一种随时可能爆发重大危机的裂变状态，最危险的时候可能还远远没有到来。
如果你是一位金融市场的密切参与者，我想你一定会对这种可能的动荡深有体会。显然，中国经济重现1990年代末期之后辉煌时刻的外部条件已经骤然消失。
尽管还有相当多的人固执地相信，本世纪初全球体系的历史性繁荣将会很快重现，但我认为，当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外部条件，可能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可能面临的最好的外部条件。
如果在这样一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都疲态尽显，那么可以想象在外部更加糟糕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可能处境。
在我看来，中国在1990年代末期走出短暂困境进而急速狂奔的经济增长，在中国的思想界及理论界留下了深远的负面遗产。它让很多人误以为，中国真的具有某种坚实的制度优势以及由此带来的持久竞争力。
事实上，这种制度竞争力既不坚实，更不持久。相反，在带来巨大的经济扩张之后，一直蛰伏着积累着的重大负面后果却在不断显现。迄于今，这种所谓制度竞争力不仅已经无法继续推动经济强劲增长，反而在不断制造社会问题。
我曾经以“经济增长成本的社会化”这样一个概念来解释中国1990年代末期之后的经济增长。意思是说，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是通过将成本从企业和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强制性剥离出去，并分散、隐匿于整个社会之中而达到的。
但最后，必然要出现的社会反向运动将会抵制、反抗这种成本的转嫁，并最终以社会运动的方式将这种成本重新放回政府及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并使得政府与企业在当初获得的看上去无可匹敌的竞争力一夜流失。当下我们看到的政府与企业不断高企的成本上升，实际上正内置于这一历史进程。
加杠杆后的债务困局
在内部制度动力以及外部市场环境同时消失的情况下，要想维持中国经济奇迹的玫瑰颜色，就只有加杠杆一途了。金融危机之后，在全球微观主体普遍去杠杆的同时，中国却在政府、企业、个人三个方面同时进行了大规模、高幅度的加杠杆操作。
金融危机之后的5年，虽然不断微调和变换政策基调，但中国经济其实一直在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通过各种方式加杠杆。其时间之长，幅度之大，经济史上罕有其匹。其结果是：2009~2012年间中国的新增债务规模达到GDP的110%，债务总规模/GDP达205%。
而在2013年一季度，中国的信用增长甚至达到了令人咋舌的58%。债务增长幅度而不是债务的整体规模从来就是金融危机的一个先行指标。
正是在债务增长的幅度这个意义上，中国可能正在面临一个转折时刻。以至于有人将这种匪夷所思的疯狂干脆描述为“中国债瘾”。
许多人批评中国的经济管理者所推动的债务扩张政策，但坦率说，我对此抱有深刻的同情。如果一个体制的合法性要几乎完全依赖于经济增长，维持经济增长基本上就是这个体制全部要做的工作。
一般而言，在潜在经济增长和投资回报率允许的情况下，增加负债可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也可以提升企业盈利，但是，在潜在经济增长持续疲软，企业投资回报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增加甚至是疯狂地增加债务恐怕就只能是一剂毒药了。
说得更清楚一点，这种情况下的债务扩张不过是在加强债务危机的烈度和规模。非常不幸，有不少研究表明，中国的投资回报率最近几年一直在迅速而持续地下滑。
或许正是看到这一点，新任总理李克强最近坦承：“货币及财政政策的刺激空间已不大。”若干年前，在评论中国大幅度的信贷扩张的时候，我曾经说道：政府赢得了时间，却失去了空间。
不过，情况恐怕比一些正在流传的判断更为严峻。在我看来，债务危机不是即将，而是已经并且一直在发生。
从个人层面四处蔓延的高利贷崩盘，到企业层面钢贸、铜贸危机，再到地方政府平台大规模的贷款展期，中国经济普遍的债务违约几乎一直都在持续。
这难道不是标准的债务危机吗？只不过这种债务违约通过传统的行政手段还被隔离在一定地方一定行业的范围之内，暂时没有形成恐慌性的传染而已。然而，当债务规模足够大的时候，这种传统的隔离方式恐怕就很难阻挡债务危机的蔓延了。
1990年代末期至今的中国经验似乎表明，只要经济可以持续高速增长，所有问题都是可以通过这种高速增长轻松化解的。
在这一段经验中，曾经被视为洪水猛兽的大规模下岗失业消失了，被视为世纪难题几乎完全绝望的国企问题被治愈了，甚至银行的巨额坏账也奇迹般地化解了。不仅如此，它们还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企业，最大的银行。
袁剑，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毕业， 曾任教于南京理工大学，后历任《价值》杂志主笔、《董事会》杂志主编。现为独立评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