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维权律师　滕彪）
 
未成年人也未能逃脱中共政治株连的魔掌。郭飞雄、陈光诚、高智晟的未成年孩子都曾受到不让入学或者在监控下上学等骚扰。安徽的政治犯张林1989年之后五次入狱，至今仍在狱中。而最近一次入狱，直接原因竟是为女儿争取教育权利。 10岁的张安妮2013年2月27日下午放学时被四个不明身份的强壮男子从小学带走，在合肥市琥珀山庄公安派出所单独关押3小时，其间遭警方不人道对待，其后不准她回该学校上课。这引发了众多维权人士前往关注的「小安妮事件」。
 
位于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2015年10月发布报告《维权律师的子女究竟遭遇了什么？ 》，列举了一些维权律师的孩子受株连的事件。报告总结说：「就施害手段而言，在人身自由方面，包括绑架、强迫失踪、拘禁、殴打、禁止入学、单独讯问、贴身监控（如押送上学）、禁止与外界通讯、骚扰（如重复传唤）、禁止出境等。在心理和精神打击方面，则包括辱骂、恐吓、威胁、污名化其父母、孤立、当众羞辱、被迫目睹父母被殴打或被警方带走等。」高智晟、李春富、江天勇、余文生等律师的未成年孩子都亲眼目睹父亲被殴打、被辱骂。
 
骨肉分离剥夺自由
 
著名人权律师王宇之子──年仅16岁的包卓轩，在父亲陪同下准备前往澳洲留学时，在北京首都机场被绑架，其护照被没收、电话被抢走。包卓轩被强行带到天津后，数次遭到国保的暴力殴打。 10月初，包卓轩因无法忍受当局持续的监控、恐吓及骚扰​​，在另外两名维权人士的协助下试图离开中国，被中国当局从缅甸带回内蒙严密禁控。锋锐律师事务所另外两名律师的孩子出国留学的计划同样被破坏：于合金律师的儿子、刘晓原律师的儿子都被拒绝给予护照。目前仍处被失踪的人权律师李和平，其15岁的儿子、5岁的女儿被禁止离境。
 
我个人也有类似遭遇。 2014年哈佛大学法学院邀请我做访问学者，我准备全家一同前往。但临出发前，太太和女儿从深圳前往香港时被阻拦，无法出境，后来从天津试图离境，再次在机场被阻。问原因，回答是：「你们自己清楚。」数次交涉无果，家人团聚看起来遥遥无期。无奈之下，只能选择冒险偷渡。这事叙述起来很简单，但8个月的骨肉分离、毫无预期的等待、被剥夺自由的羞辱、偷渡的惊险以及给孩子造成的伤害，非亲历者难以体会其中的痛楚。
 
中国拿政治犯、良心犯的亲人甚至拿未成年人家属做人质进行要胁，实在下流。它的喉舌们反诬海外势力拿未成年人家属做政治筹码，岂非无耻之尤？
 
野蛮极权体制标志
 
一般来说，在专制体制下选择成为民主人士或人权捍卫者，应该清楚从事这一事业的风险，并且对此有所准备。和其他多数维权者一样，我经历了被吊销律师证、被停课、被开除、被软禁、被绑架、被酷刑和被关押，每次越挫越勇，即使连续两个多月遭受肉体和精神酷刑，也未崩溃。但当国保拿我的两个年幼的女儿来威胁我的时候，我就面临极大压力，被迫写下悔过书、保证书之类。
 
在我的经验里，争取自由的公民们最难以平衡的，就是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的冲突了。很多妥协、屈服、沉默，甚至放弃，是在害怕父母、孩子等家人遭到迫害或者已经遭到迫害之后而不得已做出的选择。中共特务们也自然清楚这一点。当喝茶、软禁、劳教、关押和酷刑都无法让我们屈服、无法让我们停止抗争的时候，为了达到最大的威慑目的，将种种痛苦施加到我们的亲人身上，就成为他们常常采用、熟练运用的手段。至于法律、程序、人性、尊严，统统都不在他们考虑之列。这种政治株连，也是中国至今仍未脱离野蛮的极权体制的标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