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志义: “卖国”是子虚乌有的帽子

“爱国”与“卖国”，向来是思想交锋与争论的主题。“爱国”的口号常提，“卖国”的帽子也常有。但何谓“爱国”？何谓“卖国”？实质内容是什么？恐怕到现在我们也没真正弄明白。爱国不是爱朝廷，爱政府，这个已有很多人写文章，说的道理也很深刻。但仍未摆脱“国”的束缚。因为国本身无所谓爱与不爱，国所包含的实质内容，比如利益、文化、制度等等，才是我们爱的本质内容。但利益、文化、制度与国是不同的概念。

 

 

国家是什么？搜百度的“国家”定义，一大堆。仔细梳理起来大体有四种：

 

A，民族论。国家是指拥有共同的语言、文化、种族、血统或者历史的社会群体，此为民族论。在这个定义中，一个国家没有具体边界。这个定义无法解释多民族的国家，也无法解释一个民族多个国家。

 

B，地理论。国家是指被政治自治权区别出来的一块土地（包括海洋）。此为地理论。地理论比民族论更具体。它或有民族论的内容，因为相同民族更容易组成一个国家。但地理论用地域给出边界，可使国家具体化。

 

C，工具论。国家是维护一种社会秩序的工具。它包括行政当局、军队、警察、法庭等，此为工具论。把国家当作工具是马列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列宁有一经典定义：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

 

D，契约论。国家是通过民众讨论，确立一种契约建立起来的。此理论来自西方自由主义。美国便是由原英属的十三块殖民地（州），通过讨论并确立一种契约（宪法）建立起来的。然后陆续有新的地区（州）认可这种契约并加入进来。

 

尽管国家的定义多种多样，但是否一定要爱“国”，则很可疑。

 

语言、文化、种族、血统或者历史，确有爱的存在。我爱黄皮肤、黑眼晴，爱方型文字、李杜诗篇，爱汉文的含蓄和意境高远。但并不等于爱由这种血统或文化形成的国。文化与种族可能确实是国与国之间的区别，中国与美国英国，确实文化不同、历史不同、血统不同，却不一定以国来代表这种不同。国是有具体边界的，文化或种族则没有明显的具体边界。国与管控权和管控地域相关，文化或种族只与血统和历史相关。国是排它，并相对固定，文化或种族却是兼容的，不同文化种族互相交织影响。国一旦被暴力或其它方式改变，原来意义上的国便不复存在，文化种族却是始终存在。显然，爱某种文化或历史，并不一定要用爱国来表示。也不宜用爱国来表示。爱中华民族、中华文化，能同时表现为爱“大清国”、爱“中华民国”、爱“中华人民共和国”吗？在“中华民国”时代，把爱中华民族说成爱“大清国”，会被当成反动分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把爱中华民族说成是爱“中华民国”，也会被当成反革命。同样，在他国的华人，爱中华文化，并没有背叛他们的国家。中国人信西方的“上帝”，也不是卖国贼。所以，国是国，民族文化是民族文化，两者必须分别开来。

 

地域的边界确实是国的具体体现。所以我们把捍卫“领土完整”，看作是爱国的重要内容。但“领土”与边界虽然指的是一块同样大的土地，内涵上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领土”有私有的含意，这一块土地包括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是我的或是我管理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不能丢掉，让给他人私有或他人管理。捍卫“领土完整”是捍卫管理者的权力和利益。谈不上爱“国”。如果你一定要爱，那是爱朝廷或爱皇帝了。边界则是管理的地域划分。是依管理的优化原则来确立的。按照管理优化原则，一个国可以拆分成几国，如近代的民族独立（有相近文化更利于管理）；几国也可以合并为一国，如现代的欧盟建立（可以实行经济一体化）。所以地域和其边界虽然是国的表现形式之一，却不是我们爱的内容。清帝国疆域广阔，是爱新觉罗家族的荣光，与中国百姓有何干系？大英帝国的没落，或许削了英女皇的面子，却没妨碍伦敦工人增加收入。苏联解体，分解为多个国家，对经济发展、人民幸福、民主自由的确立、民族矛盾的消解等等，有好处还是有坏处，这个可以去研究。根据这种研究，你可以说解体好，也可以说解体不好。但我们现在痛惜苏联亡国，并不是基于这种认识，而是把一种领土（专制制度下的表述）或边界（民主制度下的表述）看作国的本质象征，而不是形态特征。正如把人的高矮胖瘦看作是人一样。

 

“工具论”与“契约论”都涉及国家政治制度。都是把政治制度的描述当作是国家的描述。民主体制与专制或威权体制孰优孰劣？社会主义体制与资本主义体制孰优孰劣？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孰优孰劣？这是制度之争。一个国家实行哪种制度更好，与爱国不爱国也无关系。赞扬美国的民主制度，并不是赞扬美国。反对中国的专制制度，也不是反对中国。喜欢“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喜欢“私有经济”，还是“公有经济”，大可去争论，甚至为了“理想”去革命，与国有何联系？喜欢美国的制度，要求在中国实行美国的制度，你可以说美国的制度不好，但你无法说喜欢美国制度的人是“带路党”，是“汉奸”。同样，赞赏中国现行制度的，你爱的是这种制度，何尝是什么“爱国”？如果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被压迫的阶级一定不爱国。如果国家是通过民主确立一种契约建立起来的，你爱的只是这种契约，却误认为是爱国。国家与制度并不是一个概念，国家只是一个符号，一个称谓，有什么可爱（当然也没有什么可恨）？制度的内涵则是活生生、充满异议、与每个人利益相关，由此方带来人的爱与恨。但我们为什么要把制度与国家捆绑在一起？难道中国实行了美国的制度，中国就变成美国，“国将不国”了？

 

国家是管理的地域区分，或地域的管理机构，本身不是价值判断的依据，所以并不存在爱与恨。

 

 

为什么会出现“爱国”或“卖国”的口号？是政治家为了政治目的利用民众的情感制造出来的。

 

欧洲杯足球赛，总统和国民一起大叫加油，球迷则相互掐架，这是不是“爱国”？随便说说当然可以，但实际只是一种情感。江西人在广东生活，与广东人产生矛盾，江西人就会站出来，抱团对抗，基于同乡即地域情感；华人在他国遇上说华语的，倍感亲切，人到老年，就有“落叶归根”的乡思，都是文化情感；汉人获诺贝尔奖，作为血统相同的其他汉人，自豪一把，理所当然，此即血统情感；两军对垒，任一方的军士，都希望自己一方获胜，反映的是团体情感。上述这些情感，是一种普遍存在、并无法责备的社会心理。

 

但这种社会心理是中性的。并不包含对与错、合理与不合理、正义与非正义的判断。江西人与广东人打架，只指明江西人和广东人，无法说明对与错；此种文化与彼种文化实无利害冲突；缺乏实质内容的民族械斗，不可理喻；两军对垒，只讲胜负，不问正义与否，军队只是工具。正是由于这些情感只具中性，但又有动员力量，利用其为某种政治经济，甚至于个人的目的服务，便是傻瓜也懂的方法。国外商品进入中国，在商品的制造、包装、宣传中加入汉文化因素，利用的是文化情感。足球篮球职业赛实行主客场制，则是企业家巧妙利用人的地域情感。它既可增加比赛的精彩，又可增加票房收入。这种比赛却不是两地或两城市真正的利害相争，球迷为此掐架出于情感大可理解，却不必当真。

 

已经形成的国家中的人，同地域、同团体，也大体同文化、同血统。用这些情感来凝聚人心，打击敌人，以达到政治家的目的，便是“爱国”与“卖国”出现的原因。

 

“爱国”首先是由专制统治者提出来，并长期强化宣传出来的。专制制度下，国是专制统治者的私产。为什么国要叫“国家”？实质就是家天下。争天下为什么叫“逐鹿”？就是把“天下”当成猎物。这种争夺不仅表现在一国内部，也表现在国家之间。历史上专制国家之间的战争，绝大部分是暴力集团争夺统治权和统治地盘。谁的拳头硬，谁的地盘就大。为什么现在世界上有的国家大，领土广阔，有的国家小，有如弹丸？其实大多没有什么道理，它形成于历史上的暴力争夺。这些专制统治者，为增加争夺的力量，把民众裹挟进来，利用民众同地域、同团体、同文化、同血统的情感，把地域、团体、文化、血统与国等同。本是暴力集团统治地域的争夺，被说成是国家之间的对抗。“爱国”由此而生。

 

这种宣传几千年，可谓根深蒂固。希特勒更使其发展至极端。为了达到统治全世界的目的，他杜撰日尔曼民族血统的高贵，和其它民族血统的低劣，以动员和强化德国人的民族情感，为他争夺世界统治权的个人目的服务。并发展为屠杀其它种族的邪恶犯罪。世界反法西斯的战争，与历史上的战争，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它摆脱了暴力集团争夺统治地盘的丛林争斗，注入了正义的内容。即种族平等，尊重人权，反对暴行等。英、法、美等国正是基于这种正义而奋起反抗。但参与反法西斯战争的并不一定完全是为此目的。比如苏联就很可疑，因为它与德国曾有瓜分波兰的协议。但二战总体上说是法西斯与反法西斯的战争，既非暴力集团瓜分世界，也非民族国家对抗。

 

中国的抗日战争，本质是反法西斯反掠夺的斗争，只是表现为民族之间的对抗。所以抗日的“民族”英雄，应该是反法西斯反掠夺的英雄，抗日中的“汉奸”则是法西斯掠夺者的帮凶。用“民族”英雄和族群背离的“汉奸”，来表达反抗压迫者与帮助压迫者的行为，都不能体现其行为正义与邪恶的实质意义。为正义而抗日是真正的人民英雄，抗日战争中的“汉奸”受到惩罚，也非他们背叛民族，而是他们背叛正义。我们不是抵抗日本这个民族，而是抵抗压迫和掠夺。把抗日战争说成是民族战争，只把它看作是一种民族械斗。将抹杀抗日的正义性。

 

直到现在，我们仍没有从民族情感中摆脱出来。对抗日战争反法西斯的内涵认识不足。反法西斯是正义与邪恶的交锋，并不是中日两国或两民族的对抗。没有这种认识，对抗日战争的反思，将增加民族仇恨，妨碍正义意识的树立和张扬。美欧则完全把二战看作反法西斯，而不是国家或民族之间的战争，所以并没有把德国看作另类。而德国直到现在，还在追究纳粹的反人类罪犯。说明他们的正义意识已经大大超出了他们的民族情感。

 

地域、血统、文化、团体情感可谓人之常心。它可以有，却应在正义之下。只讲情感，不问正义，世界永远不能摆脱丛林社会。江西人与广东人打架，江西人抱团对抗，如果江西人确实有理，便不是江西与广东的地域对抗，而是对与错的对抗。中国人民的权利利益如果确实受到侵害（不是指统治者而是指人民），人民团结起来，奋起反抗，便是天经地义。但这不是“爱国”，而是爱正义、爱人权、爱公平。

 

 

当我们潜意识中把爱某种血统文化，或爱某种制度，或爱国家的某种地域范围（比如大国或帝国），甚至爱某个领袖，当成爱“国”，国家就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国家的概念则产生变异。“爱国”成为一种容易走极端的动员口号，“卖国”则成为攻击对手、压迫民众、并且是子虚乌有的帽子。

 

林彪逃离中国，王立军进美使馆，是否“叛国”？离开这块土地，脱离某个国家有罪吗？他们或有其它行为，而构成犯罪，但与国有何干系？“叛国罪”从何说起？中国人想到国外谋生，为何成“偷渡”，并以此获刑？一个国家的制度，限制人的自由流动，是侵害人权。因为制度被迫“偷渡”，“偷渡”就是一种莫明其妙的“罪行”。中国人与外国人有通婚、交往，能说是“里通外国”？血统与文化互相影响并非固定不变。经济人际社会交往更是人之常情。用国的边界限制交往范围，也是侵害人权。“里通外国”何尝不是莫须有的帽子？“颠覆国家”，国家能够颠覆得了吗？你可以颠覆掌握国家机器的政权，但你能颠覆国家机器吗？你可以颠覆一个国家的制度，但你能颠覆这块土地吗？既然国家不等于政权，为什么“颠覆政权”，要说成是“颠覆国家政权”？是否一个很轻的罪，扯上国家，就变成很严重的罪？

 

李鸿章签割地条约，被认为是“卖国”。他卖的是谁的“国”？当然是满清朝廷的“国”，朝廷的管理地域缩小了。这些地本来就是满清暴力集团打出来的，送不送给他人是满清统治集团的事，与中国的老百姓有何干系？如果说他有罪的话，只是他没有问过被割地上的人民，愿不愿意接受外国人的管理。如果外国人对老百姓更凶狠，他便有罪，如果外国人对老百姓更好，老百姓还要感谢他。所以凡是两个专制统治集团割城争地，只是他们的私事，与国有何关系？哪来的“卖国”？

 

有人说，民主国家难道不要领土完整？就可以随便把土地送给他国？如果某块土地无人居住，当然民主国家不会轻易送人。因为土地是一种资源。但目前世界上除南极之外，几乎没有无人居住的土地。所以我们现在说的领土，基本上是指有人居住的土地。有人居住的土地，土地的主人便是居住于此的人民。这块土地便不是一种资源，而是一个社会体。他们通过民主建立了自己的管理机构（民主国家普遍的地域自治），并认可某种契约，即认可某个国家。如果他们不愿脱离这个国家，国家的当权者能有权力把这个社会体送给他国吗？如果别国想用暴力把这个社会体纳入本国管理，这个社会体的人和这个社会体所在的国家一定会进行反抗。但这不是捍卫“领土完整”，而是捍卫这个社会体人民的民主选择权利。苏格兰闹独立，卡梅伦只能劝说，并用大家庭的情感来引导，却不能动用武力镇压，因为这是苏格兰人的权利。澳大利亚为留不留在英联邦而展开一场全国大辩论，赞成与反对的各有理由，说明民主正在缓慢却又不可逆转地摧毁传统的国家观念。

 

“叛国”或“卖国”，不仅在法理上难以成立，而且是利用民众的地域民族团体情感，打击人的一种手段。一个专制者，为了打击政治对手，往往无中生有的说对手是“卖国”。这不但使自己好象站在真理一边，也使对手陷入民众的某种情感包围之中。崇祯皇帝说袁崇焕与鞑子勾结，处死于菜市口，那些有着浓厚民族情感的人围观，争食其肉。可见民族情感力量的强大。中国人现在争民主自由，那些“五毛”不是来讨论民主自由究竟好不好，而是开口大骂民主自由人士是“卖国”，就是想利用大多数中国人都有的民族地域团体情感，以围剿民主自由人士，阻碍民主自由观念的传播。即便是民主自由人士，也不敢丢掉“爱国”这个屏障，说实现民主自由就是“爱国”。其实实现民主自由是爱人权、爱自由、爱民主、爱法制、爱公平正义，并不是“爱国”。

 

当“爱国”成为一种主义时，国家便成为一种神、一种膜拜的偶像、一种要为其献出生命的图腾、一种社会个体行为的主宰、一种侵害人权的棍棒。专制者最喜欢制造这种神。因为专制制度下，他就是国。把国神化，便是把自己神化。中国要摆脱专制，走向文明，真是任重而道远。

 

(作者惠寄)

 

 

（限于篇幅，此文并未讨论利益，比如我们常说的国家利益。当国家之间存在经济联系时，国家之间可能产生利益矛盾，“爱国”或“卖国”就可能以利益为依据。来证实存在“爱国”和“卖国”。但存在国家利益吗？此种讨论更为复杂，请看《胥志义：存不存在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