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习近平谈论共产主义时避免触及共产主义的经济必然性，开口闭口只是谈论“共产主义理想”，表明他理论水平强差人意，但这也难怪，因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是以国家权力，而不是以马克思关注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为依据。
“中国式病毒”威胁世界文明
现实而言，国有体制是这一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支撑力量。由此来看，中共不久前发佈的国有企业改革“指导意见”的确很重要，因为它关乎这种“主义”的命运.
该“指导意见”仍然坚持拒绝私有化，然而有其变通，即所谓“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在商业竞争领域里允许国企参股到民企，让民企经营国有资本，而在国企保持控股地位的公益领域，也可以“委託代理”给民企经营.据说，这叫作“通过民企做大国有资本”。有评论认为，可以视其为满清时“官督民办”的现代翻版，是谓“国资民办”。
先前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其“打黑”固然有其治安效果，但一开始就有借打击犯罪而报复民间抗议的因素在其中，发展起来，更以打击民营企业家为特色，看似以新的方式重演毛泽东从“五反”发展到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那一幕。而习近平现在玩的一手，则看似要直接走到“公私合营”那一步，其气魄，其跳跃性，都更大得多。
中共一党专政体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是当今世界一大奇观.中共是个大党，中国是个大国，如此大党大国，在毛泽东死后，终於举手接纳市场化，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短短一二十年，中国一跃而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其中的“国进民退”尤为令人瞩目。“中国模式”顿时甚嚣尘上，习近平们的所谓“自信”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有识之士担心，这是一种可怕的“中国式病毒”，对世界文明形成严重威胁.
历史上，中国曾经历过号称具有“超稳定结构”的专制形态，其中的秘密即在於，在非市场的自然经济中，土地在其国有体制下可以买卖，这样，专制得到市场的支撑，获得了异乎寻常的活力。如今，历史似乎在重演。
从“国进民退”到“国资民办”
中共政权前三十年，以为它可以超越市场经济，对其竭力限制，而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结果走进了死胡同。被迫改革开放之后，犹犹豫豫地，终於向市场经济低头，一下子时来运转，市场化浪潮为中国经济开拓出极其广阔的空间.中共顺势而为，无情地背弃它对国企工人的承诺，为国有体制的资本化打开局面，於是一个盘根错节、精明而贪婪的权势阶层应运而生，将改革开放之初尚有的些许人道主义或理想主义色彩基本抹去，走向另外一个方向。
这一局面的确有其可怕之处──中共明确以西方民主社会为敌，煽动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反美，反西方，反普世价值。它无道德伦理底线，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视恪守底线的欧美为软弱，更纵容鹰派军人和黑客肆意妄为。尽管它与当年谋求“生存空间”的德日法西斯尚有不同，但“中国梦”的帝国色彩已极其清晰。
然而，市场自有其规律，却也难以抗拒。“中国模式”以不惜代价的经济高增长为特色，早有人担心其不可持续，苦口婆心劝说中共经济转型。而中共则不以为意，不遭现实教训它决不回头.教训果然就来了，且增长放缓之势一旦形成即难以扭转，迫使中共承认其所谓“新常态”。於是，“国进民退”难以照样玩下去，至少要有所变化。
“改革”声中，弄出了个“国资民办”。无论它是“官督民办”翻版，还是新的“公私合营”，终究是似曾相识，所谓国企改革，看来弄不出什么新意了。
吞噬民间资本国有化乃国之祸根
世纪之交，曾有过一轮国企改革的浪潮，使得国企变了一副模样，否则，后来的所谓“国进民退”不会那么顺利。然而，那次改革饱受批评，据说是因为权贵集团大得其利，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有人更揪住民营企业家不放，痛斥他们“侵吞”国有资产.
其实，国有资本与市场经济的本性不合，它的强势与垄断乃因政府在其背后支撑，它在市场交易中吃亏往往并不奇怪，而反常地吃亏，则多因为权势者在其中操弄。当年着名的吉林“通钢事件”，显示出企业管理层的圆滑与强势。它表面顺从政府机构意图、欢迎民间资本进入，背后则操纵、动员工人抵抗民营化，结果弄出流血事件，致使民间资本被迫退出，改革停滞不前，而工人实际上为权贵们火中取栗。
当年的“公私合营”企业，“文革”初期一夜之间都转为国有，民间资本大规模流失，却鲜见追究，以致其风气延续至今，见怪不怪，似乎只有所谓“国有资产流失”是滔天大罪。实则，吞噬民间资本而成就的国有化，不仅致使国民经济效率低下，而且制度性地铺就了权力腐败之路，乃中国社会之祸根。
现在习近平拉开架式推动“国资民办”，就中共传统而言，算是顺理成章。不过，如今毕竟时过境迁，他恐怕难以仿效毛泽东再掀起所谓“社会主义高潮”，而民间资本，积数十年来之经验，会有顺从者，也会有观望者和回避者。须注意的是，中共对李嘉诚大概只能恼怒，而内地民营企业已在其掌心之中，就不能不多加小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