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11”打败京东狂圈912.17亿元销售额的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最近又放豪言。他作为浙商总会首任会长，在第三届世界浙商大会上呼吁“浙商永远不参与任何行贿”。而中纪委机关报也适时回应说“永不行贿的马云们，好日子在后头”，俨然一出双簧戏。
11月17日，中纪委机关报刊文为马云的“不行贿”点赞。文章还引述微信公众号“学习小组”11月15日发布的一篇文章说，“这三年，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可谓冒着政治风险，不知打破多少人的‘奶酪’，与各种利益集团、既得利益者决战。”
过去三年，反腐运动的确是打下了不少“大老虎”和“小苍蝇”，牵扯其中的一些政商间利益输送链也被阻断。商人对官场的依赖有所消解，却仍顽固不化。万达地产创始人王健林也承认说“在中国政商关系这门学问比博士后还要高”。
中国微妙的政商关系
一百年前，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曾在其著作《经济与社会》中写道：“在中国的官僚制社会中，官府的独断专行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机会伤害巨大。”因为统治者对资本的垄断和攫取阻碍了私有经济的发展也限制了经济创新。
遗憾的是，在一百年后的今天，这种官僚传统在中国依然根深蒂固。1945年，美国学者费正清在他的书中如此描述政商关系，他写道：“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大军智库主任仲大军认为，中国目前正处于转型期，行政的作为对企业盈利的影响很大。
他说，“政商关系非常微妙。有的时候是政府的权力与资本结合起来、联起手来赚钱，就是说企业赚了钱也要输送给官员。有时候是一种联合起来赚钱的关系。也有的时候是被迫的……比如说这个事儿让你干，你就可以赚钱甚至是赚大钱；这个事儿不让你干，甚至不让你这样干，你就可能赚不着钱。”
人在中国的社会观察家田奇庄也认为，企业在中国的大环境下“想做到出污泥而不染，恐怕是一厢情愿”。
他说，“我曾经在七八家大中型国企、私企都干过。可以说很多企业我也在这个企业的要害部门包括领导部门工作。那可以说每天上班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给政府官员怎么行贿，怎么去通融，怎么去打通关系。你不这样做根本行不通。”
他谈到，中国的政府官员不受监督、财产不用公示，许多权力的自由裁量空间也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想按照自己的意愿推进是非常困难的。
而对于马云“不行贿”的口号，田奇庄用周永康的下场举例说，“他当年反腐败惩治别人，也都是调子唱的比谁都高，结果一查出来好家伙比谁作恶都多，别人都比不了他们。我觉得恐怕马云的这些事，有朝一日有人给他兜底的话，他也是无法自圆其说的。”
他们说自己不行贿，你信吗？
宣称自己从不行贿的，马云不是第一人。
万科董事长王石也曾在自己的书中写道：“从我到深圳创业开始，不行贿就是我做事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和底线。”他今年5月做客新华网《思客讲堂》栏目时说，“整个社会流行的问题不是行贿，而是根本不相信你不行贿。”
子非鱼，这也本不是一个信与不信的问题。
从十八大以来反腐行动的成果来看，来自商界的朋友圈成为导致官员落马的一大陷阱。企业家谋求政策优惠，官员也有意结交商界的朋友。晚清发家的“红顶商人”胡雪岩的故事至今仍为一些国人津津乐道。
今年1月，马云的阿里巴巴因为被抽检出假货而与工商总局“杠”上了。当时，工商局抽检了淘宝51件商品，得出正品率37%的结论。淘宝抗议工商局的抽检程序违规，许多卖家没有受到抽检结果通知，工商总局也没有告知当事人有申请复检的权利，就直接向社会公开。企业和政府间的这场大戏导致阿里巴巴股价暴跌，之后马云立即与工商总局局长会面，握手言和，事情就这样摆平了。“不行贿”的马云当时对这位局长施了何种法术，观者不得而知。但就事态发展来看，处理政商关系，“来硬的”是不行的。
主张“亲近政府，远离政治”的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10月29日在“哈佛公开课”上发表演讲时也曝出万达集团发展迅速是得益于其与总共高层的关系。他表示习近平的姐姐齐桥桥和邓家贵夫妇都曾是万达上市公司的股东。
马云筹办的湖畔大学研究过企业走向死亡的原因。研究结果是，死亡率第一位是政商关系。原因首先是中国制度政策的不确定性大；其次是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的资源不对等，经常遭遇绞杀；最后是企业家和官员间微妙的“友情”。有媒体用《论语》中的话形容这种关系：“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