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玩弄权术这一点上，没有谁比得过中共官员。
上一篇专栏《文革式告密时代来临》中提及，中国内地有人因为在微信群里对某件国内大事发表了不同于中共官方立场的观点，被群内网友告发到他所在的工作单位，称他发表不利于党的言论，而被停职。有读者和网友对此感到震惊：当下中国的政治环境真的已经到了这样恐怖的地步了吗？
极权统治从来都最善于制造恐怖气氛，它是让民众时刻生活于恐惧之中的罪恶之源，并不比在巴黎制造大屠杀的“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好多少，只是他们更隐秘、更会使用“不是暴力的暴力”手段，何况在有着悠久告密文化传统的国家。共产权极对于发动群众互相告密，通过制造恐惧来维持统治，让人民驯服，“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堪称最具心得。在意识形态高于一切、越来越向毛时代靠拢的今天，这样的事情正在变得越来越普遍。事实上，仅就已了解的情况来看，类似事件远远不止前述一两例。只是，很多当事人出于恐惧，没有对外声张，而当权者更不敢公布。
应该深究的是，这样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到底是中共最高权力机关及其领导集体的统一部署与授意，还是下属各级机构及其负责官员在执行过程中的主动作为？
告密为人所不耻，一个受过教育、稍有点教养的人都会对此有共识，这在今天恐怕已没有太多争议。东德时期的两百万告密者，即使后来斯塔西档案不曾解密，相信他们的后半生也将活在羞耻中，多少人因此而遭受心灵的折磨。苏联历史上最着名的告密者少年帕夫利克，向斯大林政府举报了自己的父亲，终自己陈尸野外，还导致其祖父、祖母、堂弟等整个家族的众多成员被枪决。告密者“不得好死”，从告密那天开始已经注定，报应和天谴在这一点上从来不含糊。这无须多说。
可怕的是接受告密者的告密之后，当权者如何处置。“枪口抬高一寸”的道理，大多数的中共官员都懂。在玩弄权术这一点上，没有谁比得过中共官员。这也是中共官员在贪污腐败之后对该管的不管或不该管的要管拿捏得最为精准的原因。对于接到告密后的处理，睁一只眼看见或闭一只眼没看见，只在他们一念之间。但是为什么他们对于毕福剑式的“私人聚会言论犯”们的惩罚最为积极呢？因为他们都非常渴望在政治上“立功”，同时又最担心这样“妄议中央”的言论影响自己的仕途，或者给自己带来麻烦，因而接到告密必首先除之而后快。至于是否合符法律规范或有违人的良知，根本不是他们首先要考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告密者的同谋，甚至比告密者更恶加一等。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政治小说《一九八四》中所描绘的那个令人感到窒息和恐怖的，以追逐权力为最终目标的假想的极权主义社会，正是依靠类似这样的“老大哥”们的“小老弟”，来监视、监听、钳制和控制人们的思想与行为。积极主动处理告密事件的中共官员，是现实中国最真实的思想警察，是中共极权的帮凶和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过去反抗中共极权专制，但只看到这个庞然大物，却找不到具体的人，以致我们的矛头都对准了一个模糊不清的群体和组织，而没有清晰的个体对象。捷克前总统和剧作家哈维尔其实早已对此作出了揭示。他说，权力从来不会独自存在，它支配人也来源于这些人。“我们这个社会的权力运作，并不简单地是一些人以赤裸裸的权力支配另一些人，每个人都被迫成为权力机器上的一个部件，因此常常很难指出谁要为政权的所作所为负责。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他一方面是奴仆，畏上司，另一方面又是奴隶主，想践踏下属。
专制制度就是以这种方式把整个社会纳入它的系统，使人不仅是它的受害者，又是创建者；人们既是囚徒，又是狱吏。”
这正是民主和自由的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