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中共中央委员、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说,周南当年写我的专案调查报告,公布开除我党籍的所谓“罪状”,只有四个字:“背离人民”。周南现在讲我“贪赃枉法”“贪污腐化”,假如有一桩是确实的话,当时为何不将证据拿出来,名正言顺地开除我的党籍?比杜撰一个“背离人民”更有说服力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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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共中央委员、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中共港澳工委书记许家屯,1990年以“旅游休息”名义,经香港来到美国。2008年1月因感冒引发肺炎,随后又跌断肋骨。在此之前一个月,多维社记者登门拜访,他说:现在许多事情可以说了
(续前)香港的经济现在是服务性行业为中心,我建议要做新的转型,将服务性行业向更高素质的行业转型、提高知识性——这是知识性经济时代。时代的特点是,以知识为综合性生产力,特别是科学发展,不断地思维创新,科技创新,来提高知识素质。
前中共中央委员、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中共港澳工委书记许家屯,避祸出走隐居美国南加州已经17年。
回归之前,英国政府无心来发展科技创新产业,从卫奕信到彭定康,都是搞民主。这样香港在科技创新上失去了十几二十年,应该急起直追。香港的地位、软件、物力财力,完全可以做到后来居上——
地位:香港的地位与回归之前不同,中国影响大了,香港也可以扩大。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初步成功,经济地位、国际地位提高,影响扩大,香港从东、南亚地区性的经济影响、金融影响,完全可以向世界扩展,发展成全球性的经济、金融影响。
实力:香港有软实力,财力,物力,学到中国与印度发展高科技的办法,用他们调剂、吸收全世界高科技人才,用孵鸡蛋的方式,建设高科技特区。中国有一个买千里马的故事,大臣买了一匹死马的马骨头,国王责怪他,他说,我将马骨头买回来,千里马就会来。果然,后来来了不是一匹两匹,而是来了很多。香港要用这个精神,用比美国更优越的条件来吸收人才。香港当然有财力,也不要多,一年几十亿,政府拿一部分,民间拿一部分,来的“马”中,有很高水平的,也可能有骗子,有几匹“马”成功就行了!
多维:你对现在中国的势头有什么看法?
许:势头很好。过去反对的认为不好的,都开始改变了。事实胜于雄辩。九十年代西方包括香港一部分人,说中国“马上就要崩溃”。我在香港时,最亲近中国的大老板问我,会不会有问题?当时有民工潮,上亿人进城,好多人担心中国会乱、会崩溃。我说这是好事,不是坏事!农民进城,改革、开放、建设需要人么,若完全不需要,他们来也就没有希望么。他们做了工,可以寄钱回家,学了手艺,眼界开阔,将来回去可以改变家乡的面貌。后来我到美国来,还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也是这么答复。
当时大陆出了一本农村调查的书,在西方轰动一时,说看起来中国农村要崩溃了。我到美国来认识一个年老的同乡学者,他的儿子写了一本书,也是关于中国农村,有论据,有事实,他估计,几年以内中国要崩溃。他们问我怎么看?我笑笑说:危言耸听。农村问题是很严重,但是中国正在想办法解决,不会崩溃。他们只看到了问题存在的这一面,对可以解决和正在解决的另一面,不是有意地回避了,就是无意地忽略了。从学术上来讲,就是不客观,从政治上讲,他们有偏见。现在问我,同样如此。
对于美国来讲,中国经济发展,多了个竞争对手,经济上是互补,怎么叫“威胁”?过去想控制,现在不能完全控制了,就是这么个“威胁”。
说中国“军事威胁”,美国的批评就对吗?美国的军事基地全球都有,威胁别人,军费八千多亿美金,中国连零头都不到啊,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军费合起来也没有你多啊。是你威胁人家还是人家威胁你?片面嘛!但世界就是这么一个世界,一面倒。
中国问题很多,缺点很多,有些事情做得不对,过去犯了很多错误,有些很严重,但是在发展,在改进。很多人认为我是“反共”的,对我寄予希望,但是我是反对共产党的错误,他们可能失望了。我是讲的真话。我认为讲得客观。
多维:大陆很多城市会对香港造成竞争,香港会不会边缘化?
许:这正是香港的长处:本来是边缘,它成为了中心!因为他善于利用边缘的地位。过去几十年就是如此。香港不怕竞争,善于竞争。只要善于发挥这种精神。不要怕深圳、上海、宁波超过你,当然不要恶性的竞争。你们年轻人是否没有了自信心?哈哈……要发扬老一代包玉刚、李嘉诚这些人的精神。而且他们当时是敢于向英国人的大企业竞争。香港人的这种精神现在还有!他们进入内地,带动、鼓舞了内地许多地方的企业。现在大陆很多人都知道有个李嘉诚,就是学他的竞争,以他为标兵。
政府与社会都应该注意对弱势族群,在福利上提高、改善,避免社会矛盾激化。注意让中产阶级增加收入,逐步发达。西方资本主义也很注意这个,应该从这方面着手,保证社会安定。当然要力所能及,不要力不从心,要让政府财力、社会财力能够负担,社会公平,不是拉平,而是逐步缩小差距。
多维:有人认为,最近中国很多维权事件,反映中国的制度制衡还很差,地方权力太大。
许:不能一概而论。地方权力太大这种情况不能排除,但大陆现在权力还是集中在中央。问题不在地方权力大小,试问,假如没有一定权力,怎么工作?问题在权力使用得当不得当。应该为人民谋福祉;现在很多用得不得当,权为个人所用,用在个人谋利、谋名,相当严重,应该禁止。
中国的制度制衡也是有的,反贪污,不但枪毙小官,还枪毙了副省长、省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上海陈良宇也“双规”了。中外政坛上,贪污从来没有禁绝过。美国合法化了,钻法律空子。例如,打高尔夫球就可以赌输赢,我赢你一棒,你输我一棒,可以赌钱,钱数可以高可以低,多的可达几万美元。靠制衡,也要靠官员自我的制约。我到香港之前,认为香港很廉洁;到香港之后,尤其是到了八十年代后期,才知道,下面很廉洁,上面不一定。港英政府当时的高官不廉洁的情况,虽然我掌握得不多,也知道至少有四五件大案。我相信,港英中高层都知道,就是不敢讲。
我没有对卫奕信明讲,只是说:现在人心有所动荡,有传说,廉政公署只查华裔中的大商人,不查外籍大商人和高官。他说,没有这回事,我们按法律办事。他和我都是打官腔,心中有数。我现在讲这个话是有根有据的——有些当事人找过我。
一国两制,三个要素都要考虑。十年实践,我看,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个很大的创新,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一个国家,用和平的办法而不是武力的办法,收回曾经丧失的国土。我曾经请教台湾来的资深历史学家黎东方,问他,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和平统一的先例?他经过认真考虑,说:好像还没有。
第二,殖民地当地人在主权回归之后,实行高度自治,这么一个转型模式,是高度创新,好像全世界都没有——我也用“好像”,因为我看到的资料还不多。
第三,用和平的办法来解决国际土地争端,好像也没有。过去是民族独立,不是回归。殖民地独立的是非常普遍的,但是回归祖国,没有听说。
这也说明了一国两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两大政治体制的和平改革,在西方是以美国为代表,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以中国为代表,两大政治体制代表的和平改革,有什么启示呢?中国当初本来想出这个办法,是为了解决香港问题、台湾问题,是不是意识到是人类发展历史上的重大突破?我看也许多少意识到,但很可能没有。我出来到美国之后思想发展:是不是可以“一球两制”?我看到美国罗斯福的新政改革,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某种程度上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加上苏联贫穷共产主义和中国“文革”的失败,加上邓小平改革开放,胡锦涛的和谐社会,和平发展,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推进到了新的阶段。香港的发展是人类精神发展的和平演进的开端。我花了几年时间,写了一篇东西,还在写。两大政治体制,求同存异,采对方所长,补自己之短,异减少了,同增多了。异开始辩证了,一球两制,可能长期共存,相互在求同存异、容异求同这么一个趋势当中,共同存在,共同发展。由容异,到趋同。人类和平演进,而不是武力相向。
何时可以“落叶归根”
多维:你说过“在政治清明的时候”,你会回大陆,现在到时候了吗?
许:这不是我的问题啊。我希望回去啊。听其自然吧。我讲过,中国人的传统是“落叶归根”,我不例外,异乡再好,也没有故乡好。我的第一故乡是江苏,第二故乡是香港,今年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取得很大效果,我虽然不能有所贡献,也想看看。能不能看到,这不是我主观愿望能做到的。如果中国政治清明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我就可以回去了。我希望在有生之年——当然已经不多了——能够回去看看。可能性存在,可能大,也可能小,也许不可能。
多维:您多年沉默,在香港回归十周年时为什么接受媒体采访?
许:我曾经是局内人,香港回归时我已经是局外人,但是我爱香港,关心香港发展,香港地方虽然小,却是内外各方关注的中心,情况很复杂。我如果发表意见,从我自己来讲,是客观的;但是在香港,必然会引起各种议论,可能产生一些不必要的纠纷,甚至为香港添乱。我不想添乱,所以我决心不评论。只有一次,董建华当特首不久,香港的一个朋友写信问我有什么看法,我写信回复了他,他把我这封信发表了。
回归十年,香港转型比较成功,发展比较好,作为一个曾经在香港工作过的人,我对香港有感情,希望香港继续好下去。为了爱护香港,有些看法意见想向香港朋友同胞提出来参考。也有些想法,不是很成熟,供香港认识不认识的朋友分享。所以我就打破沉默了。
在这个期间,正巧知道周南、鲁平发表了一些不符合实际的、甚至诬蔑性的奇谈怪论,有人关心我,告诉我周南接受记者采访,胡乱编造,讲了对我不利的话,我在网上找到了,我的回应本来是不屑一顾。周南写了我的专案调查报告,在报纸上公布开除我党籍的所谓“罪状”,只有四个字:“背离人民”,具体的“罪状”是“和右派人士来往”,哪两个右派人士呢?一个是星云大师,一个是名记者陆铿。周南现在讲的这些东西,假如有一桩是确实的话,为什么不在开除我的党籍的时候公布?当时为何不将我“贪赃枉法”“贪污腐化”的证据拿出来,堂而皇之地列为我的罪状,名正言顺地开除我的党籍?“背离人民”的大有人在,我自认为还不至于堕落到这个样子。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比杜撰一个“背离人民”更有说服力嘛!何劳你周南、鲁平现在出来诽谤我?我保留将来有条件的时候,用法律来讨回公道,来判断谁是真话,誰是歪曲甚至编造。本来完全不想理睬,但又想到有些事实澄清一下,更有利于香港的发展,所以我借这个回顾的机会也说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