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
邓力群在他的《自述．12个春秋》中，不无遗憾地回顾道：“一九八三年之前，邓（小平）、陈之间一直合作得很好，到了一九八三年，邓、陈分歧开始显露出来”。
邓小平在1983年“倒胡”、“打周”事件中的表演，充分暴露出他的“半毛泽东主义半实用主义”思想本质。胡耀邦、周扬主张思想解放，是关注中国的前途命运，通过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全面改革实现每一个中国人的物质和精神的解放。而邓小平和专政派的“思想解放”，只为夺取和巩固自己的权力。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胡耀邦、周扬和中国人民来说，是思想解放的起点；而对邓小平和专政派来说，是“思想解放”的终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三个月，邓小平和专政派就亮出了“四项基本原则”，镇压思想解放运动，取缔民主墙，逮捕魏京生。邓小平要的“准确、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体系”，只取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的一半：“四项基本原则”；而抛弃另一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哪有什麽“准确、完整”？只能称之为“半毛泽东主义”。那另一半是“半实用主义”，对打击政敌有利时，“群众贴大字报是我国形势稳定的表现”；当大字报批评到自己时，就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动乱因素”，“不但要讲，而且要专政手段”了。
邓小平与陈云、胡乔木、邓力群、姚依林们的分歧在经济领域，政治思想领域他们都是专政派，都比毛泽东更斯大林主义。
1956年毛泽东提出“十大关系”、“双百方针”批斯大林旳“左”（教条主义），邓小平、胡乔木都消极观望。等到1957年毛泽东反右，批赫鲁晓夫的右（“修正主义”），邓小平、胡乔木紧紧跟上，而且表现得比毛更“左”。
1883年10月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原来会议主题是讨论《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准备自1983年冬季开始，用三年时间，对党的思想、作风、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以适应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全面改革”使命。
但邓小平讲话（10月12日）把会议重心转移到“清除精神污染”和批判周扬。邓小平说：“精神污染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腐蚀人们的灵魂和意志。有一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说社会主义存在异化，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思想领域都存在异化。他们还用克服这种所谓异化的观点来解释改革，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失去信心，可见理论界思想溷乱到什麽程度！”这一段是针对周扬的。还有一段说：“有些同志对精神污染不闻不问，采取自由主义态度，甚至认为是生动活泼，是双百方针的体现”。这是针对胡耀邦的。据邓力群在《自述·12个春秋》中所述，针对胡耀邦的这一段，是王鹤寿看了邓力群替邓小平起草这篇讲话后建议加进去的。可见胡耀邦的这位在延安时期“推心置腹”的老朋友，1983年就准备对朋友“落井下石”了。
二中全会后，邓力群得意忘形，他和吴冷西通过他们控制的中宣部和电视广播系统，敦促各省、市、自治区领导人和知名学者、专家、公众人物，每天轮流三、四个省，在全国联播节目表态，声讨“精神污染”和“人道主义、异化”等“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从而把“清污运动”从思想、政治领域迅速扩大到全国城乡机关、学校、科研单位、工矿企业、农村、部队，在社会上造成种种紧张、溷乱现象，严重冲击全国经济和人民生活，引起国际舆论关注，以为“文化大革命又来了”。
对批“自由化”一槌定音
1986年9月28日，十二届六中全会举行，爆发了一场出乎邓小平意料的争论。当时胡耀邦主持会议，工作人员读完决议草桉后，胡耀邦问：同志们有意见没有？
陆定一站起来说：“我对这个决议很赞成，这个决议写得很好。有一点意见讲一讲。在起草这个决议过程中今天第四次提这个意见了：第14页第12行有一句话，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等等，我主张‘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这几个字删掉。这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来历，是1956年我们党提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时，苏联方面说我们这个方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后到了‘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中央有一个文件，题目是两个字：‘通知’，说‘二月提纲’是彭真一个人搞的，是背着康生和其他人搞的，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放，就是只让资产阶级放，不让无产阶级放。 1967年，《人民日报》登了一篇大文章，是反对我的，批判我资产阶级自由化，证据是我在中南海怀仁堂对科学家、文艺界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讲了好几个自由：批评的自由，反批评的自由，保留意见的自由，信教的自由，不信教的自由等等，这个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经过情况就是这样。我觉得文件去掉‘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这几个字，对于这个决议丝毫没有损害。只有一个好处，就是不同那些错误的东西溷淆在一起。”
胡耀邦对决议稿中保留这几个字作了解释，说明是按照邓小平的定义，“资产阶级自由化”指“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范围。
接着万里发言赞成陆定一意见，主张取消这几个字。陆定一、万里发言都博得会场一部分人掌声支持。
然后，杨尚昆、薄一波发言，反对去掉这几个字，也博得会场另一部分人掌声支持。
这时邓小平说话了。邓小平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为什麽？现在群众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第一件做了什麽事？就是人大通过决定取消宪法的一条，叫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什麽首先做这件事？就是说明现在有一股思潮，如果搞自由化，就不可能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搞自由化本身要破坏我们安定团结局面的。看来，反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管什麽这里用过，那里用过，无关紧要，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写这个。”
邓小平讲完，政治局常委赵紫阳、陈云、李先念均发言主张保留。
胡耀邦说：“保留对我们当前局势有利，以后实践证明这个名词不恰当，再重新考虑”。最后胡耀邦提请全会表决，一致通过。
邓反自由化讲话标志与胡决裂
邓小平这篇反“自由化”讲话导致中国政治气流的大变动。原来邓小平的注意力，在防止邓力群代表的思潮把中国政治气流往左拉，阻滞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陆定一的发言使邓小平的注意力转向“自由化”思潮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而在邓小平看来胡耀邦对“自由化”思潮的“软弱”比邓力群的“左”更危险。
这篇讲话也是邓小平与胡耀邦最后决裂的标志。邓小平在他的讲话中提出了一个重大政治原则问题：
──粉碎四人帮以后第一件做了什麽事？
对胡耀邦来说，这第一件事，就是真理标准讨论，终结“两个凡是”。纠正冤假错桉，纠正历史错误。
而对邓小平来说，这第一件事，变成“决定取消宪法的一条，叫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如果当初真是邓小平说的那样，华国锋、叶剑英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决定取消“四大”，恐怕就没有后来的真理标准大辩论，没有后来的西单民主墙，没有后来的纠正历史错误，也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转折和邓小平复出掌权了。
1986年底的邓小平已经自己否定了自己。邓小平的“四项原则”，就是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差别只在华国锋搞毛的“凡是”，可以纠正；邓搞自己的“凡是”，同毛一样无法自己纠正。这就是邓小平的悲剧。
胡耀邦下台后，陆定一曾对他的发言产生的后果向胡耀邦表达歉意。胡耀邦对陆定一说：“我是由衷赞成你的主张的，只是在那个场合，不便多说”。
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那场意料之外的大辩论引发出邓小平一篇“反自由化”的即席讲话，改变了全党、全国的政治气流。《精神文明决议》刚一诞生，生命即告终结。一场比“清除精神污染”更大规模、影响更深远的“反自由化”之战，已蓄势待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