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11月22日）看完央视播出的“电视文献片《胡耀邦》”结局第五集，不禁长叹：如此背弃“求真务实”原则的《胡耀邦》，根本不够资格称为“电视文献片”——胡耀邦一生的高峰是其被迫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五集《胡耀邦》号称“以清晰的历史逻辑、丰富的史料素材和珍贵的影像资料，全面记述了胡耀邦同志光辉的一生”，居然对此一字不提，隐瞒胡耀邦最重要的贡献与史料，怎能算是“全面”？怎能称为“文献”？如此文过饰非，隐真成伪，只能称为“戏说”或“虚谈”！习总强调对胡耀邦要重点“学习他求真务实、敢于担当的优秀品质”——胡耀邦1987年1月的被迫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是其“求真务实、敢于担当”的经典史料，竟然被刻意回避掩盖，这不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而阉割耀邦么！
《胡耀邦》的编导可能根本不知何谓真正的“文献”。
“文献”乃中国的国学词汇。据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张衍田在《国学教程》（中华书局2013年1月版）第二章“文献引论”第一节“文献与文献学”解读，“文献”乃孔子提出，首见于《论语·八佾》：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国学教程》P14）意思说，夏礼，我能讲述它，但其后代杞国没有足够的史料验证；殷礼，我能讲述它，但其后代宋国没有足够的史料验证；这是因为杞国和宋国缺少历史文件和通晓夏代、殷代礼制的贤者的缘故。
这就说明，孔子认为，“文献”有两个要义：“文”指记录史料的文章典籍；“献”谓贤者（有道德讲真话的学者名士）对历史的讲述。“文献”就是通过典籍和贤者来“立文垂制。”“献”在古代也通“仪”，“仪”即“善”，故“献”通“贤”。《尚书·大诰》有“民献”、“民仪”之称，即“人中贤者”。因“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礼失求诸野”，所以光靠典籍不足以全面纪史，而须以贤人补充。这也是“兼听则明”。
后来，宋元之际著名史学家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提出了“文献”的现代解释——“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言说，稗官之纪录，凡一语一言，可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国学教程》P25）
这一说法要点有二，将“文献”分为“叙”与“论”结合，“朝”与“野”合作：1、“文献”的“文”，即为“叙事”；“文献”的“献”，是为“论事”。2.、“文献”既重官方典籍与名流言说，也要以民间“稗官之纪录”等野史进行“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不可偏听于官史。
现在对照以上权威的“文献”标准，可见“电视文献片《胡耀邦》”的重大缺陷在于，既没有采用官方重要典籍——中共中央关于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的文件决议，更没有引用胡耀邦的政治秘书林牧先生等贤人关于胡耀邦被迫辞职的回忆录：胡耀邦是为了坚持政治体制改革，反对终身制，一言堂，主张包容宽容不同意见而被迫辞职。其时习仲勋是尽力反对逼迫胡耀邦辞职的，并曾质疑其以“中央生活会逼总书记辞职”的程序公正性。
而今“电视文献片《胡耀邦》”在对这一极其重要的历史进行了掩盖与歪曲后，还要大言不惭地声称“全面记述了胡耀邦同志光辉的一生”，是可忍孰不可忍？！
清代李宝嘉《官场现形记》第五十二回说：“有班谬托知己的朋友，天天在一块儿打牌吃酒。”民国时，鲁迅在《忆韦素园君》一文中辛辣地讽刺：“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今日的续篇是：“伟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冷落，一瞑之后，媚上之徒，谬托知己，胡编纪念文献！”
“电视文献片《胡耀邦》”完全违背了“文献”的基本标准，必须公开道歉！并按照习总书记“学习他（胡耀邦）求真务实、敢于担当的优秀品质”的指示，重新编导“电视文献片《胡耀邦》”。
封建时代尚且有“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今日“中国特色”“三自信”举世无双，难道不能有个超越祖先的“在习某某某”么？
如是，方可“纠错以谢天下”。
2015年11月23日11：49于深圳 早叫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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