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5月9日晚在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的会议厅，举行了集演讲、讨论与座谈于一体的聚会。会议主讲人、悉尼科技大学的历史学家冯崇义博士做了主题发言。正如冯博士在开场白笑言，看到学生杨恒均最近在网络遭到众多愤怒的爱国者和愤青的口诛笔伐和围剿，他这位做老师不能置之不理了。冯崇义博士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阐述了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民族主义，与在座的青年学生和华人华侨推心置腹。当天参加会议的包括来自悉尼各界的华人华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还有来自悉尼新兰威尔士等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包括有组织到堪培拉保卫火炬的留学生组织者和代表。会议原定两小时，由于热烈的提问和讨论，直到四个小时后的深夜才散场。会议气氛和谐，虽然与会的华人华侨和留学生在重大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但大家却都认真听取对方意见，理智讨论，各抒己见。这篇文章是基于冯崇义博士的演讲，由冯崇义和杨恒均两人共同完成】
提要：
由西藏事件和奥运圣火传递引发的中国留学生和海外华人华侨全球性“爱国大游行”，举世瞩目。中国民族主义的飙升对中国是祸是福？中国与西方媒体的对垒是否意味着文明冲突？西藏问题的核心是价值分歧还是利益之争？人权与主权孰轻孰重？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安置爱国情怀？当今的青年留学生和华人华侨如何挨过？这些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现归结如下：
一、中国民族主义旋风之风源何在
二、目前的中西对垒是否体现着“文明的冲突”
三、人权与主权孰轻孰重
四、中国民族主义的飙升对中国是祸是福
五、全球化时代如何安置民族主义与爱国情怀
界定题目中的三个核心概念
◎ 民族：现实中或想象中的文化和政治社群
◎ 民族主义：以本民族为中心的思想信条和以本民族为忠诚对象的情感
◎ 全球化：人类一体化的历史进程
“民族”和“民族主义”互为因果，必须放在一起来界定。这两个词汇有很多用法。按我们的理解，“民族”指的是现实中或想象中的文化和政治社群。当所指是人群时，强调的是文化身份；当与国家联系在一起时指称的是地域和政治身份。“民族主义”则同时指以本民族为中心的思想信条和以本民族为忠诚对象的情感。这种思想信条和情感可以表现为旨在构建一个民族、追求民族独立、维护民族统一、捍卫民族主权和扩张本民族的利益甚至于领土的各种活动和运动。
“全球化”是人类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广义的“全球化”指的是十五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的人类密切交往；狭义的“全球化”指的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冷战结束以来的人类一体化现象。早期的“全球化”所达到的高度，在某些方面为当代所望尘莫及，比如十九世纪“金本位时代”人、财、物的全球流动，没有遇到现在这么麻烦的边界壁垒。我们之所以将冷战结束以来称为“全球化时代”，是因为人类在这个时代才自觉地追求“全球化”，制订一系列全球规则，并致力于构建全球伦理。而且，经济的一体化和新科技的进步使地球变小了，使人类各部分成了共同居住在一个小小“地球村”里息息相关的村民。
一、中国民族主义旋风之风源何在？
◎ 对“百年屈辱”的集体记忆和“雪耻”（报仇雪恨）心结
◎ 中国经济崛起带来的刺激与梦想（“中国人的世纪”）
◎ 受害者情结与“西方阴谋”论
◎ 西方列强的两重性（自由民主vs.霸权主义）
◎ 长期的宣传教育与“爱国”的道德含金量
◎ 民怨的宣泄（海外华人华侨打工留学的辛酸、挫折与愤慲）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旋风频繁席卷神州大地甚至于全球。群情激昂、同仇敌忾、如火如荼的景象，使一些人心潮澎湃，令另一些人触目惊心。例如1996-1998年间的“说不”风潮与反西方情绪宣泄；1999年科索沃战争期间北约误炸中国注南斯拉夫使馆而引发的“抗美援南”风波；2001年海南中美撞机事件引发的反美风潮；2005年日本申请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引发的反日风潮（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审定通过歪曲历史的教科书、把台海纳入美日安保范围等引发反日抗议不断）；以及最近的西藏骚乱和奥运圣火传递引发的反西方风潮。这种一触即发中国民族主义旋风，原因错综复杂。但这些原因可以归结为两大类。一类是没有妥善疗治历史创伤而造成的情结；另一类是不健康因素的诱导。
对“百年屈辱”的集体记忆和“雪耻”（报仇雪恨）心结。现代中华民族是一个受伤的民族，外伤内伤都很深重。外伤指的是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一百年间中国受到列强的持续侵略，兵连祸结。内伤指的是由传统的蒙昧封闭思想、未能有效抵制外来侵略的挫折感、专制腐败政府转移视线的宣传教育等因素促成的排外心理。世界上受战争创伤和外侵创伤的民族与国家并不少见，但是在那些以自由主义立国的发达国家，都能妥善疗治历史创伤，捐弃前嫌、化敌为友。欧洲那些国家历史上打的大战小战多如牛毛，但他们现在将命运联结在欧盟之中，热乎得很。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感悟“仇仇相报何时了”的智慧，也不缺“化干戈为玉帛”、“相见一笑化恩仇”之类的佳话，但当代很多国人的心灵深处充满了仇外的集体记忆，做梦都想报仇雪恨。
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间里，“仇恨”成为支配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支柱”，不但让国家错过大好的发展机会，也让我们民族至今仍然对逐渐被世界各个民族都接受了的普世价值抱有深深的敌意。
胡锦涛日前在日本的讲话中提出了如何对待仇恨的新思维，他说，要牢记历史但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这话很有分量，值得深思。
中国经济崛起带来的刺激与梦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骄人的经济成就，有目共睹。我们从处于崩溃边缘的“短缺经济”，焕然一新，迅速变成经济增长最快的全球经济增长极。本来，经济高速发展起来了，给国人带来自信心，实在是大喜过望。随着经济地位的提升，中华民族要求相应的国际地位，既合情，也合理。中国现在是诸多国际组织中举足轻重的成员，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这种地位与中国经济贡献及经济实力相比，还是比较匹配的。值得我们警惕的是，野心的恶性膨胀，便绝非吾国吾民之福。德国、日本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发展所引发的民族主义狂热，使这两个民族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前车之鉴，不可不防。弥漫部分国人，特别是各级中国官员之中的“虚骄之气”，确实令人担忧。连中国学界一些学养不足、修养欠缺的一些学人，也大谈特谈“中国的世纪”来刺激暴发户心态，勾引国人奔向民族主义狂热的火坑。
二战结束以来，那么多发达国崛起，哪个国家曾经喊过是他们的世纪？法律政治框架还停留于前现代、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技术几乎全靠引进，生态底盘那么脆弱，哪来“中国的世纪”？在全球化的时代，大喊“中国的世纪”，更加体现民族心理的不健康。回想八十年代，我们对日本的电器、日本的汽车、日本的电影电视、港台的“靡靡之音”，简直是爱的迷迷糊糊。现在，不但根本不把港台放在眼里，连“小日本”也不屑一顾。但是，我们不能“人一阔、就变脸”，失去往日的谦和，如果我们曾经谦和过的话。更何况，放在全球视野内，中国这些年所取得的成就也还骄傲不起来。人均GDP是最硬的经济指标。在全球两百来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人均GDP排名至今仍然在一百名之后。中国大陆的人均GDP现在所达到的水平是日本、台湾等周边国家和地区在五、六十年代就已达到的水平。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六十年，才取得别人十几二十年所取得的成就，狂得起来吗？且不说我们的经济成就，代价要比别人大的多，血汗工场，黑窑童工、能源涸竭、生态底盘破坏，人文代价和环境代价都严重威胁着可持续发展。居安思危，我们还是留一半醉、留一半清醒为好。如果一定要找出一点值得我们在世人面前炫……（此处有若干乱码）
受害者情结与“西方阴谋”论。那么，中国民族主义狂飙，是否被别人招惹起来？中国民族主义狂飙针对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和美国，良有以哉。针对日本，着眼点是过去；针对美国，着眼点是现在和未来。近代以来，中国是被侵略国家，作为旧时代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受害者，痛深创巨。加害于中国人最大的是军国主义时代的日本，所以至今令国人咬牙切齿。（另一个与日本同等的加害者是俄国，但国人却没有反俄风潮。这是由于战略原因政府让它处于休眠状态的一颗定时炸弹，说不定何时会引爆）。美国在近代以来帮中国的时候多，害中国的时候少，为什么也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狂飙攻击的首要目标之一？理由就在于美国是头号世界强国，既令人羡慕、也令人嫉妒。在部分国人那里，美国是中国的头号竞争对手，“天下英雄、使君与操也”，岂能不反美？而且，美国好做带头羊，老是对中国“说三道四”，很多国人恨不得“灭此朝食”。不管怎么说，在现实中，在和平发展时期，中国早就不是受害者，而且还是受益者。无论是通过各种援助，还是通过互利双赢的经济交易；无论是通过争取回报资金投资，还是通过友好的技术转让，发达国家都在有意或者无意地帮助和鼓励中国兴旺发达。
发达国家的利益，早就与中国的利益紧紧捆绑在一起。主导发达国家的思维和政策是：中国的兴旺发达、市场繁荣，他们就能够“日进斗金”；一旦中国天下大乱，没有哪一个国家受得起“黄祸”。吾国政府及部分国人老是做出耿耿于怀的姿态，占领道德高地、占领逼债讨债的对弈优势，是否体现着中国人特有的“谋略”？而非常有趣的是，理由则是“西方阴谋”。按照这种“西方阴谋”论，西方发达国家及发达国家的人民，不愿看到、甚至于害怕中国强大起来，于是乎千方百计阻挠、破坏中国崛起。这种“莫须有”的猜忌，是否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嫌疑？希特勒当年向全球强手挑战，除了藐视那个“小小环球”之外，就是认为别国都有阻挠“第三帝国”崛起的阴谋。
“西方列强”的两重性（自由民主vs.霸权主义）。历史上的“西方列强”，具有典型的两重性、同时扮演两种角色，一身两任。他们一方面是自由民主的典范，另一方面又是殖民主义的罪犯；他们一面对内民主，一面对外侵略。殖民主义时代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结束。新时代欧美各国获取海外利益，靠的是交易，而不是侵略和掠夺。
长期的宣传教育与“爱国”的道德含金量。中国大陆长期的爱国主义宣传教育，我们都领教过，不须赘言。相当长时期内，国家靠的就是马列主义和民族主义两种思想力量。现在马列主义这些词语只在会议文件中偶尔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出现，相对来说，民族主义开始粉墨登场，独领风骚。
中国大陆有一个奇特现象，那就是现在很多青年对毛泽东还崇拜得一塌糊涂，理由是“毛泽东够横”，天不怕地不怕，要是他在，美国日本就如何怕我们了。这实在是二十一世纪最大的童话，这些年轻人不知道的是，在老毛的时代，没有几个国家真怕我们。是我们自己关起门，拼命折腾自己人，把自己人折腾怕了而已，最后还弄死了好多万同胞。而与此同时，美帝和日本都在突飞猛进地发展。有些留学生竟然也有毛泽东情结，却不知道，如果真的老毛还在，你们根本连国门都走不出来，就算以各种方法走了出来，你们或者你们还在大陆的亲戚，保不准就是卖国贼和汉奸了。
话说回来，在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国人的爱国曾经是非常的神圣和高尚。所以，提起爱国，足以令一些善良的人们热血沸腾。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一二九运动、抗日救亡运动，真的是大仁大义。可是，爱国是如此神圣和高尚，使得现在的一些人可以充当“爱国贼”，以“爱国”为旗号敲诈勒索、谋取私利，掩藏自己卑鄙龌龊。爱国热情一起，政府的恶行就不重要了，火车出轨也没有时间公布了，股市肮脏内幕也微不足道，九岁到十六岁的女童工一边卖血汗钱，一边被强奸，也最好不要提，免得影响国人一致爱国。历史的教训显然没有被吸取——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卖国的恰恰是那些不停号召民众爱国的政府们：他们贪污腐败，割地求和，镇压人民，取悦外国。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国家“被卖”几乎都是统治者自己的贪污腐败把政权弄丢了。
民怨的宣泄。国内社会，积怨甚深。被官府欺负所积累的冤屈、由社会不公激起的愤愤不平、坑蒙拐骗造成的不爽、丛林法则下的激烈竞争所带来的郁闷、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带来的烦恼，不一而足。至于海外华人，背井离乡来到异国他乡，打工留学中的辛酸、挫折与愤慲，也不足与外人道。爱国风潮是这些怨愤宣泄的好机会。利益集团适度地玩民族主义这把火，以转移视线、转移怨愤的对象。但是，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当这些被煽动起来的愤青突然发现更加让他们愤怒的对象的时候，官方和利益集团就有可能引火烧身。所以，近期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还基本可以控制，我们不妨称它为“收放自如的自发的爱国主义”。二、目前的中西对垒是否体现着“文明的冲突”？
“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只是幻觉与幻象
帮助“落后民族”发展经济、要求“落后民族”知恩图报，也非“中国特色”，而是西方曾经有过的殖民主义心态，对垒的是同一世界文明内部的专制主义政治理念与自由主义政治理念
最新一轮的中西对垒，表面看来很像“文明的冲突”。在中国是官民一体、海内外华人一体；在西方是西方各国惊人的一致，而且也是官民一体，比政府声音更强盛的是公民社会的声音，也就是民间的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声音。
但是，这种表面上“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只不过是幻觉与幻象。什么是“西方文明”？是西方的自由民主，还是西方的法西斯主义？是西方的社会主义，还是西方的资本主义？是西方的科学理性，还是西方的宗教迷狂？是西方的和平主义，还是西方的霸权主义？“西方”从来都是多元复合体，中国人也早就不是铁板一块，早就进入了价值多元化。在西方心仪专制的人大有人在，在中国则有越来越多的人追求自由民主。
在西藏问题上，世界关注人权，国人大谈主权，牛头不对马嘴，两个议题风马牛不相及。西藏问题根本不存在主权问题，迄今为止没有西方国家挑战西藏的主权，甚至没有一个媒体否认西藏是中国的领土，在这种情况下，何来激动全国沸腾的主权问题？至于说到西藏的分裂势力，就更是一小撮藏独所作所为，他们是被我们赶出中国土地的一些流亡分子，大多数集中在印度而不是西方，西方收留他们也是出于人道，难道要把他们赶尽杀绝？他们和西方主流有什么关系？西方人如果真要支持西藏独立，也没有必要躲躲闪闪。我们大家注意到，就在西方问题沸沸扬扬的时候，美国夏威夷州的土著占领了一个老房子，宣布夏威夷从美国独立出来。美国人是如何对待这个问题的，确实值得中国人思考。
西藏问题出来后，阴谋论满天飞，这些阴谋论激起了国人的爱国热情。可是，大家在看到西藏打砸抢分子的行为的时候，听到过他们喊西藏独立了没有？他们到底为什么在打砸抢？是反对欺压、歧视和不公正？还是要求独立？一个受到全世界大多数国政府和民众尊重的宗教领袖一夜之间变成了“外表是人类，内心是动物”的恶魔，实在是匪夷所思。好在中国政府及时调整策略，展开与达赖的对话。希望此举不只是在外来压力之下的权宜之计，而是我们政府高瞻远瞩的政策方针调整。既然我们能够对屠杀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日本人说“不延续仇恨”，又为何不能和一个热爱和平的兄弟民族坐下来谈谈？
帮助“蒙昧落后民族”发展经济、要求“蒙昧落后民族”知恩图报，也非“中国特色”，而是西方曾经有过的殖民主义心态。
对于中国来说，我们现在不存在什么“文明的冲突”，中华文明是什么？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还是孔老二的“民为贵，社稷次之”的思想？相对于文明的冲突，我们的问题是被越来越多的民主政体所包围。中国不管如何淡化意识形态，反复强调“多样化”和求同存异，事实是，与我们拥有近似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国家已经越来越少——除了北朝鲜、古巴和越南外，就是缅甸等为数不多而且摇摇欲坠的那几个。如何面对普世价值的水银泻地般的侵蚀，如何“以人为本”，让国家和政治体制服务于人的发展，而不是让13亿人服从于“国家”，才是我们政府和人民应该共同思考的。（见杨恒均《致命追杀》）
三、人权与主权孰轻孰重？
◎ 人权与主权都是西方的现代概念
◎ “人权高于主权”是不辩自明的命题
◎ 全球化时代也是人权时代
人权与主权这两个概念都是西方的现代概念，部分国人以“主权”来对抗“人权”并不是拿“中国文化”去对抗“西方文化”，而是按自己的理解和需要，拿一部分西方文化去对抗另一部分西方文化而已。现在中国执政者往往强调“中国特色”，但并不是真的拿中国特色去对抗洋玩意儿，因为目前中国实行的制度是从西方引进的，是洋人发明的玩意儿。
主权是一个国家在其领土范围内所拥有的最高权力，特别是内政外交上的决策权。国际法要求国与国之间主权平等，但并不允许各国政府在主权国家范围内任意处置公民。人权指每个人与生俱来的生存权和基本自由权利。两类人权具有一体性，没有自由权利的人只是一种动物性生存，没有自由权利的奴隶性生存，本身就意味着生存权受到严重伤害、生存质量大打折扣。
“人权高于主权”，是一个不辩自明的命题，这有两个层面。
第一层，“人权”是第一性的，“主权”是派生的。人权源于何处？人权（human rights）的概念最初起源于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于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广泛普及。那时候的西方，刚刚脱离神学所支配的“神权时代”，对人权的确证必须面对神学的障碍与挑战，所以启蒙思想家们论证的很累。他们创造了“自然法”理论，论证先天地存在高于人间法的“自然法”。而人权正是来源于“自然法”，因而是“天赋人权”。中国古来奉行的是俗世主义，没有神学的障碍。中国古代也不乏人权思想的因子，中国民间的“人命关天”；儒家的“仁者爱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道家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率性自然”。可惜中国的古圣先贤敌不过欲壑难填的专制君主们，没有从这些因子中论证出人权理论来，有些甚至为此丢掉了小命。
其实，人权的来源简单得很，通过几个世纪以来世人对人性的研究，发现人权只不过是人性的本质要求。问世间“人”为何物？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人是特殊的动物。因而，人性由动物性和社会性两个方面构成。人的动物性就是和动物相通的方面，所以我们要饮食男女、传宗接代。人的社会性，就是人区别于其它动物的那些特性。人要展现这些特性，就需要基本人权。人是“会说话的动物”，因而需要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人是“会思想的动物”，因而要求信仰自由；人是“群居动物”，因而需要集会、结社自由。（一些高级动物，也具备人性的低级形式）人性可以改进，但不可以改造，将人的特性改造掉，就不再是人了。古人不明白人性，老是要以宗教或“纲常名教”去改造人性，结果是带来种种惨象，使人不成其为人。马克思主义不仅要消灭私有制，而且要改造人性，结果造成无穷的权力异化，好端端地把人折腾得死去活来。所以，对人性只能因势利导，诱发、保护、激励其天使的一面，防范野兽的一面。防范某些人“兽性大发”，最关键的就是从制度上充分落实普世人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