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山素季支持者在民盟总部举行庆祝活动（百度图片）
2015年11月12日，宋鲁郑先生在博克中国发表“缅甸的民主试验能成功吗？”全文洋洋洒洒，似是而非，归根结底是唱衰缅甸民主，鼓吹中国式的一党专政制度好。很多读者都以不屑一顾待之，但我觉得仍有必要对其某些观点与之理论一番。
文章开头以美籍日裔政治学家福山“21世纪第一个十年则出现民主衰退……”和第二个十年出现短暂的回光返照的“阿拉伯之春”后，又呈现埃及的军事政变、利比亚的无政府混乱、叙利亚和也门的内战等等为据说，“显然，民主化后的缅甸究竟走向何方，是如同韩国、台湾一样，还是会重蹈泰国、埃及、乌克兰等国家的覆辙，对世界来说仍然是个巨大的问号。
文章接着历数缅甸民主不可能成功的理论依据和现实状况，就让我来对这些看法略加剖析。
文章说，“今天的缅甸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缅甸之所以走向民主，是因为实行了五十多年的军政府模式的失败，是希望通过民主来解决自身的问题。然而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表明，民主和促进经济发展并没有相关性……民主不是经济发展的因，反而是它的果。”
这段话只有一个意思：缅甸是穷国，经济很落后，想靠搞民主来发展经济，改变贫穷是不可能的，只有先发展经济，然后才能搞民主或才有民主。
首先，我要指出，宋先生要么忽略了要么根本不懂得人们要求民主的根本目的是什么？人们要求民主的根本目的或首要目的是让自己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受别人特别是权力的支配和奴役，自由自主地谋生和发展，享受人的最起码的尊严和荣誉。
民主自由与专制独裁是根本对立的。没有民主自由就意味着受专制独裁的奴役，有了民主自由就意味着专制独裁的消亡。享有了人性固有的自由，就意味着人能够自由自主地生存和发展。每个人都自由自主地发展，整个国家就一定能繁荣昌盛起来。这才是真正的历史规律。
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完全证明了这一点，美国的发展史更证明了这一点。连马克思都承认，仅仅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所创造的财富，比此前整个人类社会创造的财富总和的数量要多得多，更不用说到21世纪的今天，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惊人的财富总量了。
资本主义为什么能创造这样辉煌的财富和文明？一句话，它把人从一切不民主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给了人以基本的或完全的自由。英国人正是不断从封建国王手中争得政治权力，摆脱国王、贵族的奴役，扩大自己享有的民主自由，才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更快发展，一度成为“日不落”的大帝国。
美国在18世纪下半期摆脱英国殖民统治之后，只是在其东海岸组成一个由13个州组成的区区小邦联，经济很落后，民众生活贫困。正是由于当时的美国国民强调民主自由，反对代表权力的国家的过多干预，美国经济才迅猛发展，领土不断西扩和南扩，到19世纪末，美国就成了世界头号经济大国。
这一切，怎么能证明宋先生所谓“对于成功国家而言，民主不是经济发展的因，反而是它的果的结论呢？
不错，前苏联共产党在1917年在德帝国的重金重武器资助下夺取政权后，用无产阶级专政铁拳，集中力量把苏联建成为工业强国或经济大国。但它并没有因为经济强大了就民主化了，恰恰相反，它利用强大的经济力量巩固和扩大了它的铁腕统治。这又有力地否定了宋先生所谓“民主不是经济发展的因，反而是它的果”的谬论。
70多年后的1989年，苏联共产帝国最终垮台了，根本原因正是苏联共产党上台后剥夺了苏联人的一切政治经济权利，不要说他们没有半点民主自由，实际都成了党或政权的绝对家奴。正是这种长期被奴役的淤积心态，使苏联人心中蕴藏着巨大的反抗怒火，当叶利饮等人登高一呼，一下就导致苏共政权轰然倒塌了。这又反过来证明，经济发展得再好，没有民主自由也不能保证专制政权不垮台。总之，民主既是经济发展的因，也是经济发展的果。没有民主，经济再强大的专制政权最终还是要垮台的。这才是历史的规律。
宋先生也承认缅甸经济落后和贫穷的根源在于五十多年军政府模式的失败。这是实话。缅甸是1962年奈温发动军事政变，掌握最高权力后即实行缅甸式的的社会主义纲领，将工商企业国有化，土地公有化，实行以军人为主的社会主义纲领党的一党专制。实际等同于前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一党制社会主义国家，当然要贫穷落后。这不正是不民主不自由的产物吗？
奇怪的是，宋先生既承认缅甸的贫穷落后是不民主自由的军政府模式失败的结果，却又在军政府交出权力给民主自由派后，大唱民主自由并不能拯救缅甸的高调，岂不是自相矛盾和逻辑混乱。人们要问，宋先生究竟要把缅甸引向何处去？
原来从宋先生文章的收尾部分可以看到，他是要新的缅甸政府听中国的，接受中国的帮助。文章说：“中国完全能够在缅甸的转型过程中发挥相当的正面作用。比如，已经有少数民族呼吁中国参与斡旋缅甸的民族和解谈判。而当矛盾激化时，中国则可以施加影响令各方保持克制，尤其是军方。然而，中国最重要的作用则在于帮助缅甸的经济发展。”“在中国的帮助下，缅甸或许能创造一个奇迹。”
从这短短几句话，人们完全可以看出，宋先生是在教训缅甸新的民主政府，只要听中国的话，接受中国的帮助和控制，走中国式道路，就一定能创造一个奇迹。尤其是所谓“而当矛盾激化时，中国则可以施加影响令各方保持克制，尤其是军方”，真乃曲型的狂妄自大的大国干预和控制小国内政的语言。
不错，中国目前在经济和军力上的确有帮助和控制缅甸的某种能力，何况中国还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庞然大物。但是，这种干预和控制显然有违中国政府几十年来一贯宣扬的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我相信我们的政府也不会接受至少不敢公开接受这种主张的。
更重要的是，缅甸国民几十年来为废除国内军事独裁统治，争取民主自由而斗争取得胜利后，又出现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共产极权国家的控制，恐怕是他们绝不乐意看到的，更何谈接受。新的缅甸民主政府也不敢违背民心接受这种控制。宋先生的上述主张，实际上是乘缅甸暂时之困，向它输出共产主义极权模式或中国模式。显然，宋先生是利令智昏，大大低估了缅甸人的智商和民主觉醒。
可以肯定，缅甸新的民主政府成立后，为了恢复和振兴经济，改善民生，会接受中国的经济和技术援助或共同建设某些项目，但绝不会在基本制度和价值观上向共产极权制靠拢。否则，他们为什么要长期为争取民主自由而斗争？昂山素季已经公开声明，新的缅甸将同所有国家友好合作。但他们所持有的基本的民主自由价值观注定他们要向所有民主自由国家倾斜而排斥至少疏远共产和伊斯兰教这两种最危险的极权势力。宋先生的上述主张恐怕是一种单相思。
谁都知道，中国模式是一种政治上的绝对集权和极权，经济上的某种相对自由或资本主义化纠结在一起的怪物，它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注定不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注定要消失的。现在中国经济不断下滑而且无力扭转颓势，就是证明。所以中国权力当局目前对世界的巨大经济扩张，对很多国家大把撒钱，出手无比大方的势头是不可能持续的。这种做法势必削减国内支出，加剧国内矛盾，再加史无前例的官员贪腐，必然加深国内的贫富两极分化，引发民怨，加剧政权危机。所以中国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世界各国一旦彻底看穿这一点，就不会有信心和热情接受这种模式了。在这种情势下，指望缅甸新的民主政府接受这种模式就更不现实。
宋先生强调缅甸新政府应该接受中国模式，接受中国帮助和控制的主要根据是，缅甸军方在“坐等民选政府出错或者无力解决国内尖锐而复杂的矛盾。等到民意发生变化，军方无论是通过政变、‘选票’或者宪法规定（据现行缅甸宪法规定，缅甸军方有权力在特殊情况下接管国家政权），都将重返政权一线。就如同今天的泰国和埃及。届时西方出于现实以及对中国的遏制，也不得不予以接受。相信这一幕并不会久远。”
这一段话，如同前述中国应该帮助和控制缅甸的语气一样，是从另一角度，用威吓的口气，迫使缅甸民主派接受中国的帮助和控制。用意明显：不接受中国的帮助和控制，国内矛盾就无法解决，军人独裁统治就会立即卷土重来。
关于军人独裁统治是否会在缅甸卷土重来，笔者在“标志人类社会军事独裁统治的终结”一文中已有详细论述，并断定它是不可能重演的。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泰国的军人政权同缅甸的社会主义式的军人独裁统治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只是临时接管政权，承诺制定新宪法，举行新的大选，一旦民选政府出台，就把政权移交出来，他们并不恋权；后者一上台就从根本上改变制度和政权性质，即废弃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改行社会主义和一党专政，各类军方人物直接占有大量国家财产，而且50多年不交出政权，弄得国穷民穷。
埃及现政权首脑塞西虽然是原军方首脑，但他是应埃及广大世俗派政治势力和民众要求，与民众一起推翻试图在埃及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极权主义国家的民选的约尔西政权后，再依据新宪法被选为新政府首脑的。他是依照新宪法，实施民主宪政纲领的。因此，他的政府不应再视为军人独裁统治政权。前不久，塞西访问英国，一些英国人举行示威抗议，高呼不欢迎埃及的军事独裁统治者，塞西则公开回应，我已不是军事独裁者，我是埃及民众选举的总统，我正在领导埃及的民主化进程。应该说，这是实话。所以宋先生仍然把埃及现政权视作军事独裁政权，将它等同于缅甸式的军事独裁政权，是不公平的非实事求是的。
说西方出于现实以及对中国的遏制，也不得不接受缅甸军方重返政权一线的可能，恐怕也言之过早。西方民主国家肯定不会拿原则作交易，不会容忍缅甸军方重新统治缅甸。正如宋先生自己所说的，美国至今没有表示要放弃对缅甸的制裁计划，一旦军方再度冒险重返政权一线，美国和欧盟肯定会加大对军政权的制裁，甚至不惜采取新的更大的行动。美国和欧盟绝非无力和无心对付缅甸这样一个小国的军事独裁者的逆潮流行为。宋先生显然是大大低估了美国和欧盟的力量和决心。
宋先生的文章中还有一些观点值得讨论，但限于篇幅，不可能都触及，而所谓“当西方社会中产阶级逐渐成为少数之时，西方的民主制度就走进历史。民主的发源地前景都如此不妙，何况零起点的缅甸呢？”却必须予以点破。
这个观点的核心就是，任何国家，没有中产阶级的出现就不能搞民主或者民主必然破产。我知道，这个观点在西方民主国家很流行，前面指的福山先生也是这一观点的鼓吹者，宋先生就是以他作为虎皮到处吓人。在我看来，这一观点有点近乎荒唐，难道民主仅仅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吗？只有中产阶级才有资格享受民主自由，其他人就只能受别人奴役、不能享有自由吗？
民主自由应该是所有人都能够都应该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民主自由如果只能靠中产阶级来支撑和维护，没有他们，民主自由就不能存在，那还能叫具有普世价值的民主自由吗？民主自由首先是为了最广大的下层民众的，首先要依靠他们的热心和热情支持。只有这个庞大的下层人群获得了民主自由，才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利于中产阶级的产生、发展和壮大，才能有力地推倒任何形式的专制独裁统治，争得更多的民主自由权利，有力地维护和巩固这些权利。
中产阶级的确是争取和维护民主自由的重大力量，但没有更广大的下层民众的支持，他们仍然是不堪专制独裁力量一击的。中国是最典型的例证，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中产阶级力量增长迅速，现在不可谓不强大。中国的百万亿万富翁已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但他们在更强大的专制独裁力量面前仍然显得不堪一击，甚至根本不是一种争取和维护民主自由的力量，相反，绝大多数成了专制独裁者的依附者甚至帮凶。中国不断有亿万富翁被权力当局以“非法集资诈骗罪”等判处和执行死刑或无期徒刑，或以“煽动颠复国家政权罪”、“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罪”被拘留和判处有期徒刑，而无整个中产阶级的声援和反抗之声。这一切能证明只要中产阶级壮大了，民主自由制度就能建立和巩固起来的理论吗？非也！
人们应该看到，在当今的共产主义极权国家，根本不可能产生中产阶级，如朝鲜、古巴、缅甸等，因为它们剥夺或部分剥夺了全体国民的财产所有权和最基本的政治权利，即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哪里还能产生中产阶级？中国因为半资本主义化了，在经济能力上有了强大的中产阶级，但强大的极权政府可以用最可怕的政治经济手段威吓、收买、镇压中产阶级，使他们的多数甚至整体变得老老实实，服服帖帖，有的还成了专制权力的帮凶。按照福山和宋先生等人的理论逻辑，这些国家根本不可能搞民主，只能听任极权专制长期延续下去。岂不荒谬又荒谬！
所以，在共产极权体制下的民主自由派，千万不要上这种非常片面、脱离现实的教条的当，坐等什么中产阶级成长后再来搞民主，而是应当积极主动传播民主自由思想，使最广大的下层民众获得民主意识的觉醒，形成一股最强大的民主冲力。真正的民主自由制度建立以后，中产阶级自然会迅速诞生、成长以至强大起来。
民主的本质内容之一就是实行财产私有制，保障每个人有平等自由发展的机会和可能。只有在这一前提下，才可能在最广大的下层民众中不断涌现出众多的中产阶级。民主自由本身正是孕育催生中产阶级的温床，民主是诞生中产阶级之母，而不是只有中产阶级成长后才能搞民主。
宋文还以《第三世界的美国》一书为证，说“美国的中产阶级正在消亡”。又说，“当西方社会中产阶级成为少数之时，西方的民主制度就走进历史”。这显然又是一种吓人的无稽之谈。目的在于吓唬大批发展中国家和专制独裁国家，尤其是共产极权国家的民主自由派和民众：西方民主制快要消亡了，你们还争什么民主？还是老老实实走共产极权式的道路，接受一党专政，充当它的奴才吧！美国是最能自由发展的私有制国家，社会阶层的流动性相当大，中产阶级的增减很频繁，但中产阶级绝对不会消亡。美国的民主调节机制保障中产阶级不会消失。不要相信上述鬼话。
2015年11月21日写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