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征文）
缅甸民主选举（网络图片）
俗话说“创业难，守业更难”，民主也不例外。历史上有很多国家都曾经建立过民主制度，但却没有巩固下来，最后又走上了专制道路。究其原因，除了专制力量过于强大之外，实现民主后的治理绩效未能达到人们的预期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尽管我反对将民主仅仅当做一种手段，但民主的工具性价值也必须重视，因为民众是不会为了实现民主而不惜一切代价的。民众的民主热情就像爱情一样，其持续性堪忧。民主女神若不能证明自己下得了厨房、上得了床，就可能被抛弃。不幸的是，由于各种原因，一些后发国家在民主革命之后陷入了乱局，给那些抵制民主的人提供了借口。最近缅甸的民主化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很多人为此而欢欣鼓舞，但也有不少人在冷嘲热讽：“还早呢，等着看好戏吧，别又弄出个伊拉克或利比亚来。”这种将民主与大乱联系在一起的手法已经成为国内保守派的常用武器，有必要好好澄清一下。
1，应该区分正常的抗议与非正常的乱。保守派往往将西方社会中习以为常的集会、游行、罢工等行为也视为乱的表现，殊不知这些行为属于正常的抗议，是人们在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是人们维护自身利益的必要手段，其积极意义要远远大于消极影响。如果没有这些，街上的道路也许更畅通了，但人们的自由之路却被堵塞了。
2，不要以奴才的心态去猜想民主国家自由人的态度。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一些中国人自我感觉良好，动不动就怜悯起俄罗斯人与伊拉克人来，觉得他们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风景这边独好。殊不知，他们可能正在同情我们呢！中国官方媒体往往有意渲染这些民主国家的混乱，而忽视了这些国家的大多数民众不愿回到过去这一事实。
3，要分清表现与原因。大乱的根源往往并非民主，而在于之前的专制，大乱是专制恶果在民主下的表现。专制体制下积累了很多社会矛盾，但由于专制的存在，这些矛盾暂时被压制住了，而在民主体制下，这些矛盾有了充分表露的机会。有人可能会想：“这说明专制还是有必要的嘛！”殊不知，压制本身也是有代价的。事实上，专制统治者为了压制民族与宗教矛盾，往往以屠杀为手段。比如俄罗斯的车臣问题，就绝非苏联解体后才出现的。二战期间，德国占领了北高加索，一些民族情绪强烈的车臣和印古什人与德国占领者进行合作，希望借德军力量把俄罗斯人赶出家园，恢复民族独立。1944年，斯大林一怒之下，下令以背叛祖国罪和维护国家安全为由，把近42万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强行迁往中亚和西伯利亚监视居住。在这次“强迁”行动中，有成千上万的车臣人和印古什人逃跑，有人甚至准备回北高加索山区开展反苏游击战。据统计，这期间共有3745人因参与反苏活动而被捕，另有3078人因反叛而被处死。从1958年到1972年的14年间，车臣人因各种犯罪活动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达11.5万人，平均每6个城市人口中就有1人是“犯罪分子”，其比例大大高于其他民族。只不过在那时，苏联从不披露民族关系内幕，使外部世界对车臣问题一无所知。又比如伊拉克，萨达姆在当政时期以铁血政策打压什叶派，使占人口少数的逊尼派独掌国家大权，两派因此在政治和宗教等领域结怨甚深。此外，库尔德人的独立运动已持续半个多世纪。1988年3月，伊拉克军队用化学武器报复攻击了库尔德人居住的城镇哈拉卜贾，此后，萨达姆政权对库尔德人实施了残害和强制搬迁等镇压措施。因此，伊拉克的民族与宗教冲突由来已久，专制统治才是罪魁祸首。遗憾的是，民主政府却不得不收拾专制政府留下来的烂摊子。如果收拾不好，很多人就会指责民主政府，而忘了专制政府的罪恶。事实上，今日的伊拉克虽然还存在零星的恐怖主义行为，但与萨达姆时期的国家恐怖主义相比，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
4，应该正确理解国家利益，认清国家强大与人民幸福的关系。很多人担心民主化会危及国家统一从而削弱国家实力，一个主要的例子就是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前苏联是超级大国，而现在的俄罗斯已沦为二流国家。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1）民主化并不必然导致国家分裂。苏联的情况与我国不同，它作为统一国家的历史很短，是在短短几十年中通过巧取豪夺形成的，所以很容易分裂，而且分裂是有宪法依据的，苏联解体可以说是回归正常之旅。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现有领土已持续了上千年，没那么容易分裂。相反，中国要实现与台湾的和平统一，大陆的民主化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而且宜早不宜迟，否则，统一无望。（2）即使分裂，国家实力也不一定会下降，因为现代国家的实力跟领土面积已经没有多大关系了。（3）从长远来看，民主化有助于提高国家实力，而专制国家即使再强大也只是暂时的。（4）前苏联并没有那么强大，现在的俄罗斯也没有那么弱小，事实上，解体前的苏联早就已经外强中干了。（5）现在俄罗斯的民主程度仍然不高，俄国的问题不能都算在民主的头上。（6）国家强大只是手段，人民的幸福才是目的，不能为了强国而牺牲人民的幸福；强扭的瓜不甜，如果分裂能够让更多的人幸福，那也未尝不可。
5，需要分清经济绩效与综合绩效。一些威权国家以压制人权、浪费资源和污染环境为代价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而在民主时期，不可能再延续这样的发展模式，因此在民主化之初，经济发展的速度可能会有所下降。而且，民主化往往是在经济濒临崩溃的时候发生的，民主政府虽然取代了专制政府，却不得不为专制政权的经济失误买单，而经济的复苏需要一个过程。如果多数民众并无民主价值观，而只是出于增加收入的渴望来支持民主化，那么他们可能就会失望。必须承认，大多数民主运动的参与者是对经济状况不满和对自己前途感到渺茫，希望着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来改变自己的地位而已。当经济状况恶化的时候，民粹主义的机会就来了，弱势群体会支持具有人格魅力的“救世主”的出现，民主就很容易演变为专制。缅甸作为低收入国家，昂山素季及其党派如何避免民粹主义，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6，应该分清短期绩效和长期绩效。民主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在一开始，它其实更容易暴露问题。但民主的好处在于，问题暴露得更及时，解决得虽然不一定迅速（因为需要充分的协商讨论），一旦解决之后就能长治久安。因此，对民主体制要多一些耐心。只要假以时日，民主之乌龟一定会赛过专制之兔子。
几年前在参加一个国内会议的时候，一位学者大胆地指出，现在已经不是讨论该不该革命的时候，而是讨论革命之后怎么办的时候了。然后他以辛亥革命后的历史为例，结论是历史很可能会重演，既然如此，革命自然也就没有必要了。他的观点其实暗合了中共一直以来宣扬的一个观点：历史已经证明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中国走向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因此，我认为很有必要对民国初年中国的民主宪政史重新进行审视。
长期以来，在中国官方历史学家的笔下，民国初年的政治史简直就是一场闹剧和笑柄，而且必须承认，这一印象已经留在了多数国人的心目中。从表面上看，这些史学家们所说的基本上是事实，好像并未有意歪曲，但仔细思考，就发现他们的评价存在严重的误导。
1，民主的成功或失败需要时间来检验，对民国初年民主实践效果的判断操之过急了。中国是亚洲最早建立民主共和制的国家，但只经历了短短十多年，就被认为已经失败了（到20年代，不仅共产党，就连国民党都已经失望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来说，十多年的民主实践实在是太短了。当时的人急于求成也就算了，现在的人怎么还能如此草率地下结论呢？很多人对民主缺乏耐心，对专制却极有耐心，真是令人扼腕。
2，二十世纪初中国民主实践的失败，非败在民主制度本身，而在于当时的环境过于恶劣。这里的环境主要指两方面，一是内部的军阀，二是外部的苏联和日本。军阀非民主所导致，而是王朝末年之常见现象。在军阀混战的年代搞民主，当然困难，但并非完全不可能，需要的只是时间而已。遗憾的是，外部势力的干涉中断了中国民主统一的进程。苏联扶植的中国共产党以及受苏联影响的孙中山走上了以武力统一中国的道路，并进而走向了一党专制。
3，民国初年虽然是乱世，但在民主制度下，其所造成的破坏要小于大多数中国古代改朝换代时期的乱世。军阀混战虽然听起来可怕，但大多数时候是雷声大、雨点小的闹剧，所造成的灾难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倒是后来为了统一，所杀的人远远超过了军阀混战。就像有几个小孩打架，虽然打得鼻青脸肿，但伤得并不重，这时候来了一个警察，为了制止他们打架把他们都杀了。更可悲的是，这个警察后来还随意屠杀没打架的人。中共建国后，在和平时期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也远远超过了军阀混战。由此可见，以武力和专制谋统一完全是得不偿失的，民主统一虽然缓慢，但代价要小得多。
4，民国初年的民主实践并非乏善可陈。首先，共和制已深入人心，以至于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都被万人唾骂，很快就失败了；大多数军阀上台后都力图恢复国会，以民主共和来终结王朝循环、实现和平统一的努力差点就成功了。其次，虽然有军阀混战，但这一时期的经济民生居然取得了较大的进步。这可以从人口增长上体现出来。中国古代的乱世都会导致人口大减，然而民国时期尽管兵燹不断，天灾人祸深重，但与历史上“乱世”人口往往要损失一半以上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民国时期的人口却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增长。据复旦大学人口史研究团队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中国人口史》的统计，清末民初到抗战前中国人口的增速居然超过了清朝的康雍乾盛世。在1911－1936年间，全国人口从4.1亿增长到5.3亿，年均增长率达到1.03%。“乱世”中的人口增长不仅仅是医疗卫生与社会政策的结果，它也是与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进步相联系的。中国经济从清末到民国时期的最高水平（1936年），其年增长率不比同期世界平均值低，也不比大多数西方列强低。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要快于同一时期完全处在和平中的印度。A.麦迪森在《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1820-1992》中的数据显示，清代中国的人均产值略少于印度，清末民初则开始追赶，1936年中国已经比印度要高出26.3%。再次，这一时期中国的文化出现了空前的繁荣。虽然是乱世，但由于有民主自由，所以中国文化形成了难得的发展高峰，大师辈出、群星璀璨。反观今日之中国，虽然号称“盛世”，但文化境界远不如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
可见，民国初年的民主宪政实践，在治理绩效上并不差，不该被嘲笑，更不该被妖魔化。那些以民初中国民主实践的失败来论证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的论调可以休矣。民主之后，并非天堂，但也绝非一地鸡毛。民主制度为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提供了基础，但民主的效果究竟如何，取决于大家的努力以及耐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