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征文）
开启台湾民主的元首——蒋经国
2015年12月1日，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在博克中国发表了“中国该走一个什么样的民主道路”长文。据笔者反复阅读后的理解，其核心思想或主旨是：“当下中国最需要的不是削权，而是向决策层特别是决策者提供履行责任相匹配的权力。”这种“授权和赋权不是针对各级党委和政府‘一把手’，只是针对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通过提升其决断力和执行力”，“最终实现高度民主、高度法治、高度现代化。”
为此作者展开了一些理论阐释，提出了一些技术性措施。由于文章很长，观点很多，笔者将先对其中的前两个观点谈些不同看法。
一、从逻辑上说，作者自然先要对“权力”一词作出定义性解释。作者一开始在“引言”中说：“权力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而是社会影响力和组织力。”这种定义正是作者要提升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决断力和执行力的主张的主要或唯一的理论依据。但在我看来，对权力的这种解释未必是正确的或准确的。
首先，把权力当作一个孤立的或独立的概念来解释有点不妥。权力和权利这两个概念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是人类摆脱专制独裁，进入现代民主社会的产物，是现代西方民主社会产生的人类文明结晶。
专制独裁社会的统治者是只讲权力，不讲权利的。他们认为由少数人统治或管治多数人是天经地义的，他们的统治权力是天赐的自然的，多数人服从这少数人的统治是命定的必然的，因而不存在多数人可以反对这种统治并主导和支配这种统治的权利。
现代民主理论则相反，它认为所有人生来都是平等自由的，都享有同样的生存、自由发展、追求幸福、维护尊严、共同管理社会等最基本的权利。这些权利是天赋的，不是任何人赐予的，因而是不可剥夺的。而权力则只是由于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组织起来，发挥集体力量，有序地对环境进行改造和建设，不得不设立某种公权机构，推选和授予少数人来执掌这些公权机构，赋予他们一定权力来为全体人群服务的手段。这就是先有全体人类的权利，而后才有少数人的权力，权利是母，权力是子，权利必然支配权力，权力应当服从权利。
由于人的本性具有善和恶的两面性，当他们进入社会，为生存而竞争，恶的一面往往发展得更快，一旦被赋予某种公权力，更会滥用权力，为自身的利益而天然地作恶。如果不对它加以约束和限制，更会穷凶极恶。所以不受任何约束和监督的权力，是注定要作恶的，注定是魔鬼。孤立地定义权力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是不准确而有害的。而人类社会本来就不存在什么天使，那句话是为权力魔鬼打掩护。
请问，人类社会几千年的文字记载史，所有专制独裁者中，有哪一个不是专横地作恶的魔鬼？因为他们的权力要么是武力夺取的，要么是骗取的，更不受任何监督和限制。远的不说，人们最熟知的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这三个现代史上的大恶魔，无辜地死在他们手上的人，少则几百万，多则几千万上亿人，这不算魔鬼算什么？此乃常识，难道公先生这点常识都没有吗？
反过来，与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等同时代的西方民主国家的首脑，由于他们的权力是本国国民选举授予的，而他们的权力既受选民监督，权力与权力之间又相互制约，权力一旦作恶，马上可被收回，还要受惩处，所以没有人敢作恶或作恶到底，也就没有出现希、斯、毛等这样的权力魔鬼。
一句话，权力要想不成为魔鬼，必须由民众授权和监督，否则，权力必然是魔鬼。更进一步说，只有民主制度下的权力才不会成为魔鬼，专制制度特别是共产极权和伊斯兰极权制度下的权力必然成为魔鬼，公方彬先生避开特定的制度环境，抽象地定义权力特别是定义共产极权制下的权力，必然得出与客观现实相反的结论。
所以，公先生的文章特别强调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把一切最高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的必要性和优越性，等于是制造一个与当今世界民主大潮相对抗，危及人类根本利益的极权魔鬼。
正如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所说：“政府的一切权力——立法、行政和司法，均归于立法机关。把这些权力集中在同一些人的手中，正是专制政体的定义。这些权力将由许多人行使，而不是由一个人行使，情况也不会有所缓和。一百七十三个专制君主一定会象一个君主一样暴虐无道……。我们所争取的政府不仅以自由的原则为基础，而且其权力也要在地方行政长官的几个机构中这样划分并保持平衡，以致没有一种权力能超出其合法限度而不被其他权力有效地加以制止和限制。”
18世纪的杰弗逊就懂得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或一群人手中而不实行分权和制衡的危害性，21世纪的公方彬教授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主张把权力集中在一个党的手中，更主张把一切最高权力集中在一个最高领导人手中，认知的反差多么大，危害性多么大啊！
公先生主张把一切最高权力集中在一个最高领导人手中，正是出于他的“权力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而是社会影响力和组织力”的错误定义。但是，正如“美国宪法之父”、美国第四任总统麦迪逊所说：“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即权力不是天使，世界上也没有天使，权力必须加以控制和限制，否则就要变成魔鬼。公先生反其道而行之的理论，客观上必然造出权力魔鬼。
二、正因为公先生对权力的认识有片面性，把它说成是“社会影响力和组织力”，他才有信心地提出“当下中国最需要的不是削权而是向决策层特别是决策者提供履行责任相匹配的权力……”。而这样做的理由是，基于文化传统形成的文化心理、价值观念，及其制度原因，满足现代民主承载能力，中国民众需要进行至少一代人的训练，并且是以更大的推行力度为前提。由于转型期较为漫长，同时矛盾尖锐、问题复杂，没有超强的驾驭力和引导力，很难实现有效和平转型。所以，当下中国，只能“针对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通过提升其决断力和执行力，来推进中国法治化和民主化进程。”
公先生的这番话，简言之，就是目前中国民众的素质不高，不能马上搞民主，只能通过进一步加大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再由他来引导和实现中国的法治化和民主化。
是的，如果中国的民主化能像不丹国王旺楚克父子和台湾的蒋经国那样，通过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引导和推动而顺利和平地实现，当然是天大的好事，值得谢天谢地！问题恰恰在于这是根本办不到的事。
第一，中国共产党有着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念，整体上不可能改变这种信念（个别人例外）。而共产主义就是实行公有制，消灭私有制，一党专政，一个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切又同现代民主政治格格不入，他们怎么会自动向民主转型呢？只要看看现在的最高领导人，口口声声要坚守共产主义信念，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坚持以国有制为主导不动摇等等说教就足够了。
第二，中国共产党的历届领导人和领导层一贯谆谆教诲他们的接班人和集体要坚守红色江山不变色，还郑重提出只有将最高权力传给自己的子女才能保证红色江山不变色，而现在的最高领导人正是所谓红二代的接班人，怎么会违背父辈遗志将红色的一党专政转型为绿色的民主国家呢？
第三，前苏联和东欧共产集团崩溃和瓦解以后，中国共产党利用其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举世无双的庞大市场地位，采用半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像磁铁一样，既吸了世界的资本和技术，又为自己开创了前所未见的出口市场，从而一举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了前所未有的骄傲和能量，坚信中国极权模式优越于现代民主模式。所以他们不仅不会向现代民主转型，更在为中国极权模式取代现代民主模式，改造整个世界而奋斗。在此背景下，有何根据说现在的中国最高领导人将通过掌握至高无上的超大权力来主导和推动中国的民主化？
第四，由于中国共产党通过一党专政，实行公有制，几乎掌握了国家的全部资源、资产、财产和资金，即使后来不得不实行半资本主义化，制造了强大的私人资本主义势力，但由于它握有强大的国家机器，特别是直接掌控了几百万军队和警察力量，使得这个强大的中产阶级仍然只能俯首听命于它的调配和指挥，做它的忠实奴仆。因而现在的中国政府有着举世无双的经济力量，来贿赂和收买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发达的民主国家的政、经、商、学、社会各界人氏，来为中国极权模式唱赞歌，同时唱衰现代民主制度。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中国现行最高领导人也正以比历届前任领导人所展示的更大力量和频率向全世界宣传推广中国模式。在这种背景下，谈论让中国现在的领导人掌握更大权力或超大权力，以便实现中国的民主化，岂不是荒唐又荒唐？
第五，近年来，国内外不断有人撰文说中国的现任最高领导人正集中一切权力于自己手中，目的是要为启动中国的民主转型做准备，积聚后备力量。一句话，他的集权或极权正是为了使中国民主化。其论据之一就是世界上已有这样的范例。例如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台湾的蒋经国、不丹的旺楚克父子等，为什么中国就不能出现这样的人？
不错，戈尔巴乔夫、蒋经国、旺楚克父子等人对推动各自国家由专制走向民主是起了某种决定性作用。但他们的个人出身和他们当时所处的国内外背景同现在的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出身及其所处的内外背景，不仅不相同，而且不可比拟。
戈尔巴乔夫虽然也是苏共一手培养起来的党内高官，但他不是显贵的党内红色贵族出身，而且受过系统的正规教育，大学法律系正规毕业生，且前苏联紧联现代民主的欧洲，他受现代民主思想的浸蚀是毫无疑问的。正因如此，他在执掌最高权力后才写出了具有深刻改革意识和反映民主自由理念的《新思维》一书。
旺楚克父子更是长期在英国受教育和居住，深受民主自由传统的启蒙和感染，深知民主自由制度远远优于专制制度对国家、民族、国民的好处，深知专制权力对国家、国民的危害，经过反复对比，深思熟虑后，才决定主动让权，劝告国民实行君主立宪的宪政民主自由制度。他劝告国民：君主制中也可能有某个国王会善代自己的臣民，但不能保证每一代君主都会善待国民，所以还是实行由国民自己当家作主的宪政民主制度好。
而上述情况，中国现任最高领导人几乎都不具备。他既没有受过系统的正规教育，也没有出过国，接受现代民主自由精神的薰陶，他脑子所具有的最多不过是一些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空洞词藻。加上他是忠实的红色贵族群体的后代，当年他被推选为红色政权的新接班人，主要就是凭着这一点，所以他根本不具备条件成为戈尔巴乔夫和旺楚克父子那样的开拓进取者。只要看他掌权后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着迷，反对现代民主，对权利和权力的概念认识模糊甚至颠倒使用等等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了。
至于蒋经国，由于他在苏联共产党统治中生活过一段时间，后来回到台湾，又接近西方民主自由世界，两相对比，他早已能分辨民主自由与专制独裁谁好谁坏，而国民党专制与共产极权制仍然有相当的区别，前者只是民主多少的问题，后者则根本无民主可言。作为国民党蒋介石继承人的蒋经国，比起红色权贵继承人的当代中国最高领导人自然更易于顺应时代潮流放弃专制接受民主转型。何况蒋经国的自动转型，主要是当时外有世界民主潮流的压力，内有台湾民众强大的反专制争民主的运动的重压，使他处于即将被推翻被灭亡的命运。在这关键时刻，他的唯一选择自然只能是放弃一党专政，交出权力，还政于民，既保住了整个国民党，也保住了自己及其家族不被清算和灭亡。所以蒋经国的最大可取之处也只能是审慎明智不自毙，而客观上这也有利于台湾民众。
中国的现任领导人，正如前面所说的与蒋经国的个人经历及其所处环境在相当程度上是不同的。因而当前的中国现领导人不可能再现蒋经国的行为。
第六，即使中国现任最高领导人愿意先集中一切权力或超大权力于一身，然后再来强力地推动中国的民主化，现在庞大的权贵既得利益集团及依附于他们的强大的新资本主义势力也不会允许他在中国搞民主化。试想，中国10%的权贵和新兴资本势力已经掌握了中国80%以上的财产和财富，他们会容忍中国走向民主化吗？
第七，如果中国现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意在先集中一切权力于己手，然后更有力地推动中国的民主化，那么他现在就不应当直接出手或间接容忍在政治上无情打压和镇压异议人士，比如大规模抓捕维权律师，以莫须有罪名判处自由派知识分子、80多岁的作家铁流和71岁的知名女记者高瑜等人有期徒刑三至五年之久，以及加强对新闻和网上言论自由的封锁，更不应当派特工人员与外国政府勾结，将在国外的合法政治难民绑架回国，等等。在经济上则不应当更强调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尤其不应采用暴力救股市等绝对的非市场行为。而事实上，这些行为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这怎么能证明现任最高领导人集所有大小权力于一身是为中国的民主化创造条件呢？
以上是笔者对公先生所提赋予现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以超大权力或至少要让他享有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权力，以便推动中国的法治化、民主化提出的七点质疑。如果公先生不能对此作出强有力的辩驳，令众人心服口服，那就只能证明公先生的文章是有意扭曲权力概念，歪曲事实，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极权主义倾向作无赖的辩护，证明作者乃极权主义者的无赖帮凶，反民主的先锋。
2015年12月4日写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