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曾任山西省省长和文化部副部长的前中共高官于幼军在近日在中山大学连开多场“反思文化大革命系列”讲座，提出“文革阴魂若隐若现”和“大家应自觉拒绝文革”等说法，引起左派暴跳如雷，质疑其“炮打前三十年，意欲何为？”，而官媒“环球时报”则称不应炒作文革话题，因为中国社会对这个话题“兴趣不高”。在中共严密控制舆论的大气候下，于幼军为何能够触及文革敏感话题？有历史学者认为，文革中有劣迹的贵族红卫兵今天大量进入高层，这是否造成曾被中共否定的文革，再度成为禁忌话题？
参加讨论的四位嘉宾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
高文谦表示，文革是令中共官方难堪而又回避不了的话题。邓小平时代提出彻底否定文革，这成为奠定改革开放的基石，江泽民时代延续这一基调。胡锦涛时代开始变调，标志是建国60周年推出毛泽东思想方阵。习近平上台后，提出两个30年不能互相否定，更是给文革话题戴上紧箍咒，不能触动。现在，体制内研究文革的人想守住当年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结论而不可得。于幼军谈文革，显然是经过最高当局的默许，这既是为明年纪念发动文革50周年试水定调，也是为习近平的“左相”化妆补台，就像纪念胡耀邦一样，在左右之间保持某种平衡。
高文谦说，红二代拒绝否定文革，根子在于崇毛情结和既得利益。在崇毛的问题上，目前掌权的红二代普遍陷入一种精神错乱的境地，尽管毛有杀父弑母之仇——刘源、薄熙来、孔丹，有整父之恨——习近平，但饮水思源，毛是红色江山的图腾，是他们心中的大英雄和权力的来源，有剪不断的精神血缘关系。这批掌权的红二代，薄熙来从政，刘源掌军，孔丹从商，而最大的代表人物则是习近平，曾三次上韶山拜毛，留下一句肺腑之言：“没有毛主席，我父亲早就被杀害了！哪里会有今天的我！”
王康表示，从薄熙来重庆唱红打黑到习近平上台共七年，中国出现全面毛式倒退，文革复辟呼之欲出，有识之士皆忧心如焚，于幼军公开呼吁警惕文革重演，乃空谷足音，也受时代的律令。于官场失意，撰《社会主义四百年》、《求索民主政治》，大量阅读，成为党内新一代民主派代表人物。在此意义上，于幼军在中山大学的讲座可以视为标志性事件，表明中共内部关于国家道路意识的公开分化，也是对自由主义知识界多年奋斗的呼应。文革是否重演，决定于中国人的自我觉悟和选择，中共党内充斥贪官污吏、毛左势力，也不乏明理有责之士。我期待于先生更上层楼，对苏联斯大林和中国毛泽东模式的极权主义制度作更彻底的理论批判。
陈破空认为，在毛泽东的授意下，文革一开始，红二代就充当了推广“血统论”和带头武斗的急先锋，制造了弥漫全中国的红色大恐怖。毛泽东利用红二代之后，又打倒了他们的父母，并把他们赶入上山下乡的行列，不少红二代也因此遭罪。许多红二代劣迹斑斑，原本属于文革后被胡耀邦列为造反起家、政治上不得启用的“三种人”，但保守派元老陈云后来却提出，为了保住中共政权，要培养、重用红二代。陈云的意见占了上风，最终导致今日太子党全面上位、红二代全面掌权。这是在文革沉浮中成长的一代，习惯文革思维，熟用文革话语。反思文革，对红二代而言，既容易，又困难。容易的是，他们也曾经是上当者和受害者；困难的是，为了保住红色江山，他们更可能眛着良心，死死捂住文革黑暗的盖子。
程晓农认为，中国民间对毛泽东时代历史真相的挖掘走得非常远，几乎把官史当中肯定或回避的史实大都挖掘出来了，按照民间的现代史研究，毛时代其实没有什么东西值得肯定，当然文革也包括在内。而红二代仅仅是否定文革打倒了他们的父辈，但坚决维护红二代掌权的正当性，也拥护毛泽东的统治。
程晓农说，从邓小平时代开始，中共走上了用资本主义来挽救共产党统治的道路，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来说，今天的中共其实是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在维持共产党的上层建筑。表面上看，这似乎说明，毛泽东文革时期提出的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些道理。其实，改革不是证明了毛泽东的正确；相反，共产党不得不选择改革和资本主义，恰恰证明了，从马克思到毛泽东，他们的主张是必然失败的，不仅文革是错误的，文革前共产党在经济方面的政绩其实也已被改革全盘否定。习近平所说的前30年和后30年不能互相否定，其实就是面对这样一种前后相互否定的历史和现实，当局再也无法自圆其说。民间对毛的怀念是中共洗脑教育的结果，他们未能摆脱洗脑教育的话语系统，结果，他们对现实的不满就只会走上“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道路，也就是用共产党统治的昨天去否定共产党统治的今天。这不过是缺乏独立思考的愚昧对现实和历史的一种扭曲的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