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英九走马上任已经一月有餘了。一月多来，以马英九为代表的国民党执政团队，开始了在行政院各部会的运作，尤其在两岸关係方面，展开了一系列大开大闔的大动作，如吴伯雄到大陆访问，江炳坤重启两岸谈判，签定了两项协定，两岸包机即将启动，陆客来台即将成行，将会给臺湾带来很大商机，显示了新政府的勃勃生机。
然而，在内政外交方面，却也遇到一些不尽如意的事情，如阁员的双重国籍，通货膨胀，钓鱼岛渔船遇难等问题，也影响到马氏的民意支援率，不能不有所警惕。但这毕竟有了一个可喜的开端。我们有理由对马氏所主宰的新政府充满期待。因爲，从台海对峙这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来看，这个开端，正处在一个历史的契机上。
半个多世纪以来，台海局势可分爲三个期。第一时期，从1950年蒋政府完全迁台，至1988年蒋氏第二代统治者蒋经国去世，这一时期台海两岸的斗争，集中在“反攻大陆‘与”解放台湾“之间的斗争。加之韩战、越战的搅局，第七舰队乘机而入，在台湾海峡巡弋。致使”将革命进行到底“与”汉贼不两立“这两个口号，都喊得力竭声嘶，却又彼此无可奈何。
在这段时期里，大陆开展了土改和合作化、公私合营、大跃进、十年文革等一系列运动，实质上，是在“左”倾路线指引下的“共产主义实验”：提出了“十年超英，二十年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使得经济落后，濒於崩溃边缘。饿死群众达数千万人之多。
臺湾则在“毋忘在莒”“十年生聚，十年教育”的口号指引下，完成了“十大建设”，实现了经济起飞，成爲“亚洲四小龙”之首，社会安和乐利，人民生活富裕。政治上，则开始了“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的民主实验。两相对照，使臺湾人民对“解放”、“统一”，产生了畏惧、恐慌的心理。加之国民党的反共宣传，从中小学到大学，都实行军训制度，实施“反共”教育。
这就使一些人，在“恐共、仇共、反共”的思想基础上，极力製造族群意识，用“台独”路线来挑动分裂，用民粹主义来煽惑群众，而实质上，是要用“独立建国”，来遏阻共产主义。“”台独一些头面人物，如陈水扁，吕秀莲，游锡坤等等，他们的祖上，都是大陆移居台湾的人，而非真正的台湾人，即是明证。
但他们爲了在政治上另辟溪逕，就执意用“台独”思想来蛊惑臺湾居民，形成了一种从心理作用到意识形态，从政党路线到国家认同，从语言文字到歷史认知等一系列的对立和“去中国化”。追本搠源，这仍是蒋氏政权所散佈的“恐共、仇共、反共”教育所造成的恶果，是企图用阻遏和堵塞的办法，来防止共产主义在台湾蔓延。
第二时期，从1989年李登辉上台，至2008年陈水扁下台，则是“两国论”与“一个中国”的斗争。陈水扁要制定“台独宪草”，大陆则以“反分裂国家法”予以反制。从1978年开始，中国大陆开始了爲期三十年的，以“经济建设”爲中心的改革开放事业。中国大陆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十四兆元，外匯存底也达到了1.75兆元，人均生产值上海达9200美元，北京7800美元，天津7200美元，人均达到3000美元以上的计有浙江、江苏、广东、山东、福建、辽寧、内蒙等省区。
人民则初步看到了民主社会的生活方式。但民主制度的实施，还仅仅是一部分人的善良愿望。而极少数人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掩护下，形成了权贵资本主义，使国内的贫富差距达到空前严重的程度。在台湾的国民党人，也发生了变化。少部分国民党人，以李登辉爲代表，投向了“台独派”；大多数国民党人，则仍将中国大陆作爲中华民族的主体，期望在三民主义的基础上，实现中国的统一。
因此，今年5月20日，以马英九爲代表的国民党人，在臺湾登上了执政的地位，这就把国民党的执政团队。推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歷史契机的临界点上。这就是，开始了第三个时期。即，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爲纲领和旗帜，来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和民主化。
爲此，笔者以爲，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第一，巩固基地。在这一时期里，马英九的执政团队，要尽最大努力来巩固臺湾这个民族復兴的基地，以民主政治爲灯塔，照亮中国人民政治改革的道路。同时，要著力培养新生代的政治人物，使国民党的执政地位，儘量地得到延续。
要认识到，台独势力，还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的群众，并没有崩盘。其新任党魁蔡英文，具有冷峻明快的思维，深厚广博的学养，也有一定的从政经验和群众影响。四年以后，可能对马英九的执政团队造成很大的威胁。要居安思危，深自惕励，绝不可掉以轻心，在欢呼和碰杯声中自我陶醉。
同时，也要使臺湾的民主政治，进一步地走向成熟。要儘量祛除选举中的黑金政治，使各级选举更加乾净，透明，实现真正的公平竞争。在议会和国会的问政、议政、审议、立法的过程中，要尽力避免暴力出现，以免造成对民主的不良示范。
更重要的是，行政部门，要提高工作效率，要认真推展马总统在竞选中所提出的“十大建设”专案，提高臺湾的经济竞争力，减少失业率，抑制通货膨胀，再现往日“亚洲四小龙之首”的辉煌，从而使世人看到民主社会给全民带来的福祉，增加向心力。
第二，经济西进。以臺湾爲出发的基地，在臺湾经济蓬勃发展的基础上，鼓励臺湾的企业向大陆发展。要取消不合理的限制，打破所谓的“积极管理”所带给经济西进的种种桎梏；要扩展企业地域的分佈，发展大型的成套的企业；要在发展企业的同时，推广臺湾的企业管理经验，使臺湾经验，在大陆发扬光大，成爲可资效法的模式，在大陆经济中佔有愈来愈多的比例；也使更多的贸易利润，回馈臺湾，使臺湾经济更加繁荣。
第三、政治融冰。在经济西进的同时，也要在大陆兴办医院、学校、图书馆，以及各种慈善事业，对大陆同胞献爱心，使彼此之间祛除隔阂，更加融洽；要通过各种学术问题和文学艺术的探讨和交流，取得思想感情上的沟通和认同，求得对民主、科学、宗教等方面的共识，争取对公民社会的共同的向往。
记得，数学家阿基米德（ARCHIMEDES西元前290－前280生於西西里岛）有一句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搬动地球。”从某种意义上说，臺湾正是一个可以搬动大陆，使之走向民主化的支点。因爲，臺湾有民主化的经验和成果，可资大陆借鉴；臺湾的经验，也可以用实践来证明，民主并非是西方人的专利，东方人，中国人，同样可以实现民主政治。
要认识到，现在在臺湾执政的国民党人，有足够的从政资歷和财力基础，有一定的人力资源，有过去在中国执政的经验和影响。如果现在在臺湾执政的国民党人，不把自己的政治视野局限於岛国一隅；不把自己的政治胸襟，只局促於在臺湾执政；那么，就应当拿出足够的魄力，去扭转中国的乾坤；扩大自己的胸襟，去影响东亚和世界的格局，加速世界民主化的进程，对人类歷史，作出应有的贡献。
果如是，国民党执政团队，就应当勇敢的而不是怯懦的，积极地理直气壮的而不是消极的讳莫如深地去与大陆谈判和平统一，使统一，成爲比较迫近的任务，而不是把它推迟又推迟，推迟到子孙后代，推迟到遥遥无期。
当然，我们所期望的统一，就是民主政治基础上的融合，即是“一国一制”而不是“一国两制”这样，统一的中国，就自然而然容许国民党和共產党这两个大党的存在，就可以从基层到中央，在全国范围内成立和发展各自的组织；就可以实现国、共两个大党的和平竞争，就可以通过选举来散播各自的政治主张，由全国选民用选票来决定谁是执政党；而执政党就可以合理合法地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政策。经过执政的考验，通过政党轮替，来实现自然的汰换。
因此，在统一与民主孰先孰后的问题上，笔者主张，在统一的基础上实现民主，在经济上，实现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和“节制资本”这两大目标，不致使农民的土地被任意剥夺，不致使“权贵资本”无限制地泛滥；而统一以后，在自由的条件下，言论将会变得无法钳制，组织也将会不容许“一党独大”；在选举自由的基础上，就可以实现政党轮替。当然，前提是军队的国家化，不要成爲一党的党卫军，独裁者的御林军。
即以德国爲例，东西德也是在统一以后，实现了全境的民主，从而促进经济的繁荣的。再以香港和澳门爲例，也是在实现了回归，即统一以后，才进一步争取特首的普选的。
世界上的事情，复杂的可以用简单的办法来解决；简单的，有时还需要用复杂的程式去处理。中国的民主化，用和平统一的办法来解决，是代价最小，过程最便捷的途径。关键在於台海两岸的执政党是否有诚意，真正从民族、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来考虑问题，真正具有“天下爲公”的民主政治家的胸襟和气度，真正愿意爲实现“民有”“民治”、“民享”（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AND FOR THE PEOPLE.）的民主社会而奋斗！
（胡氏所谓“情爲民所系，权爲民所用，利爲民所谋。”庶几近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