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撰写“中国极权主义者会引领国家民主化吗”一文，对中国国防大学公方彬教授在其“中国应该走一个什么样的民主道路”一文中所表达的权力观提出了不同意见，本文将再就他在上文中所表达的大国国民塑造需要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引导观提出商榷。
公先生在文章中说：“大国国民塑造与应对外部挑战，需要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拥有强大引导力。中国大国崛起的瓶颈主要不在财富创造，而在于民众缺少大国国民应有的人文品质和价值观念。西方国家是通过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以及基督教新教完成国民塑造，这个过程很漫长。当代中国不可能拥有如此充分的时间，中国迅速增长的经济力量，迫使我们在人文素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迈入大国行列。这就必然导致严重的落差与错位，处理不好会因此形成全面冲突，迟滞甚至瓦解中国梦。既然如此，就需要有效力量介入，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家领导人的强力推动，这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有关。”
对此，我先要提出请教：大国国民可以塑造吗？将他们塑造成什么样的国民？为什么要塑造成那样的国民？怎样塑造或通过何种途径和方式来塑造？作者都未加以说明，哪怕三言两语点破也没有。至于谁来塑造，作者倒是毫不含糊地指出，“需要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拥有强大引导力。”
因为中国国民的文化素质和价值观念缺失，所以需要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强力推动。这是公先生的因果逻辑，倒也没有错。问题在于文化素质特别是价值观，不同制度下的不同阶级和阶层的价值观是不同的，尤其是普世价值观与共产极权主义、伊斯兰极权主义的价值观是根本对立的。公先生所指的中国国民缺失的价值观究竟是什么样的价值观呢？为什么又只字不提？
从这两方面看，作者在应该明确而且必须明确的方面，却模棱两可，含糊其词，显然是害怕真理和真相，故弄玄虚，蒙骗普通百姓。恕我冒昧，公先生所谓中国国民价值观的缺失，指的是他所谓的集体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绝对不是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人权、个人主义等普世价值观的缺失。因为后者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模式，同加强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和它所要培育的绝对听从中国共产党的指挥和调动的国民性格是格格不入的。所以才“需要有效力量介入，其中最重要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强力推动。”
问题还在于一个国家的国民性格、文化素质和价值观能够靠党和国家领导人特别是一个最高领导人的强力推动或引导就能培养或塑造出来吗？这恐怕是幻想。作者也承认，“西方国家是通过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以及基督教新教完成国民塑造，这个过程很漫长。”而西方的这种国民塑造，绝对不是通过一个政党特别是一个最高领导人的强力推动和引导完成的，它是历经几百年，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生产关系和政治关系的根本变革而自然地引发国民性格、文化素质特别是价值观的变化。最终结果就是现在主导全世界的普世价值观——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博爱、公平、正义等概念的出现。
这是全人类的思想和智慧的结晶，绝非任何个人的伟大创造。正因如此，这种国民性和价值观才具有普适性持久性深透性，不仅非任何暴力所能消灭，还能起巨大的改造人和环境的作用。
在这样一种世界背景下，公先生却鼓吹在短期内由最高领导人强力推动来塑造中国国民和价值观，岂非异想天开！
问题还在于你要的是什么样的价值观？如果是普世价值观，根本就不需要领导人的推动，只要政府不去限制和打压国民行使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基本权利就足够了。反过来，如果领导人引导和输入的是集体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特别是爱党主义、臣民和奴化思想，那不仅无益于国家强大，还可能使国家倒退。
历史已经证明，只有保证符合人性的人的自由得到充分发展，国家才会真正富有创造性而不断强大起来，人类才会不断进步。西方主导的普世价值观——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才是真正体现人对自由的追求。正因如此，世界上真正强大的国家往往都出现在西方国家。美、英、法、日等国就是典型。
而持相反价值观，强调集体主义、爱国爱党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共产主义、伊斯兰极权主义等价值观的国家则很难发展成为真正的大国强国。根本原因在于它们的价值观和制度是限制人的自由发展，扼杀人的个性、奴化人的思想，从而消灭人的创造性。虽然这些国家中也出现过强大的苏联，但历史证明，它只不过是一个表面强大而无坚实根基支撑的大国，所以不到一个世纪就自动土崩瓦解了。目前的中国虽然表面上也很强大，甚至不可一世，但现实也在表明，只要它继续死守现在的制度和价值观，也是注定长久不了的。
公先生的文章也有可圈可点之处。他说：“要想保证中国占领于人类文明制高点起引领作用，需要开展一次较‘真理标准大讨论’更强劲、更广泛、更深刻的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同时产生一批照耀民族乃至全人类前行的大思想家及其思想成果”。同时承认，“新中国成立65年来，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我们党，既没有造就影响世界的大思想家及其思想成果，也没有实现文化的全面繁荣，原因之一是背负太沉重，思想禁锢太多，日常我们听到的几乎都是‘不允许’……如此精神重压，何言创造力？”
这两段话使我感觉到公先生还有实事求是，大胆敢言的批判精神。问题又在于这两段话存在着矛盾。既然承认65年来没有造就影响世界的大思想家及其思想成果，没有实现文化的全面繁荣，承认这一切是由于我们背负太沉重，思想禁锢太多，听到的几乎都是“不允许”，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制度及其领导力和影响力是落后的或滞后的，怎么又说“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我们党”呢？如果我们党是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为什么会出现上述不良结果和非正常行为呢？
文章接着又说：“要改变现有生态，不能坐等社会力量自然积聚，必须由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主导和推动，这需要巨大权力的支持。”
这段话又对又不对。“要改变现有生态”，当然不能等社会力量自然积聚，必须由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主导和推动。问题是上述不良后果和非正常行为，仅仅是下层人员所为，中上领导层不知吗？非也！实际上许多“禁锢”和“不允许”都是上层设计或批准，中下层只是执行而已，顶多是中下层建议，上层采纳作决定。试问，前段给教育系统发出的“七不”文件没有最高领导人的点头或批示，谁敢擅自采取这样严厉的全局性措施呢？很多这不准，那不行，正是最高领导人的意图。而一个人是很难轻易改变自己的决定的，何况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所以靠最高领导人的主导和推动，未必就能改变现有生态。
由此可见，公方彬先生的这一建议显然不成熟，至少考虑欠周。说穿了，公所考虑的，只是一心为着加强又加强最高领导人的权力，似乎最高领导人的超大权力是万能的，只要有了它，什么都可攻克。而人类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万能的最高领导人。反倒出现过不少集所有大小权力于一身，曾经显赫一时，最终却身败名裂，下场很惨的“伟人”。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等就是典型。齐奥塞斯库、萨达姆、卡扎菲等就更不用说了。
其实，历史早已证明，无论是所谓大国国民的塑造，价值观的形成，大国的崛起，政治生态的改变和改善等等，最高领导人可以起某种引领作用，但起决定性作用的始终是先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离开基本的制度来谈领导人或“伟人”、“英雄”的作用是没有意义的。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信息流通极其神速，人们在普遍追求个性解放和民主自由的时代，还强调领袖人物、英雄人物的主导作用已经没有多大意义。它显示这种鼓吹者的智商已经大大落后了。
看看现在的西方民主国家，哪里还有什么最高领导人，在美、英、法、德、日等民主国家谁是最高领导人呢？奥巴马只是美国政府行政部门的首脑，他在很多方面都要受立法、司法部门的控制和制约，他的政府如果超过规定花钱了，没有钱用了，只能暂时关门。他要在秋季开学之际向全国中小学生发表演讲，很多学校公开拒绝听讲。他能算美国的最高领导人吗？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吗？公先生在文章中说，“美国是一个分权制衡的国家，但其权力也并非没有至高无上者。”然后用美国总统握有组阁权等来证明他的论点。多么浅薄的历史知识和国际知识！
在这样一种时代潮流面前，中国竟然还有人鼓吹要树立一个具有“超大权力”或至高无上权力、由他来塑造国民，创造价值观的最高领导人，这不算逆历史潮流而动，不算智商低下又是什么呢？照此逻辑，美国的国民性、价值观念岂不都是在美国最受尊敬的开国元勋华盛顿所引导的结果吗？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一些都是由美国50多位制宪人所制定，当时的美国全体国民审议批准的美国宪法所塑造的，华盛顿只是其中贡献者之一。华盛顿本人从来没有自夸过他对美国独立和建国所作的贡献，若非当时的美国人反复劝说，他连一届总统也不想当，宁可国家去经营农场。早在18世纪下半期的华盛顿就反对英雄崇拜、领袖崇拜，21世纪的中国却还有人大力鼓吹领袖的作用英雄的作用，崇拜领袖崇拜英雄，何其可悲也！如此这般，还有些人鼓吹中国应该主导世界发展方向，争当世界领袖，可能吗？实现得了吗？
公先生的文章很长，观点很多，实在难以一一评析，但有一点还必须提一下。公先生说：“在特定国家和一定历史阶段，不仅需要研究和关注如何托付，更要研究托付给谁。”“可以断言，XXX的精神世界和价值观念，足以支持其掌握巨大权力而不会滥用权力。”
笔者绝对无意与公先生来讨论把权力托付给谁好，给谁不好，更不想预估谁掌握巨大权力，将会滥用权力，谁不会滥用权力。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与唯心论的认识论，预先凭空断言某个掌权者不会滥用权力，本身就是十足的唯心论。笔者曾多次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人的本性具有善恶两面，如果不加约束，恶的发展更快，人一旦掌握公权力，不加监督和限制，更会穷凶极恶。现代民主政治理论正是根据人性恶的一面，规定公权力必须由民众授权和监督，再加权力之间的分立与相互制约，绝对禁止权力高度集中于一个人或少数人之手。历史已经证明，这是防止公权力作恶的绝对必要的手段。
现实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真理。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这三大现代史上的恶魔，就是因为他们掌握了不受监督和约束的巨大权力而敢于作恶的，而他们也是由亿万民众认定为好人好领袖被托付的，谁料他们反过来肆无忌惮、残忍无情地 屠杀他们的托付者。最典型的莫过于当年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等等，当列宁察觉斯大林不宜担任党的总书记时，他们先后坚定地支持斯大林，保住了他的总书记职位，一旦全权在手后，斯大林就无情地杀了这些恩泽者。毛泽东的作恶更不在斯大林之下。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以树立毛的绝对权威的刘少奇，最终引来毛泽东对自己的几近杀身之祸。难道公先生对这些毫无所知吗？为什么未能从中吸取一点教训呢？
2015年12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