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立起相对于赵国、赵家人的“二元叙事”，或许是下一步“赵学研究会”应该思考的问题吧。
万宝之争：门口的野蛮人，背后的赵家人；快播案：只准赵王梦雪，不许百姓撸管；铜锣湾书店事件：同一个赵国，同一个噩梦；台湾大选：票投赵家代理党，台湾明天变香港……自从鲁迅笔下《阿Q正传》中那一句“你也配姓赵”被有心的网民重新打捞出来，并赋予时代新意后，赵家人、赵王、赵国，一连串与“赵”有关的新词陆续被创造，并广泛运用到对各类时事的评论中。
甚至，北外的乔木老师，也就是着名的“赵三篇”的作者，最近还在网上发起了“赵学研究会”。继汉学（Sinology）和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之后，赵学（Zhaology）似乎正在迅速崛起为社会政治领域一门“显学”。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说过，“民族”这个“想像的共同体”最初而且最主要是通过文字来想像的。其实，国家何尝不是这样，在爱国主义的大旗下，阶层、贫富、族群的差异被一个共同的“中国人”的标签和概念所掩盖，让人无从否定也没法反驳。除非你像部分台湾人或香港人那样，彻底否认自己的“中国人”身份。
问题是，台湾人、香港人之所以能够较为容易，且相对彻底地实现与中国，确切地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切割，首先是因为其在地理上处于中国本部的边陲，易于脱离母体自立。但对于身处大陆的民众来说，这种切割无论在哪个层面上都无法做到。虽然也有人不断撰文，试图从国家与政权的关系和差别的角度加以厘清，但这种论说毕竟过于学理化，并非人人都搞得明白。
这时候，赵国、赵家人等词的横空出世，几乎完美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实现了对国家内部不同阶层群体在概念修辞上的纵向区分，以聊聊二三字刻画了权贵与百姓泾渭分明之界限、不可逾越之鸿沟以及无法调节之矛盾。但历史地来看，这种智慧并不仅仅属于今天的中国网民，早在一百多年前，我们的先辈就曾使用过类似的指代称呼，那就是今天我们熟知的“支那”。
今天的中国人，听到“支那”这个词或许都会有种本能的反感，觉得它是日本右翼对中国人的蔑称。殊不知，晚清时期的许多中国人，特别是革命家，对于日本称中国为“支那”，不但不生气，还纷纷效仿。
这一方面是因为，“支那”一词最初其实源自梵文对“秦”的音译，本意为“统一、强大”，到了佛经中更多了“文明、睿智”的褒义成分。即便在被引入日本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支那”也是作为对中国汉人的尊敬被使用；另一方面，由于视满清政权为异族统治，许多革命党人拒绝承认自己是“清国人”，转而借用日本式叫法称中国为“支那”，自己则是“支那人”。
比如，1902年，章太炎等在日本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提出“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的誓词（这里的“支那亡国”是指明朝亡于清朝）；1904年，宋教仁在东京创办了名叫《二十世纪之支那》的杂志，这是后来同盟会党报《民报》的前身。甚至就连立宪派的梁启超，也曾用过“支那少年”为笔名。而康有为的次女康同璧，十九岁独自登上印度大吉岭时更赋诗自况：“若论女子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
在这里，革命者通过“支那”这个词，成功地确立起与“他者”（清国）相对立的“自我”，从而解构掉了清廷一元化的“国家叙事”，为后来的排满革命扫清了概念上的障碍。相比较而言，赵国、赵家人等词汇在解释和限定功能上还只完成了一半，即定义了他者，却没能回答“我们是谁”。如何建立起相对于赵国、赵家人的“二元叙事”，或许是下一步“赵学研究会”应该思考的问题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