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安举报周子瑜事件余波未了。时评人长平认为，举报的可恶不在举报者人品问题，而是事件背后肮脏的政治土壤。
居住在北京的台湾籍歌手黄安，举报在韩国发展的台湾籍艺人周子瑜在一个综艺节目中手持中华民国国旗出镜，发动中国大陆网民抵制其”台独立场”。周子瑜及其所在韩国公司JYP在中国大陆的预定合作被取消，发布道歉视频。而在台湾，台独人士大多反感中华民国国旗，希望将来能以”台湾共和国”的国旗取而代之。”反台独”成了”反台湾”，影响到台湾总统大选。最新的进展是，周子瑜的演出影像出现在大陆电视屏幕，而曾经得到大陆国台办公开赞赏的黄安，却黯然删掉微博全部内容，声明要回台湾”讨还清白”。
这起事件的复杂与别扭还不止如此。黄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比较台湾和中国大陆市场说，”那太不一样了，那不是一个档次的，（我来大陆后）整个是国际巨星的感觉。从收入、市场规模来看，都不是一个省可以比拟的。”不过他似乎忘了，他之所以有这样的待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台湾歌手”身份。他在北京居住了近二十年，也一再声称自己是中国人，但是他和邀请他演出的机构，都绝对不会改称他为”中国歌手”。
周子瑜并非黄安举报的第一个歌手。在此之前，已有多位歌手因为他的举报，失去了在大陆的演出机会。中国官方媒体称赞他”大获全胜”，国台办也公开对他表达赞赏。大陆媒体不无讽刺地报道说，在舞台上已然过气的黄安，通过举报”台独艺人”开创了事业的”第二春”。以他的”台湾歌手”身份，这似乎是一条捷径。然而大概他没有想到，”第二春”的辉煌来得这么早，去得这么快。
举报植根于肮脏的政治土壤
本文作者长平
在讨论这起事件时，舆论多聚焦到黄安的人品，他当年在节目中挥动中华民国国旗及侮辱中国大陆女性的视频也被搜索出来。另外一个半开玩笑的说法，推测他是民进党派往中国大陆的卧底，在关键时刻发动舆论，巧妙地为蔡英文助选。这些意见都忽略了事件背后的权力操控。
举报之所以可恶，首先不在于举报者人品很”渣”，而是举报发生的政治环境。无论多么反对台湾独立或者苏格兰独立，你也不必跑到台湾或者伦敦去举报，因为民主社会言论自由，人们不会因为表达不同政治观点遭受迫害。在中国大陆，政治观点可能会成为一种罪名，因此很多人选择沉默或者掩饰，这样才会有举报这种奇怪的事情发生。这是一种肮脏的政治土壤。
众所周知，中国大陆的所有媒体都受到宣传部门严格控制。涉及台湾、西藏和新疆的话题更被划定为高度敏感级别，没有得到宣传部门的指示或允许，一个词可能都不能出现，遑论大规模的舆论鼓噪。那些响应黄安等举报者辱骂威胁港台艺人的网民，通常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受雇于宣传部门的”网络阅评员”（俗称”五毛”），一是自发的”爱国网民”（俗称”自干五”）。就舆论控制而言，这二者并没有截然的区分，不仅因为”自干五”是长期封闭式洗脑教育的结果，而且因为他们的反对者没有发言机会。
“爱国群众的力量”有多大？
从表面上看，演艺公司取消被举报艺人的合作计划，是网民辱骂威胁的结果，”体现了爱国群众的力量”，”表明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事实上，这些话语本身就是用来麻痹”爱国群众”或”中国人民”的宣传口号。当权者不愿意的事，比如组织志愿队出海捍卫”钓鱼岛主权”， “爱国群众”的力量再大也不可以做。尽管未必有直接的命令，演艺公司中止与这些艺人合作，大多既不是因为他们认同”爱国群众”，也不是怕遭他们抗议，而是畏惧权力部门问罪。再说，在中国大陆，大到让公司利益受损的抗议活动，也并非”爱国群众”自欺欺人想象的那样可以自发组织。
人们知道，”文革”中的举报者大多没有好下场。这并非是因为他们受到良心折磨或者上天报应，而是支持举报这种肮脏的政治环境的必然产物。举报者不过是权力棋盘上的小卒子，随时可能因为举报不力或者太过用力而遭弃用，而且很容易成为以其人品问题掩饰权力黑幕的牺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