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玉兰（网络图片）
倪玉兰：伴随着正统主义的重新回归，对於党的统治危机的政治讨论也逐渐活跃起来，于是，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思想意识，一方面，党加剧了恐怖统治的程度，另一方面，社会对此却冷漠以待。这个制度带给外界的观感，除了例行公事的政治仪式，毫无新意的政治斗争，以及空洞无物的政治宣传，它早已失去了灵魂，这是后极权时代展现出来的一幅政治图景，在其中，失望与希望并存，恐惧与勇气交织，冷漠、厌倦、明哲保身与想像力、激情澎湃遥相呼应。
马萧：从本质上讲，共产主义革命是一场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人类世界的征服运动，它的意图旨在将人类个体彻底地唯物主义化，将人改造成为那些原始、低等、无意识的单细胞生命体的近亲戚。
今天的社会现实所展现出来的远比这种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图景要复杂微妙，在其中，既有这种糟糕的意识形态长期驯化、洗脑产生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条件反射，同时也掺杂了人类的反抗精神以及种种政治行动积淀下来的抗争经验。造成这样一种政治局面并非偶然，一方面，人们已经习惯於这种高压的政治统治，适应了在极权的语境下卑微、猥琐、诚惶诚恐的生活；另一方面，人总是需要呼吸，总是希望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一样神采奕奕，有尊严地直立行走，在经受过无数次羞辱和各种道德妥协之后，今天的社会已经无法再承受它压负在人类良心上的重量，人们开始主动去寻求一种反抗的语言，一种贴近於现实生活本身的真实表达。
我认为，这只是意味着党的权力统治集团与社会自由两者之间内在冲突的外在表达形式，事实上，唯物主义化的语言非但不能解释正常的生活世界，相反，它阻碍人们认识世界的能力，混淆了善恶、是非的道德界限。因此，造成这种冲突局面的责任显然在官方，一方面，当局总是试图将自己那些陈旧过时的精神枷锁干巴巴地套在人们的脖子上，另一方面，社会已经开始意识到，这是对自己尊严的一种冒犯，本能地从内心深处抵制它，千方百计想要从这些无聊的道德说教之中摆脱出来。
今天，每当人们谈及“政府”这一主题，往往会心照不宣的投去一抹嘲弄的眼神，在人们眼里，“政府”已经褪去了神秘的面纱，还原成了它原本所是的真实模样，它不再是神圣、完美、从不犯错的象征，相反，它不过是一群由外表考究、言行举止却粗俗无比的野蛮人组成的聚集之地，他们工於心机，精於算计，从来不懂得去尊重他人的感受；他们敌视自由，从来不知道爱为何物，除了破坏人际间正常的生活纽带，他们很少去思考对他们自己、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他们甚至更接近“社会寄生虫”的某种定义，因为他们只会人们口中抢夺食物，以及绞尽脑汁地去盘剥、搜刮人们的私人财物。
至于改革，我总是对那些完美的改革计划保持一种高度警觉的态度，在我看来，这样的计划只有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监狱大院里才能够被创造出来，只有在这里，那些手持牢门钥匙的共产党改革家们（如果真实存在的话？）才可以不用担心人们乱说乱动，也只有在监狱的高墙之内，他们才能够放心地让人们去“自由”的生活，不用担心有任何意外的情况发生。悖谬的是，这样一个改革计划，如果它必须以加固监狱的院墙作为其实行的前提条件，那么，这样的改革计划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也许，只有上帝才能创造出这样一件美轮美奂的艺术作品。事实上，正是以“改革”之名，它将自己从一个意识形态制度成功地改造成一个赤裸裸的警察国家，因此，准确地说，这其实不过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骗局，而在常识得到普及的今天，只有道德败坏、心术不正的人才会鼓动人们去相信存在这样的改革计划。
对於共产党来说，捍卫其极权统治永远是它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就好像人们永远会去捍卫他们的私人财产一样，在共产党人眼里，这个国家就是他们的私人财产，在此意义上，我们永远不要去指望和共产党人共同分享这个极权国家的政治权力。在这个独裁制度的压迫之下，我们时刻都面临道德上的选择，一方面，我们可以说服自己，将改变的希望寄托在那些掌权的共产党人的良心发现上，从而变相地成为专制制度的辩护人、鼓吹者和共谋犯；与此同时，人们也存在另外的选项，我们可以选择反抗，成为抵制这种专断的独裁权力的战斗堡垒。今天，这种选择权掌握在我们每个人自己手上，没有人能够强迫我们去爱一个我们不喜欢的女人，同样的道理，没有人能够强迫我们去爱那些冷酷、冷漠、贪婪、吝啬却又渴望得到人们政治认同的独裁统治者。
在任何情况之下，将权力置於一种批判的眼光之下审视，是一位公民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将自己的命运交付给某些政治人物，特别是将所有人的命运交托到一个独裁的政党的领袖手中，这样的轻率行为不仅不道德，而且极其危险。以往的历史经验表明，党的领袖独揽大权的作法，对於社会而言，都是一个不祥的征兆，在那里，自由将被取消，人类的尊严遭到践踏，生命将被视若草芥，最终，它将加剧恐怖统治的程度，直致导向极度的人间悲剧。
作为人、公民、知识份子，我们有责任说出真相，告诫人们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未来将会出现的社会图景，与此同时，通过这种方式，提醒那些掌权者们，他们不能、也不可能毫无节制的为所欲为。
倪玉兰：事实上，当局的政治意图是非常明确的，即向毛泽东主义的方向上回归，我所理解的毛泽东主义，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时代的某一项具体政策，或者某一个具体的历史阶段，而是从整体上的政治考量，即在意识形态层面，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地位，强烈的反西方意识，反对西方的自由价值以及批判个人本位主义；政治上，强化党的领导作用，党的领袖的绝对权威，个人崇拜；而在经济层面，重新强调党对经济领域的计划、控制和操纵，等等。
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当局都是在按照这一思路在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而那些掌权的共产党人甚至从来都没有隐藏过自己的真实想法，诡异之处在於，总是有人把今天的掌权者们描绘成一些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民主主义的政治改革家，并且乐此不疲。
在我看来，这些观点的真实危害之处在於，它不仅给人们制造出一个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虚假希望，更重要的在於，它为那些掌权的共产党人滥用权力、实行恐怖统治的做法推波助澜，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营造合法性的舆论氛围，而这样的做法甚至频繁地出现在那些以严肃、专业和客观真实著称的西方媒体上，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质疑这些关注中国大陆事务的西方媒体严重脱离中国大陆社会、政治现实的原因。
马萧：今天，大家都在谈论民主，不仅是西方国家，所有的共产党国家同样都在标榜民主，某种意义上，“民主”成了政治正确的东西，事实上，即便是那些政治上的绝对独裁者，也不愿意让人诰病自己在压迫和奴役他所统治下的人们，因此，问题并不在於对“民主”这一价值的概念认同，而在於对它的真实内涵的不同解读。
对於自由主义者来说，民主即意味着西方意义上的生活方式，或者说台湾式的民主，在其中，人们拥有普选权、议会辩论制度、新闻自由、法治，人们有权自主决定自己的生活，而不是由政府及其它雇佣的官员们来强行组织，强调公民权利，注重平等的对话而非暴力对於解决人际间冲突的作用，等等。
而在共产党及其追随者那里，民主则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即社会主义的民主。事实上，马克思主义采取阶级分析的方法来鉴定民主，认为西方式的民主形式属于资产阶级的民主，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才是更高级意义上的民主形态。这种民主形式首创於苏联，而其登峰造极的政治作品则来自於共产主义的北韩，只要闭着眼睛想一想今天北韩人的生活，就可以明白社会主义民主意味着一种怎样的人类境况，在那里，自由旅行的权利是被禁止的，至少要受到限制，因此，外国人很难正常地进入到那里，他们会被视作图谋不轨的间谍、特务、情治活动份子加以监视，随时可能遭到盯梢、跟踪、恐吓，而人们和外国人接触简直就是一种大逆不道的叛逆行为，很容易被扣上一顶叛国罪的帽子加以逮捕，因此，外界对那里发生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只能从那些侥幸得以逃脱的“脱北者”的只言片语中了解到那里的人们的真实处境。
出於对於民主的理解不同，今天的共产党人或许确实是一些致力於“民主”的政治改革家，但是作为共产党人，他们只能从马克思主义的语境和意识形态框架之下来理解民主的内涵，换句话说，如果真有这种民主改革计划，那么，它的改革目标将不会是台湾式的民主，而是北韩式的民主形式，只有在北韩，才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样板工程，这也是为什么北韩的共产主义者能够理直气壮地指责中国共产党人为修正主义者、共产主义叛徒的原因，在他们眼里，中国大陆的共产党人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原则和思想教条。
我认为，不能故意无视共产党人以及官方哲学和来自社会的生活语言之间的根本性分歧，来解读当下的政治现实，这样做非但无助於厘清某些观念，反而会混淆和掩盖两者之间存在的真实冲突，使得认识乃至解决任何问题变得不可能。
２０１６年２月１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