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上项目纯粹为个人仕途着想，公共财政的钱就成了官员谋求升官的政治经费。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下台1年多，其先进事迹除了卖官，其他一直秘而不宣。近日因为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刘礼祖被中纪委宣布开除党籍处分、降为科员，苏荣的所作所为才露出冰山一角。其要者，是他2007年主政江西后实施“绿色崛起”，先后投入500多亿元大搞植树造林，劳民伤财。
植树造林，乍看起来是“再造秀美山川”的好事。问题是江西森林覆盖率61.5%，位居全国第二位，仅次于福建省。苏荣发誓将全省森林覆盖率提高到63%，成为全国第一。这也未必就是坏事，问题是他将任务层层压下去，最后变成各层政府“租田种树”，强租农民的农田种树，再每年给每亩300斤粮食的补偿，搞得农民和干部都叫苦不迭。
江西省各级财政的钱，本质上就成了苏荣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经费。拿财政的钱去上些建桥修路的项目，或者向人民提供若干其他公共产品与服务，本属理所当然的事。甚至一些腐败官员为拿回扣的目的上项目，客观上也可以造福人民。但有些官员上项目，却纯粹是为个人仕途着想，这时候，公共财政的钱就成了官员谋求升官的政治经费，相当于民主政体下参选人筹集的政治献金。
政府财政的钱，按理开支决定权要掌握在人民手中，开支方向是生产和供给公共产品与服务。就算是给公务员发工资，也是要他们为人民服务。但政治献金是为政治人物个人前程服务的，拿公共财政经费做这件事，显然是说不过去的。但在这些年来的中国，这样做不仅普遍，而且也不用遮遮掩掩。政治人物不仅可以拿公共财政的钱为自己办事，而且不是刊登政治广告、组织几次广场活动那么简单，而是把它弄成一个全民动员的浩大工程。
苏荣五六年间花掉江西人民500多亿人民币，在全省田间山头植树种草，这些被种的树和草于民不仅无益，而且有害。说它有害，不仅是浪费公帑，而且损害了农民正常生产的权益。唯一从中获益的是苏荣自己，他可以在绿化工程中上下其手、收受巨额好处，更重要的是他糊弄出一组“绿色崛起”崛起的数字，作为自己成为国家领导人的由头。2013年，他果然当选了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绿色崛起”当然是政绩工程，但政绩工程是可以兼顾利己与利民两方面的，而现在很多中共领导干部却是不折不扣“毫不利人，专门利己”。把公共财政资金当成个人的政治经费，并非只是苏荣这样的腐败分子的专利。比如某人口千万的省会城市，几前年连条地铁都没有，改变公共交通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但市领导优先建一条连接省委、接待中央领导的宾馆与机场之间的高架路，投资达数十亿元。套用杜牧《过华清宫》诗，这叫做“一条高架首长笑，无人知是高升路”。
说起来官员腐败形式很多，以一般人的道德感观之，那些贪污、挥霍公帑的行为才是最无耻的。相形之下，拿公共财政的钱为个人的政治前途埋单，往往是以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形式出现的，它给人以官员“没有装进自己腰包”的幻像，其实它比贪污、挥霍公帑更肆无忌惮，在道德上其实更狡诈，也更卑劣。中纪委清算了苏荣贪污受贿、买官卖官之类的问题，却至今没有指控他的“绿色崛起”有何罪错。
事实上，中共官员以这种方式对人民造成的伤害，比他们贪污受贿造成的伤害要大一百倍。中纪委不可能“追回赃款”，人民除了自认倒霉，就没有其他伸张正义的渠道了。
可悲的是，人民几乎没有办法阻止官员将公共财政的钱变成个人谋求升官的政治经费。官员可以给这种政治经费贴上发展战略、重点工程或者某种公产产品的标签，之后可以要求政府纳入预算，或者编列专项财政资金，坏事就可以轰轰烈烈地大干快上起来。在清末，大臣们想给慈禧太后办个六十大寿，还得在财政资金之后想办法搜刮。而现在的官员，可以直接慷财政资金之慨砌就自己的进身之阶。一场植树造林运动可以花掉500多亿元，而一提起养老金，政府就嚷嚷缺钱了，其结果就是13亿人延迟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