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期间，关于农村现状及农村出身者命运的文章特别多，讨论也颇为激烈，引发这场讨论的主因是那篇上海女因一顿饭逃离江西男友家的故事。这个故事触动了中国那根最敏感的社会神经：农村底层青年的社会上升管道已变得极其狭窄。如今关于这一讨论的情绪宣泄期已经过去，我想写篇文章分析在中国这个身份型社会中，哪些因素将决定一位当代中国人的命运。
身份型社会的特点是上升通道狭窄
早在十多年前，我就使用“身份型社会”这一词汇来概括中共治下的中国。所谓“身份型社会”，意即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在很大程度上由血缘决定，很难通过个人努力改变。
中共统治长达67年，其中只有从邓小平倡言改革开放的1978年-2003年，身份型特点淡化，社会成员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毛时代是逆向身份歧视，即将一切1949年中共建政之前的精英阶层与政治异己贬为政治贱民，一切社会上升通道如升学、参军，以及就业机会（招工）等，全部向这些政治贱民的家庭成员关闭。1978年至2003年这段时期，社会中下层成员的子弟在接受高等教育之后，还能获得一些上升与较好的就业机会。 从社会上升机会的多寡来看，机会最多的是1978年至2003年这段时期，特别是文革前大学毕业者，以及1977-1979那三届通过高考进入大学者，其中有不少是文革十年沉淀的人才。政治上，他们正逢邓小平当时重用知识分子，并设立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三标准，启用一代新人；经济上，他们赶上了1992年体制向商界输送人才与机会。这些人当中后来不少成为精英阶层。近几年反腐中倒下的不少40后、50后“苦孩子”出身的高官，基本上就是这一段时期得到上升机会的。
但这种对全社会开放的社会上升通道时间不长，随着新精英（改革开放后形成的官、商）阶层的崛起，以及他们的成年子女陆续进入社会并占据有利的社会位置之后，社会上升通道日渐变得狭窄，中低层社会成员当中仅有少数人能够得到上升机会，社会阶层渐渐出现固化现象。农村出身的青年，在大学毕业后常面临一职难求的困局。这与中国城市化特点有关。中国由房地产导向的城市化进程不同于其他国家，是一个伪城市化过程，即农地因征地的关系不断在减少，但城市并没有相应的工作机会提供给失去土地的农民。
决定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
在社会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资本”的跨世代转移已经成为既定格局。资本世代转移的含义之一是，出身于何种家庭决定了一个人的起跑线。
这种跨世代转移主要发生于父母与子女之间，但有不少亦发生于岳父母与女婿之间。这一研究注重“裙带关系”（kinship）对个人成功的影响，尤其适用于亚洲文化，因为亚洲国家的人治色彩非常浓厚，裙带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本。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无论何种类型家庭都“少子化”，因此，在中国这个身份型社会里，除了“拼爹一族”可以大展身手之外，优秀者还可以创造条件，攀龙附凤，成为“靠岳父一族”，
出身于一、二线城市的官宦与富裕家庭者，因家庭条件优越，可以为子女支付昂贵的教育费用，包括本地优质的公立教育与私立教育，以及聘请昂贵的家庭教师，让子女赢在起跑线上，最后出国留学。出身于不同类型家庭的孩子，即使姿质差别不多，因教育投入不同，在高中阶段拥有的“资本”已经不同，成为是否能进美英名校的决定因素。
这类家庭出身的孩子基本上前途无忧，官二代找工作可通过家族资源安排，富二代可继承家业。
如果出身于城市的普通家庭，则看其父母素养。少数天姿聪明的孩子经过父母精心培养，也许能够与官宦及富裕家庭的孩子相侔，通过考取本国的名牌大学再争取考奖学金出国，其余的注定输在起跑线上。前些年有不少调查谈到，北大、清华、复旦等名校中，农村出身的学子越来越少，原因就在这里。
出身于农村家庭的青年，所处地区是经济发达还是穷困地区，以及家庭子女数目多少等，都会成为个人未来命运的决定因素。概言之，经济发达地区的基础教育一般会好一些，农村青少年受教育机会也会多一些；穷困地区通过受教育改变命运的可能性远少于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此外，子女少的家庭给子女的教育投入相对会多，子女多的家庭则在投入上只能挑选，一般会将投入集中在相对聪明努力的男孩身上，放弃女孩或者其他的孩子。
婚姻是仅次于母体的决定命运的第二重要因素
号称“经济学帝国的最大殖民者”格雷·贝克的《家庭论》（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1981] ）奠定了以家庭为本体的微观经济学体系的基础，堪称一本划时代的著作。在这本书中，贝克对人类婚姻、离婚、生育决策、儿童教育决策提供了标准解释，正是这些解释，使得这本书广受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以及少数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的注意。1992年，贝克因其“将微观经济分析的领域扩大到包括非市场行为的人类行为和相互作用的广阔领域”而获得这一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本书集中论证了婚姻市场的基本定理：正向的配对组合──类似者配对是最合适的。贝克解释说，家计单位所追求的“商品产出”并不同于国民生产总值通常认定和衡量的商品，而是包含了小孩子的量和质、性行为的满足，以及其他从未被国民产出包括在内的商品。假设每个男女都只关心他（她）自己的“私人”福祉，而不关心社会福祉，但为了追求私利，他们不知不觉地受到婚姻市场中具竞争性的“看不见的手”的指引，而去追求总和产出的最大化。
中国现在最有名的攀龙附凤婚姻，可用邓小平孙驸马安邦董事长吴小晖为例。资质极高的吴小晖，两次婚姻都成为他人生起跳的有力撑杆，在中国、台湾、香港，包括日本，都知道“娶富家千金（官家小姐）可以少奋斗二、三十年”这一事实。
明白这个道理，就会明白，上海女逃离江西男这一现象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
“江西男”类型家庭的中国特色
写到这里，也许读者会说，这种情况在欧洲、美国也会不同程度出现，中国有什么特殊的呢？
青年依靠家世赢在起跑线上这点，西方社会也普遍存在。但西方社会与中国的不同之处才是最重要的：政治世家出身者如果想从政，必须经过民选；出身中产与底层的青年只要努力，也会有很多机会。美国的索罗斯、布林（Google创始人之一），巴菲特等成功者都是移民后裔。
除此之外，与中国相比，美国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即美国是个讲究个人责任、鼓励个人奋斗的社会，一个人成功了，不需要携带其不够资格的家庭成员“升天”，比如奥巴马当了美国总统，他的亲弟弟继续在中国南方漂流；在中国，一人得道，携带本家的鸡犬升天，却是伦理责任。例如周永康就必须帮助其农民兄弟家庭发财致富。
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教授黄灯曾发表《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以其亲身经历谈到多年来她与农村出身的丈夫共同面对、处理以及遭遇的很多家庭琐事，指出这些琐事与农村养老、留守儿童、农村教育、医疗、农民的前景有密切关联。透过各种细节，她说明了一点，农村出身者“只要还有家庭成员处于不幸和痛苦中，逃脱的个体就不可能坦然享受生活本该具有的轻松、愉悦，一种血肉相连的痛楚，总是无法让他对有着共同成长记忆的亲生兄妹的困境视而不见”，“逃出来的家庭成员，若无法通过个人力量改变家族命运”，其家族的命运便几乎永无可能改变。
理解了这点，也就会明白上海女逃离江西男究竟是逃离什么。农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拖拽的一条粗重尾巴，这条尾巴上集中了中国社会所有的痛感神经：贫穷、污染、从精神到生态环境都陷入全面破败（沦陷）之中，以及难以承受的家族重负。
在中国，因为伦理责任，婚姻并非两个人的结合，而是两个家庭的结合。黄灯女士的故事说明，与一位农村出生的男子结婚后，意味着一生一世对那个家庭永无休止的付出。这是无数城市男女青年择偶时面对农村家庭产生犹豫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