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博导交费”与“开课人数要求”。网络截图）
该微博引起了不少关注，评论中一片支持声。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时胜勋回复说：“人文学术在今天已愈发困难。制度虽在建立，但为何总是冷冰冰的？因为背后是工具理性，而非人文理性。王诺教授在生态文学研究领域具有很深造诣，本应是厦大难得的学术资源，如今竟然遭遇如此境地。今天的人文学科遭遇到经费、课题、上课人数等问题，让学者不堪重负，学术又何来生气，何处尊严？”
澎湃记者2月24日上午致电厦大研究生院，接线人让记者下午2点半再打电话，但当下午2点半记者再度致电时，对方表示有关老师正在开会，对此事暂不作回应。记者也联系了王诺本人，他表示这两天暂时不接受采访。在厦大中国语言文学系官网，看到“导师招牌”栏目下有“王诺与生态主义”这一选项，打开显示王诺有三篇论著和八篇主要论文。
（厦门大学博导王诺。资料图片）
王诺在公开信中提到了厦大两项政策：一是要求所有博导必须提交大笔研究经费供博士生使用，不交钱不许招生；二是要求所有博士生课程选课人数必须在五人以上，人数不够就取消开课。
对于第一项政策，王诺认为多数人文学科里博导的研究完全无需博士生协助，所以“一刀切”式要求博导交钱不合实际。他还提及这一政策招到厦大人文学院大多数教授博导的反对，但厦大研究生院无视这些反对意见，强行在人文学院也推行这一政策。
对于第二项“人数不满五个就取消博士选课开课”政策，王诺提及人文学院很多专业每年只能招一两个博士生，即便每个年级的同专业所有博士生都选课也难以达到五人。而为了满足人数要求，开课的博导们只能降低课程难度和专业高精尖程度，以便吸引其他专业的博士生和硕士生甚至本科生来选课，或者由众多教授合开一门。
在王诺的描述中，厦大人学学院的博士课程已然“本科化”。
“如果以选课人数作为对博士课程的一票否决，必然会引导教授博导在开课时首先考虑的不是高水平学生的创新和攻克难题，而是照顾最大多数学生（包括来选课的硕士生本科生）的兴趣和理解，为赢得众人的喝彩而降低课程难度。这种错误政策将导致博士课程的专深和创造性程度大大降低，严重妨碍博士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王诺在信中说，他拒绝为了凑足选课人数而降低他的课程难度，他甚至把已经选了他的博士课程的其他专业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劝出课堂。
“因为我坚持把博士课程开成与国际同行最新研究水准持平的创造性课程（我认为不仅厦大就是全国高校也没有几个博士生能听懂我的课程），并因此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博士生通过博士课程的结业考试论文发表在《南开学报》首篇，我指导的博士生获得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著名教授的邀请，前往哈佛联合培养一年，而她在哈佛大学开学术讲座时，所讲的内容恰恰是她上我的课的作业。”
由于王诺未透露这位博士生的姓名，但在新浪名为“诗意王诺__思想者”的博客《团队成员、博士生唐梅花在哈佛做讲座》里可以查到如下一段博文：2015年4月9日，正在美国哈佛大学接受联合培养的厦大人文学院中文系博士生、厦大生态文学研究团队成员唐梅花，在哈佛比较文学系做了一次一小时的全英文公开讲座。讲座的题目是“Inquiry into Deep Ecology”（追问深层生态学）。
王诺表示，自己曾多次向厦大研究生院、甚至几位院长提出批评意见，通过常规渠道表达看法，但都不被理睬，两项政策依然在推行中。
而他抗议的结果是自己“招收博士生的资格也被强行终止了”，“即便由此导致厦大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停招博士也在所不惜（这个专业目前只有我一人是博导）”。
“硕士课程开设也是有选课人数要求的，也是五人。”厦大人文学院硕士安可（化名）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不过硕士生人多，一般课程都能开设成功。”
厦大人文学院博士张帆（化名）则告诉澎湃记者，自己虽不是王诺的学生，但王诺老师提出的问题不无道理，而“博导交钱招到厦大人文学院多数教授博导的反对”也确实存在。“在重理轻文的今天，按照同一化的政策来实行并融入教学当中，本身就隐伏着问题的产生。我想不单是厦大，很多高校都有这样的情况。”
至于王诺提到因博士开课人数要求带来的“降低难度”“本科化”等碎片化教学问题，张帆也深有感触。“此种教学方式可能为硕士研究生带来了更为丰富的学习体验，但却非常不利于博士学术研究的深入，更遑论创新。
毕竟博士阶段，知识面的拓展需要更多自身的努力，而博导的职责，在于激发学生的学术思考和深入挖掘。”张帆表示，碎片化课程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博士课程的精英化特点，而且硕士一年级学生和博士一年级学生不在同一个层面上，也是无法抹除的事实。
一位高校教育管理学院教授透露，他也不认同“开课有人数要求”这样的规定，但这却是中国高校非常普遍的事情，更不限于博士课程。除了不利于学生深度学习，还有教师工作量的问题。“不让开课，工作量就不满，但年底有考核。”他补充说，博导工作量基本可以，但是硕士、本科导师就为难了，“低职称本来教学要求就量大，一旦没人选课就麻烦了。”
最后，张帆还告诉记者：“当一个文化学者以公开信的形式在媒体上发声，我想他所要传达的并不仅仅是一项政策或一个高校的问题，因此大家不要陷入‘把厦大当成众矢之的’的思维陷阱，而是要深思我们的教育体制有哪些问题，该如何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