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向听众们介绍了邓小平在批判林彪时曾经说他最反对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但到了自己的晚年,他虽然没有让卓琳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却让亲生子女当了自己的政治秘书。在邓小平去世的前一两年时间里，整个邓府里完全是三公主邓榕一手遮天。当时外界报道中关于关于邓家其他子女对邓毛毛并不服气但又无可何奈的报道自然无法找到证实的渠道,但如果对照邓榕在出版《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所做的一些突显个人的小动作,就会感觉到上述分析不无道理。
如果仔细读一遍邓毛毛赶在她父亲去世之前完成并大力对外推销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就会发现其中的两大特点,其一是“戏不够,歌来凑”,全书中直接描写邓小平的内容甚至不如“时代背景”着墨多;其二是借宣传邓小平拼命抬高自己。不但在文字内容上是如此,邓毛毛在选择和安排此书配发的照片上,显然也是大费了一番心机。这本书的中国大陆官版配发的照片,后四张依次是:“五十年代初,父亲、母亲和我在一起”;“一九九一年春天,父亲、母亲和我的一家。左一为我丈夫贺平,左二为我的女儿羊羊”;“一九九三年初,我陪父亲在杭州”;“全家福(左起:邓质方……毛毛、贺平……)”。
大陆“圈里子”的人士有细心者发现:邓毛毛在这本书中所选发的照片,除了邓小平,就是书中所说的“我”。再者,包括所谓的“全家福”照片,毛毛的丈夫贺平人高马大地赫然立在后排中间,却没有其他两个女婿,更没有两位儿媳。
邓毛毛借宣传父王的“丰功伟绩”,如此露骨地抬高自己,甚至把自己的丈夫也放在比其他兄弟姐妹更突出的地位,邓家其他子女怎么可能没有想法?
邓小平去世前，邓朴方领导的中国残疾人基金会获赠捐款的鸣谢名单中,卓琳和邓朴方夫人高苏宁赫然其上,但却没有邓家其他子女的名字。按照当时邓林、吴建常等人的对外回答,邓家子女虽然都集中住在邓小平身边,但经济上各是各的小家庭,只是每个小家庭每月要向卓琳交一笔伙食费。如此说来,就象高苏宁的捐款只能代表她和邓朴方夫妇一样,卓琳对残疾人基金会的捐款只能代表她和邓小平,而不能代表众位子女。那么,出名欲那样急切、那样不顾一切的邓榕为什么不把她稿费的一部分捐出支援他的残疾哥哥的事业呢?个中原因只能邓家人自己清楚。
无独有偶,自邓榕从一九九五年一月开始在邓小平身体问题上开了先说一种情况然后再否定的先例后,大陆的其他有关人士和有关方面似乎也在纷纷效仿。比九五年三月份左右邓小平御医之一吴阶平就公开否定自己评论过邓小平的身体。
一九九五年三月份的大陆“两会”召开期间,先是有海外亲共的媒体报道出邓小平家乡代表提着家乡土特产看望老邓的消息,而且还绘声绘色地描述了邓小平对家乡变化如何表示欣慰,但次日便有中共有关方面的发言人证实根本没有这回事。接着,又有时任四川省长萧秧表示有报道说他近期见过邓小平是“传错了”。
就在邓榕趁着全世界都在关心邓小平的健康状况和存活时间满世界推销她的那本《我的父亲邓小平》，记者会走到哪开到哪的那段时间里，海外评论先是报道出她在接受美国《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的采访内容招致江泽民的强烈不满;后来又分析她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的专访内容对江泽民颇有吹捧。但如果对邓榕在这次接受采访时的谈话内容细加分析,则应该得出另外一种结论。
确实,邓榕在记者的追问下,强调了她父亲对江泽民和李鹏的“完全信任”。但在被记者问到江泽民“邓后”前途时,邓榕显然是换了一个角度回答,她说:“江泽民今天同时拥有最重要的三个职位,这乃是新的创举。然而,为了推动中国的改革,这是必须的。过去,党的主席乃是国家的第一号人物。但是,由党的领导人管理国家事务,总是不适当的,因为他不隶属于政府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位,纯系形式上的。由于身为国家主席,江泽民乃系国家的象征,又由于身为党的总书记,他又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在中国传统上总是党的领导也同时就是军队的领导人。但是今天,在党及军方面,乃是透过政治局及政治局的常委,实行集体领导。”
请注意,在这段话里,邓榕一面强调江泽民的“最重要”,但同时又强调了他国家主席的位置仅仅是“形式上的”;而他那党、军领导人的地位则在“今天”,已经必须“透过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委”,“实行集体领导”。言下之意,江泽民不可能如她邓榕的父亲一样,在中国共产党内实行个人集权。
对比下来,邓榕在一九九五年初多次接受西方媒体采访的全部回答问题内容中,属这一段临场发挥得最好,既表达出了她必须要表达的,对“邓后”中共政权持续巩固的信心,同时又巧妙地告诉外界:“邓后”中共政权的继续稳定与否,并不取决于江泽民个人。
但同时,邓榕在这几次接受采访过程中,也有回答问题前后矛盾的地方。比如他在接受法国报刊采访时复述了他父亲退休的原因是因为他清醒地意识到“一个国家的命运系于一人很危险”,但在接受《澳洲人日报》记者采访时,却又强调她父亲“非常清楚继续给予(江泽民等)现领导人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强调她父亲曾表示“我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保持健康,如果我能保持健康继续活着,就是我能给他们的最大的支持”。如此说来,江泽民等“接班人”的兴亡成败岂不是仍然维系在邓小平的寿命身上?
关键的问题在于,邓榕上述临场发挥的精彩之处,与江泽民本人正在大树特树其个人权威的行动显得那样不合谐;而上述临场发挥时不经意露出的破绽之处,却又对江泽民等领导集体成员对外共同宣称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已经“长大成人”构成了绝妙的讽剌。
笔者在过去的相关文章中已经介绍过曾经与邓小平的小儿子邓质方“一笔难写两个方”的时任首钢董事长周冠五的公子周北方在江泽民整肃“北京帮”的过程中被已经入狱的北京国安局贪官供出的故事。
此事发生在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上旬。但抓捕周北方的时间却一直拖到次年的二月十三日,中间相隔三个月之久。
事件发生的大致过程是,江苏省纪委开始调查当时轰动全国的无锡集资案的开始时间是一九九四年七月中旬。接下来,北京市国家安全局李敏等人涉案的情况基本搞清。江苏省纪委书记曹克明等人於十一月三日进京参加中央纪委的第三次协调会。会议决定,凡是涉及此案的所有人员,一律押往江苏南京审理。次日,李敏在家中被捕并直接押往南京。因为在李敏家中查出大量来源不明的港币,所以李敏到南京的第二天便把周北方供了出来。说他一次性行贿上百万港币。这在当年是很大的一笔数字。
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周北方与与邓二公子邓质方关系好到“一笔难写两个‘方’”的地步。所以曹克明听到李敏居然把周北方供了出来,吓得不知如何是好,立刻飞赴北京,星夜进中南海向尉健行请示说:“我们的工作是局限在非法集资案本身,还是扩大范围继续查下去?”
问题是,尉健行哪里做得了这个主?十一月十六日,尉健行向政治局常委会汇报,重点内容是请示如何处置周北方。结果,众常委们在会上无人敢就周北方问题上作主,只是达成了一项“立即成立中央调查组”的会议决定。
李敏被捕的消息很快便传到了邓家。接下来发生的一桩怪事便是被称之为邓小平的“助听器”和“留声机”的邓榕突然活跃起来。从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下旬,也就是前面说的中央常委会决定成立的中央调查组飞赴南京之后没过几天,邓榕便开始频频接受西方记者采访。
次年一月,江泽民通过曾庆红和王瑞林,委婉地警告邓榕“在外国人面前讲话要注意把握分寸”,邓榕不但置若罔闻,而且更加肆无忌惮,无论是法国报纸还是美国电视,甚至澳大利亚的记者采访,均来者不拒。二月初,邓榕又先去了法国、美国,在为自己自己的那本《我的父亲邓小平》作广告的同时,更是在西方媒体面前频频出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