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网络时代征文）
截至2016年1月22日18:00，至少317名律师、律所人员、人权捍卫者和家属被约谈、传唤、限制出境、软禁、监视居住、刑事拘留、逮捕或失踪（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统计）
如今，从后知后觉的立场来看，2012年底的中共18大，实际成为了体制与民间关系的一个转折。当时，包括诸多民间人士在内，普遍企盼新任领导集体会有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举措，人们也刻意从习近平的一言一行中寻找符合自己期待的东西，然而，实际却是一次又一次的针对民间社会的打压，其数量之多，已经难以在此一一重复，其打击范围包括维权律师、ngo群体、街头行动者、人权捍卫者，迄今为止，已经有数以百计的人士锒铛入狱，有理由相信，与胡锦涛执政时期相比，体制针对民间社会采取了一种新的打压策略，对此，需要民间社会有更多的认知，并思考如何应对。
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打压策略了。笔者注意到，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知名政治学者刘瑜认为：“体制正在吸收公民社会”。在港大Governance of China学术论坛，清华大学刘瑜教授说，“体制正在吸收公民社会，未来有两种可能：‘高压锅’或‘垃圾处理’，高压锅意味著也许当中国社会压力达到一个顶点，会有大的变动，造成相当大的社会代价；而垃圾处理则意味著所有关於公民社会的努力和人物都会被彻底清除，不留痕跡。”
刘瑜的观察与判断大体是成立的，但也有需要补充或回溯的余地，首先，这个说法其实夸大了曾经出现过的公民社会萌芽，近20年来，NGO、法制维权、市场媒体、网络空间…这几个被看作公民社会发育的最重要方向，其实一直都持续受到压制，而始终处在极低水平，所以，谈不上什么“吸收公民社会”，而是本来就最低水平的民间社会空间，会遭到进一步的压缩而已；其次，所谓“垃圾处理”，也是已经发生的事实，而不是什么预期。
在胡温时代，体制对于民间异动，大多采取“砍旗斩首”战术，对于各种社会异动，大多只及于领头者，如2008年12月《零八宪章》面世后，直接针对该事件，仅抓判了刘晓波一人；2011年2月，对所谓”中国茉莉花革命“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打压，但最终获刑也仅仅区区数人。这表明，在胡温时代，尤其是奥运前，对于政治异议和社会抗争，采取的是控制和震慑式打击相结合的方式，前者催生了日益严密的维稳体制，后者则主要是对首要分子进行判决，其目的在于，针对领头者的定点打击，以遏止民间社会发展势头，相比民间社会的发展，这是一种相对保守防御的应对策略。
反观18大以来，以2013年新公民西单四君子为开端，合肥小安妮事件、河南“六四公祭”事件、北京六四研讨会事件、声援香港占中事件、直到2015年709律师劫，针对特定群体的打击，都不仅仅是少数领头者，而是凡有牵涉，一概收网，动辄抓捕上十人，近乎连根拔起的战术，贯穿了几乎所有打压行动，包括针对唐荆陵律师等三人、以及针对王默、谢文飞等南街行动者，在刑期上，也有越来越加重的趋势，如刘萍的六年半，伊力哈木的无期，郭飞雄的六年，高瑜的七年，等等，这表明，随着社会抗争和民间联合的发展，仅仅针对首要分子进行打击已经显得不敷应用，针对社会抗争的打击也就由点到面，由首要而团体，简要而言就是连根拔起，一次打击到位，其目的在于将反对人士加以识别，并清除出社会视野之中，这种我称之为“全面清场”的策略，也就是刘瑜的“垃圾处理”，其实已行之有年。
这一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在笔者的理解，当下的局势，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习近平个人风格造成的，而有其必然性，实际上，这一转变乃是二十多年来，专政体制与市场化新兴社会力量之间不断冲突的产物。对于体制来说，市场化越发展，各种不稳定因素（利益诉求、权利诉求，自由化观念）也就越强烈，运用专政手段加以消除也就越必要，体制的专政打击和维稳强度的增强，其实是社会力量壮大的后果，为方便理解，可以将这一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在江泽民统治时期，市场化起步未久，新兴社会力量尚处于发端阶段，加之1989镇压的政治恐怖气氛尚在，整个社会处于某种冻结状态，当局压制民间相对游刃有余，于是，体制在此时所强调的，是“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到萌芽状态”，针对当时尚相当稀疏的少数积极分子和社会异动，采用全面和事前的方式，加以全面控制；
进入到胡锦涛统治的时期，新兴社会群体以及相应的各种社会空间，都有了相当的成长，维权运动、反对话语、网络舆论、ngo活动等等都有了一定发展，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积极分子，此时，体制已经很难再“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到萌芽状态”，在这个情况下，维稳体制开始出现，不同于“消灭在萌芽状态下”的全面和事前控制，维稳体制的目的在于有针对性地和事后将积极分子识别出来，并交由维稳体系进行管控。
随着民间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维稳体制也被迫越来越强化，直到所谓的网格化维稳。可是，刚性维稳和网格化维稳尽管看上去十分有效，但也有其致命的弱点。北非茉莉花革命前后，大陆社会也进入到微博、微信的社交媒体时代，体制越来越担心类似北非茉莉花时的大规模突发聚集的出现，在2011年2月的打压“中国茉莉花行动”的歇斯底里中，就已经可以看出这一担心，面对仍在发展的民间社会，采取预先打击、进而冻结社会的策略，以防止大规模突发聚集的可能，成为了体制的策略。
因此，18大后的打击策略转变，根本上服从于市场化越进展，专政手段的运用也越频繁、越加大力度的逻辑，而这种全面高压、不留死角的态势，显示出了体制对于类似北非茉莉花这样的大规模突发聚集的担心。可以预期，体制将继续挟持资源优势，对社会展开全面压制，并对异议反对持零容忍打击态势，这种类似冰河期的冻结前景，已经很清晰地摆在所有人面前。
长期以来，受市场化及其社会后果的鼓舞，民间抗争的主流思路是试图推动体制回应（良性互动论），从维权运动、零八宪章到新公民，无不是这一思路的体现，而在新极权体制之下，体制已经全面展开对于民间社会的“吞噬”或“清场”策略，在这一阶段，民间抗争行动如飞蛾扑火，旋起旋灭，并无能形成持续累积效应；试图唤起体制回应的所有努力，都势必如同踢到了铁门之上，对于民间人士来说，是百折不挠，期待最终门为之开，还是必须正视新极权现实，另找路径（悲哀的是这样的路径一时又并不显明），就成为了迫切和核心的问题所在。在当下，虚假希望固然因之破灭，新的希望之门却尚未开启。新极权体制的压制和打击，辅之于信息和舆论的消灭钳制，一时尚不足以引来全面性的反弹，这是民间抗争最艰难的阶段，而如何应对这一日益冻结的冰河期，也是对所有积极分子个人的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