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7.09大抓捕事件
2015年7月9日，中共当局制造了震惊海内外的“7.09”大抓捕事件。这一天凌晨，中共当局对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的王宇律师及其丈夫包龙军、儿子包卓轩（包蒙蒙）实施了抓捕。
在随后的不到五天时间里，就有王宇律师、周世锋律师、王全璋律师、黄力群律师、刘四新博士、包龙君（王宇丈夫）、姜建军等7人被刑事拘留；隋牧青律师、谢阳律师、戈平（沟洪国）等3人被监视居住；李姝云律师、李和平律师、郑恩宠律师、周立新律师、王方（锐锋所会计）、赵威（李和平律师助理）、刘永平（老木）、胡石根、望云和尚（林斌）、徐知汉、李发旺、魏得丰、李小玲等12人被失踪；还有另外91位维权律师和20位维权人士被约谈，总计133位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被抓捕或被约谈。
据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统计：截止2015年12月30日，有316名维权律师、律所工作人员、人权捍卫者及其家属被传唤、强制约谈、限制出国出境、监视居住、刑事拘留或者被强迫失踪，逮捕。其中处于羁押或者被强迫失踪状态者36人。
这36人分别是：王宇、包龙军、王全璋、刘四新、李和平、谢燕益、周世锋、黄力群、隋牧青、谢阳、李春富、谢远东、李姝云、张凯等14名律师，赵威、高月等2名律师助理，王芳、吴淦（屠夫）等2名律师事务所人员，勾洪国（戈平）、刘永平（老木）、林斌（望云和尚）、尹旭安、胡石根、王芳、幸清贤、唐志顺、翟岩民、张卫红（张皖荷）、刘星（老道）、李燕军、姚建清、黄益梓、张崇助、张制、程从平、严晓洁等18名维权人士。
在被监视居住六个月届满之后，周世锋、王宇、王全璋、李和平、李姝云、赵威、刘四新、包龙军、谢燕益、谢阳、高月、吴淦、勾洪国、刘永平、林斌、胡石根、尹旭安、王芳和胡石根19人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帮助毁灭证据罪”、“寻衅滋事罪”等罪名批准逮捕。
目前，还有幸清贤、唐志顺被失踪，翟岩民、张卫红（张婉荷）、刘星（老道）、李燕军、姚建清、严晓洁等六人刑事强制措施不明。
在大抓捕之后，中共当局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传唤、骚扰律师以压制律师对同道的声援，以指定监视居住使当事人处于孤立无援境地，以“涉及国家安全”的名义拒绝律师会见和通信，以违法的手段迫使当事人通过央视进行“电视”认罪并大肆渲染其道德、隐私事宜，以及将相关NGO组织定义为反华势力，以举国之警力协同办案却对外仅以天津市河西区公安为办案部门。
对此，中国人权律师团在其评选的“2015十大人权案件”中认为，7.09大抓捕事件是专门针对维权律师、律所工作人员、人权捍卫者及其家属发动的大规模打压行动，也是在所谓“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大背景下发生的极具讽刺意味的践踏人权、反法治事件。“既给中国律师群体、人权捍卫者及其家属造成极其严重的人身和心理伤害，也在全国范围内制造了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最骇人听闻的恐怖气氛，严重破坏法治进程，危害自由人权和社会正常秩序，同时也在国际上造成极端恶劣影响，对中国更好地融入世界制造了极大障碍。”
二、浙江强拆十字架运动
2015年5月5日，浙江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合发布关于《浙江省宗教建筑规范征求意见函》规定，基督教堂和天主教的十字架都不能立于教堂顶上，而要贴附在教堂正墙面上，而且十字架的大小不能超过教堂正立面的十分之一。这一规定出台的目的就是为了配合浙江当局2014年以来对十字架的强拆运动。
据郭宝胜牧师透露，从2014年2月27日浙江杭州余杭区黄湖镇黄湖基督教堂顶上的十字架被拆除开始，截止2015年底，浙江当局已经拆毁1500多座十字架。
浙江当局强拆十字架的运动引起了浙江基督徒的大规模抗争：如禁食祷告、发布公开声明、死守十字架、悬挂小十字架、到市府抗议等活动。但是这些抗争，后来都被浙江当局镇压。
2015年3月24日，温州平阳凤卧堂牧师黄益梓牧师被平阳县法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黄益梓牧师是因为2014年抵制强拆平阳救恩堂十字架而被控“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其辩护人张凯律师在法庭上进行了无罪辩护。在此案宣判时，温州、台州、金华、绍兴区、宁波、舟山及杭州等地，超过五百名基督徒到场声援，警方如临大敌，在通往法院外的路口设置路障，法庭只发出六张给家属及教会的旁听证。2015年8月1日，黄益梓牧师刑满释放。
3月25日，温州市永嘉县三江教堂郭长老、江北牧区负责人赵仁弟等八名信徒，因反对当局强拆三江大教堂，被控“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及“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在永嘉法院一审宣判。江北牧区会长赵仁弟被判刑三年，缓刑四年，其余七名信徒被判一至数年不等，全部缓刑释放。
7月26日，浙江金华城区基督教会的八名教牧人员被刑事拘留，包括包国华牧师、邢文香牧师、包晨星传道（包国华读神学院的儿子）和其它五名教会管理人员。拘捕他们的罪名分别是：寻衅滋事罪、职务侵占罪、非法经营罪、隐匿损毁财务账簿罪、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教会委托的11名代理律师均遭到据称由宗教局成立的教会“临时管理小组”解除委托。
8月25日，北京维权律师张凯和助理刘鹏律师、方县桂律师在温州鹿城区下岭教堂遭遇十多位公安翻墙进入教堂抓捕，随后被监视居住。温州各区有多名长老及传道人被当局秘密羁押，包括王运显长老、周爱平长老、魏文海、周建、程丛平传道、黄晓远传道、张制传道等等，大都被监视居住。9月8日起，平阳县牧师张崇助牧师被抓捕。9月12日，释放出来一个多月的黄益梓牧师又被警方从家中带着，直到28日，他的家人才收到了来自温州市公安局瓯海分局寄送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通知书》，说黄牧师涉嫌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 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被抓捕的温州信徒们在羁押期间都被禁止见律师和亲人，有的还被威逼解除律师代理协议。
这是浙江当局为镇压越来越广泛的抵制强拆十字架运动，针对基督徒的大抓捕行动，包括维权律师、牧师、长老在内的近20位捍卫十字架人士被抓捕。
直到2015年年底，温州当局才释放了康孝友、周爱平长老、周建传道、黄晓远传道、程超华教师、方县桂、刘鹏律师、王运显长老。但龙湾晓洁牧师、平阳张制传道、张崇助牧师、黄益梓牧师、藤桥魏文海传道、程从平传道、北京张凯律师仍被关押。
对于浙江当局的强拆十字架运动，在美国一直关注中国宗教迫害状况的郭宝胜在《2015年十大中国基督教被迫害教案》表示：“如此由政府强权大规模强拆基督教标志——十字架，这是世界宗教史、中国历史上旷古未闻、史无前例的宗教迫害案例，必将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三、徐纯合被警察击毙
2015年5月2日，黑龙江哈尔滨市庆安县上访人士徐纯合在庆安火车站被警察李乐斌击毙。当时，徐纯合与母亲权玉顺以及三个孩子准备在庆安火车站搭乘庆安至金州的K930次列车。此前徐纯合曾到北京上访，因此遭到检票员以及警察的拦阻，随后导致徐纯合被击毙。事件发生后，庆安官方颠倒黑白的说法并拒绝公布现场视频，因此引起网友的质疑。
对此，著名维权人士屠夫吴淦表示：“屠夫认为警方没有公布视频等证据，无法说服我们相信，有涉嫌滥杀无辜嫌疑，为了澄清真相，还原事实，还警方和死者一个清白，屠夫愿意为死者家属提供法律援助，包括请律师和相关费用募集。”
随后，屠夫吴淦介入调查事件真相并公布一段网友拍摄的现场视频并悬赏：“为了收集更多视频和照片，特悬赏案现场视频，如有提供未公布的全部过程视频，屠夫将给予奖赏一万元。部分片段视完整性，给予一百到一万奖赏。”
李仲伟、谢燕益、刘书庆、谢阳等维权律师也到庆安现场调查，并与徐纯合的家属签订代理协议。
在5月9日徐纯合被击毙的“头七”，网民发起了“今晚8点，全民刷屏：公布视频！世界需要真相！”的网络运动。同一天，中国官媒也开始转向，新华网发表题为《真相别总靠倒逼》的文章，加入到民间要求公布真相的舆论中来。
5月12日，李英之、向莉、程益中、张耀杰、吴强、唐吉田等人士发出《徐纯合被警察枪杀案公民声援团声明》，要求公布事件真相并进行调查。随后，这一声明获得近千公民的签名联署。
孙东生、张明厚、牛领钗、闫春风、郭江、季新华、何宗旺、李吟霞、柳学红、蒋涛、迟进春、单亚娟、于云峰等维权人士也赶到庆安看望徐纯合的三个孩子，并到庆安举起“我是乘客，向我开枪！”“我是访民，向我开枪”等纸牌进行抗议。
维权人士的抗议与维权律师的调查引起庆安当局的恐慌，于是从5月14日开始抓捕维权人士。面对庆安当局的抓捕，仍有一批又一批的公民前往庆安声援徐纯合，随后庆安的打压升级，将这些声援的公民拘留7到15天。这些公民被拘留之后，代理律师前往庆安，要求会见被抓的公民，连这些代理律师也被抓捕被拘留，甚至代理律师的代理律师也被抓。面对如此打压，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被迫放弃对真相的调查。
而且，5月19日，安徽维权人士柴宝文因在网络上爆料新华社记者在徐纯合事件中收受“封口费”而被哈尔滨香坊区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并在2015年11月被哈尔滨市香坊区法院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对于徐纯合被警察击毙事件，中国人权律师团在其《2015十大人权案件》中表示：公开的场合，违法的执法，无端的枪杀，这一枪震惊中国，集恶之大成，尽显冷血冷酷，视人命如草芥。“似乎很少有案件如庆安枪杀案能触动所有国人的敏感神经，并引起不分阶层的一致关注，由海量评论可见一斑，仅此一点，足够载入史册。”
四、女权五姐妹
2015年3月7日，因准备在3月8日妇女节举行反对公交性骚扰活动，李麦子（李婷婷）、郑楚然（大兔）、武嵘嵘、韦婷婷、王曼等五位女权人士分别在北京、广州、杭州被抓捕。随后被送到北京，关押在海淀区看守所，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
由于郑楚然毕业于广州的中山大学，中大学子为此发出《中山大学学子联署声援被捕校友及女权公益人》的联署，“‘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一切正义的事业，其过程总是崎岖波折，但光明总会刺破黑暗。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祝愿郑楚然和她的朋友们安好，凤凰浴火，自由终归！”这一联署至少获得70多位中大学子的联名签署。
随后，暨南大学、广州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药学院、广东金融学院、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等广州高校的学生加入到声援女权五姐妹的行动中来。
3月16日，来自全国各地的34名女律师向公安部、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全国妇联发出《就数名女权倡导者被羁押的举报信》，表示：“对她们的抓捕、骚扰严重违反了我国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对于妇女权益保护的相关规定，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相关责任人应依法承担行政、民事、刑事责任。”
由于北京警方连日审讯至午夜导致五姐妹之一的王曼心脏病发，被送到公安医院治疗。为此，中国网友发起在3月23日晚上8时“占领互联网”行动：“让互联网全是我们‘让嵘嵘回家’、‘让女权五杰回家’的照片。”
3月31日，一封由1121位中国公民联署的呼吁信寄往了多个部门，呼吁释放五姐妹，同时呼吁北京警方采取措施，制止在公共场合发生的性骚扰行为。联署信分别寄送到全国妇联，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和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由于2015年正好是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召开20周年，联合国与中国将在2015年9月联合举办全球妇女峰会。对于中国当局抓捕女权五姐妹的行动，全球妇女联盟很快采取行动，要求中国当局立即释放他们，并对中国与联合国举办的全球妇女峰会进行抵制。在一周之内，来自100多个国家的2500多名女权主义者就签署了抗议书。
对于女权五姐妹被捕，英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非常关注”事件，尤其关注有部分人士无法得到应有的法律程序，促请中国释放五名女权人士，让他们行使自由表达的权利。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鲍尔亦表示关注事件，“如果中国决心推进女性权益，应该致力响应女权社运者提出的议题，而不是将他们消音。”欧盟也发表声明，促请中国“别再限制关注人权人士的活动，并保护女性的人权。”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也在其推特上表示，中国必须停止关押五名女权活动人士，中国的做法不可原谅。
因为声援女权五姐妹，反歧视公益机构北京益仁平中心的办公室在3月24日遭到20多名警察搜查，门锁被撬、物品被抄走。
在国内外的强大压力下，4月13日晚上，女权五姐妹先后被以“取保候审”名义获得自由。在五姐妹获释第二天，就有维权人士发起《征集公民社会联署：女权仍未自由》，要求立即终止对五姐妹的刑事侦查，撤销这一案件，停止对五姐妹“犯罪嫌疑人”的对待；立即启动国家赔偿程序，对非法拘禁、绑架女权五姐妹行为公开道歉，对滥用职权的警方相关责任人依法处理；立即归还杭州蔚之鸣、北京益仁平中心物品，停止对民间公益机构侵扰和打压；立即归还女权五姐妹一切财物，并停止一切对合乎国际法的女权运动参与者的骚扰，保障女性和女性团体争取权益的一切权利,认真负起反对性骚扰、反对家暴等妇女权益保障工作。代理律师也发出《关于撤销“女权五姐妹”案的法律意见书》，要求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立即撤销案件，还“女权五姐妹”以完全自由！
确实，此后，五姐妹继续不断受到警察骚扰，甚至武嵘嵘创办的杭州蔚之鸣也被迫于5月29日关闭。7月6日，五姐妹联名致信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及联合国妇女署执行主任普姆齐莱?姆兰博–恩格库卡，希望联合国能继续利用影响力帮助五姐妹彻底恢复自由。
在全球妇女峰会于9月27日召开之前，女权五姐妹的代理律师葛文秀、刘书庆、燕薪、吕洲宾、吴魁明和陈进学六位律师联合发出致联合国秘书长及妇女署执行主任的中英文公开信，要求联合国就女权五姐妹案以及她们目前的处境，向中国当局表明关注态度。
9月2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主持全球妇女峰会，宣布向联合国妇女署捐款1000万美元。对此，正在竞选美国总统的前国务卿希拉里直斥习近平：“一方面迫害女权主义者，却在联合国主持妇女权益峰会，可耻。”
对于中共当局抓捕女权五姐妹的行动，著名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表示，这次打压是非常愚蠢的做法，也是非常专横蛮不讲理的做法。它暴露了目前的维稳机制，与这个政府长期倡导的男女平等的说辞完全相反。我们国家的保护妇女权益相关法律里，都有反对家庭暴力和性暴力的一系列说辞，但维稳机制与这一套说辞是完全相反的，是一种全然撕裂的关系。“这次对女权活动者的打压暴露了国家机器非常丑陋的面目，也让我们看到：现在中国对儿童的性侵犯，对妇女的虐待，妇女权利上的不平等，资源上的不平等，种种现象为什么如此猖獗严重。”
五、广东劳工维权NGO被打压
2015年12月3日，广东佛山和广州两市的十多名劳工维权NGO人士及工人被警方带走，其中13人在做完笔录后被释放，但番禺打工族服务部负责人曾飞洋及其同事朱小梅、孟晗，广州海哥劳工服务部职员邓小明，劳动者互助小组负责人彭家勇，佛山市南飞雁社工服务中心负责人何晓波等6人，分别被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和“涉嫌职务侵占罪”予以刑事拘留。
这是中共当局打压劳工维权NGO组织的重大行动，试图阻止劳工维权人士继续介入劳工维权行动。最近几年来，由于中国经济持续恶化，使珠三角的大量工厂倒闭，工人纷纷采取罢工维权行动，而劳工NGO由于站在工人一边，与资方、政府展开三方集体谈判，与当地政府的矛盾愈演愈烈，当地政府因此也对劳工NGO组织恨之入骨，必欲将其除之而后快。
在此之前2015年5月30日，广州的劳工维权人士刘少明被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分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随后又更改为“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刘少明被捕前，曾介入多起劳工维权事件，包括声援12名医院保安工人涉及的一宗案件宣判，当时到达现场的还有曾飞洋、陈辉海、彭家勇等NGO人士。
由于当局阻止律师会见，称当事人不愿聘请律师，对此，有61位维权律师组织援助团，其中10名律师接受了家属的委托。
在六位劳工维权人士被捕之后，中国劳工界与社会各界于世界人权日发出《各界人士就广东劳工NGO遭遇严厉打击致中央的意见书》，要求理性对待劳工集体维权，依法管理劳工NGO等社会组织，并制止各地对劳工NGO和其他社会公益组织的严厉打击行为，希望这些劳工维权NGO人士能够早日回到他们的亲人身边。
也是在世界人权日这一天，香港职工盟等劳工团体约60人到中联办外抗议，要求中共当局立即被捕的劳工维权人士。抗议人士高喊：“还我组织公会权！还我罢工权！还我集体谈判权！释放所有被捕人士！”抗议人士还把一份由39个团体和103位个人联署的声明张贴在中联办大门上。
12月21日，全球劳工组织发起声援中国被捕劳权人士的起动日，国际工会联合会（ITUC），国际产业工会联会（IndustriALL）、以及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CDFT）、新西兰职工总会（ETU）、维德角群岛自由工会联合会（CCSL）、菲律宾进步工会联盟（APL）、白俄罗斯民主总工会（BKDP）等国际工会，分别去信中国政府表示关注，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的劳权人士。国际食品劳联（IUF）还在日内瓦中国领事馆抗议。英国、法国、丹麦、印度的劳工团体亦到各地的中国大使馆抗议拘禁劳权人士，并要求立即释放被捕人士。德国、荷兰、挪威、芬兰、日本、印尼、台湾、拉丁美洲和美国（洛杉矶、三藩市、西雅图）的劳工团体亦响应声援，以拍照的方式抗议，所有抗议的相片，都会直接电邮给中国政府。
同一天，香港职工会联盟等劳工团体的50名代表，也同步响应全球行动，由西区警署游行到中联办外进行抗议，并且递交了全球超过155个工会和劳团，以及超过2000名个人的联署，要求中国政府释放被拘禁的劳权人士。
目前，朱小梅和邓小明已经获释，但曾飞洋、彭家勇、何晓波、孟晗等四位劳工NGO的负责人已经被批捕。
对于中共当局镇压劳工维权组织，著名学者余英时表示，这是中共当局第一次大规模抓捕实质性帮助工人的组织。“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人阶级跟共产党显然就变成了势不两立的状态，本来共产党是应该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的，是应该帮助他们的。现在倒过来，它无产阶级先锋队，号称工人积极代表的政权是站在以工人为敌的战线上。共产党禁止异议，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抓了工人阶级可以说是到了最后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