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汶川大地震之后，“堰塞湖”渐渐成为潜在危险的“形象代言人”。显然，汪洋书记自创“言塞湖”一词，警示当政者罔顾民意可能酝酿的风险，不仅在言语上具有时代特色，更可以上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古训。如果说堰塞湖是“川壅而溃”，祸患下游，那么“言塞湖”则是祸患整个国家与社会。事实上，这也是笔者一直强调任何一个对社会负责任的政府，都应该尽开言路之原因所在，即保障人民的表达权，在日常的点滴言说中化解社会矛盾，完成时代变迁。
归根结蒂，“言塞湖”之形成，就在于个人理性及至社会理性长期不能通过正常渠道充分表达，由此“积郁成湖”，造成人高水危的局面。与此同时，若不避讳“言塞湖”背后是“不敢说”、“不能说”或“说了也没用”等种种现实，若能看到一个自由表达者既可能受到某些权力部门的阻挠与构陷，也可能受到来自社会的无理逼迫与攻讦，就应该看到，在防治“言塞湖”方面，不唯政府，社会同样需要反思。
读书人一生长叹。最近重读民国史，发现有篇评论或许有益于我们现在的讨论。1934年1月28日，著名社会学家吴景超先生在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上发表了《舆论在中国何以不发达》一文，指出正常的舆论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步，即批评、建议、讨论和舆论法律化。由此不难理解，一国若要避免“言塞湖”的祸患，想有发达之舆论，首先必是各人能够畅所欲言，先对公共事务提出批评与建议，然后大家一起讨论，如果合乎民意，达成一致，最后就通过法律确定下来。社会进步即可以在舆论的推动下循序渐进、步步为营，集社会与政府之力为进步“同谋”。
然而，一个不必回避的事实是，我们现在之所以还在讨论“充分尊重并畅通民意”，正是因为虽然在很多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小进步，有关“言塞湖”的防治工作却还没有完成，至少还没有真正从吴文所提到的四类困境中走出来，以至于近来网上开始流行“做俯卧撑”。
其一是有些地方容不得批评。且不说有些人因为“过度自律”言不由衷，“过度他律”早有“彭水诗案”、“西丰警察进京拘捕记者案”作证。
其二是缺乏专家、学者，少做积极建议的人材。有人可能反驳说，现在中国的专家学者已多如牛毛，何来短缺？只是，真正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专家学者又有多少？其立场与水平，联想到深圳房价的那场赌局即可略知一二。听这些专家对中国未来的意见，不如各自回农村老家玩押宝。
其三是讨论环境有待改善。吴先生感慨当时论战之“乌烟瘴气”：某甲如提出一种主张来，似乎便与这种主张发生恋爱，要终身与他做伴，再也不肯分离。有这种态度的人，对于赞同他的主张的人，便欣然色喜，称之为友或同志。假如有人批评其主张，便勃然大怒，原是朋友的也要做仇敌。待回击时，不但要说批评者没有学问，还要说他没有人格，终以“走狗”、“败类”收场。时至今日，君不见，那顶顶摧折贤良的“汉奸”帽子正满天飞！
除此之外，就是舆论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显然，如果舆论得不到制度上的尊重，无论大家谈得怎么起劲都难免“纸上谈兵”，用吴先生的话来说是舆论当有与之相关的“发挥威权的工具”。这方面，且不与吴先生讨论，就说当下一些具体的事情吧。我曾经说，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不幸的不是已经发生的不幸，而是大家知道不幸之根源却不知道它何时消失。尽管媒体与社会各界在不断批评、建议、讨论，但在一些地方，城管还是继续在打人、拆迁队继续在强拆房子，而“周老虎”案最后也只是以一名“替身演员”的锒铛入狱收场。
如果能够洞悉以上有关社会、心理等方面的种种症结，并且诚心诚意地加以纠正，相信防治“言塞湖”实非难事。当然，作为一个相信时间的“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我同样相信，今日中国也并非简单地重复过去的种种弊端，相信每个时代都有该时代的疑难，也都有该时代的机遇，而各人自由表达各自的理性亦是人类永远未竟的事业。
（作者系资深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