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6月22日晚间，著名新闻记者陆铿在美国旧金山病逝，享年89岁。他的遗体将在旧金山火化，骨灰安葬于家乡云南昆明西郊金宝山的名人园，墓碑上将刻“中国一记者陆铿葬于此”。
媒体报道说死于肺栓塞。实际上，早在五年前，这位自号“大声”的新闻记者就患了老年痴呆症，临终前有时甚至记不起老伴崔蓉芝。但他却把新闻记者的责任深入脑海，甚至会在半夜急着要出门采访。
陆铿是一位在海峡两岸都赢得尊敬的“祖师级”记者。1919年，他出生于云南保山。21岁毕业于重庆政治学校新闻专修班。毕业后，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作助理编辑兼播音员，成为中国最早的广播记者。
在此前间，他因一次现场采访而出名。当时，与罗斯福角逐美国总统的共和党候选人威尔基访华，宋氏三姐妹（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在重庆范庄大花园隆重招待。21岁的他去采访，拿着麦克风往上走，警卫喝令他走开。陆铿急中生智，向宋美龄高喊：“夫人！我是广播记者！”宋美龄手一摆对警卫说：“让他！”陆乘机走过去举起麦克风：各位听众，这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场直播……这是中国广播史上第一次现场广播报导。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陆铿作为中国派往盟军总部的战地记者，跟随艾森豪威尔将军麾下的盟军，一路杀向德国柏林。在240个战地记者中，只有他和另外一位记者是中国人。在希特勒总理府办公室，他捡到尚未颁发的纳粹铁十字勋章。后来，在纽伦堡审判前夕，他就用一枚勋章收买了看管战犯的中尉，放他秘密去看了被绝对禁止与外人接触的战犯戈林。
那一次欧洲之行，他还会晤了袁世凯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二十一条”签字者，当了洋和尚的陆徵祥，又受到教皇庇护十二世的“特别接见”。
1944年，他与人在重庆创办《新闻天地》。抗战胜利后，成为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代总编辑兼采访主任，兼任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系教授。作为国民党《中央日报》的代总编辑，他参观了麦克阿瑟治理下的日本。
国共内战期间，陆铿如鱼得水，穿梭于两方之间，采访生涯多彩多姿，与主持调停的美国马歇尔八上八下庐山。而最让他津津乐道的出格之事是：
当时，由美国特使马歇尔、国民党代表、一级上将徐永昌与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组成“三人小组”。马歇尔和周恩来都善于应对媒体，惟独徐永昌极其谨慎，避不见记者的面，甚至连他这个“本党中央党报”的代总编也不见。陆铿去了一次、两次，到第三次还是见不着徐，他火了，对参谋说，“下次再来，还遭拒绝，我就在《中央日报》上发消息‘徐永昌失踪！’”参谋哼一声，意思是“谅你小子也不敢”！结果他还真把“徐永昌失踪”消息发出来。
蒋介石下令让侍从室主任陈布雷查问，陆铿接电话讲了原委，陈布雷哭笑不得，连说“胡闹，胡闹，真是胡闹！”不过陈汇报给蒋时，讲了陆铿这番原由，蒋介石便要徐永昌改善与新闻媒体的关系。后来，徐永昌竟与陆铿不打不相识，私谊竟发展到“分享美色”的程度……
1947年7月29日，他在供职的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刊出一条消息《孚中暨扬子等公司破坏进出口条例，财经两部奉令查明》，揭露孔祥熙、宋子文的这两家公司利用政治特权，八个月内向中央银行结汇3亿3,446万9,792美元，占国家同期售出外汇的88％。当时内战正进入决战时刻，共产党正千方百计抓国民党腐败、应该被打倒的把柄呢，国民党党报却不打自招！
此文一出而天下惊，陆铿本人做好锒铛入狱的思想准备，但拒不说出谁提供的新闻，声称“记者不能泄露消息来源”。蒋介石一听大怒，说：“我不管记者不记者，我是总裁，他是党员，总裁命令党员讲出来！”陆回话：“我申请退党，不作党员好了！”
后来，蒋介石又亲自出面把他找去。其第一句话就问：“什么人告诉你的？”陆铿在其《回忆录》中说：这个问题我已经被问无数次了，完全懂得他意味着什么。既已豁出去，我就大着胆子说：“报告校长，是不是准我多讲两句？”蒋表现得很不耐烦，皱着眉头说：“不用多讲，讲出什么人告诉你的就行了。”这时，我不知哪里来的勇气，不管他愿不愿意听，一口气讲了四十分钟，而且越讲越激动。话题从参加前线慰问团讲起，指出河南前线的士兵连水壶都没有，我说：“校长，他们是要流血的呀！结果，想吃口水都不可能。这个仗怎么打？”接着，我介绍了社会舆论对当前时局的看法……结论是党和国家均面临着危机。这时，我注意到，随着我的慷慨陈词，蒋老先生原来皱着的眉头，渐渐舒展了。不耐烦的表情也渐渐消失了。继后他的头竟有时候随着我的话语，自然地微微点了两下，于是我斩钉截铁地做了结语：“我为什么要用党的中央机关报来揭发党的要员的丑事呢？我想，只有这样做，才能表明：国民党不同流合污，蒋总统是大公无私的。”……“校长一再教导我们做人要讲诚信，要堂堂正正，做记者如讲出消息来源即不诚信，所以不敢将消息来源报告校长。”
此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李惟果站起来要替陆铿承担责任，请求只处分自己。蒋介石“也站了起来，严肃地以宁波官话宣告说：‘我什么人也不处分！我什么人也不处分！’”。
1949年4月，共产党即将“百万雄师过大江”。这时，他脱离了《中央日报》，与友人在广州创办起《天地新闻》日报，自任发行人。他在报纸的头版头条，放了张长江示意图，标出安徽荻港等三处解放军可能渡江的地点，说准了一处。国民党当局认为，陆铿连共军从哪里渡江都知道，岂不是如假包换的“共谍”？下令封报、抓人。陆铿还以为这是出风头的机会，写了篇告别社论《自由精神不死》，进了狱中才感不妙：广东警备司令叶肇外号“剃刀”，说杀就杀的。幸亏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爱才，探监保人；阎锡山与陆铿也有交情，蒋介石当时又正要倚仗阎锡山来跟李宗仁斗，“阎长官”的面子还比较大，一个月后，终于将陆铿“取保候审”。于是，陆铿连夜乘和平轮逃往香港。
这张示意图也触怒了共产党。他从国民党那里死里逃生，转眼又落入共产党手中。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1949年底，共产党占领云南。陆铿却不知死活，搭国民党省主席卢汉的飞机去昆明接家眷，一下飞机，便让荷枪实弹的共产党军队团团围住，后以“代表阎锡山来接管云南”关了四年。当时，同监房的人都因笼罩在死亡阴影下而愁眉苦脸，他却在想：杀我的时候，看热闹的人一定很多，第二天报纸标题会怎么下。隔天他想出“万人争看杀陆铿”，还暗自得意一番。
后来冰心等人给他担保，总算获释，邵力子也极力保荐，他被安排在云南省政协担任“民主人士”。没过两年安稳日子，赶上了“大鸣大放”“引蛇出洞”的“反右”运动，陆铿被领导再三戴高帽子戴昏了头，提出三点意见：建议改变对美国的态度，化敌为友；建议各大学改学英文，学俄文是不可能现代化的；建议准许老记者办民间报纸，唱唱对台戏也不妨。
于是老帐新帐一起算，被打为历史反革命，关起来审查一段时间后判刑十年。“文革”中刑满了，上边又来文件：‘此人反革命能量极大，不适合在社会上生活，应当继续控制在监狱里改造。’又多关了八年！”话又说回来，在“文革”那个把人不当人，随便把人打死的年代，如果陆铿是在外面，可能早被活活打死！
1975年，陆铿被从监狱中放出来，共产党“落实政策”时问他，国民党《中央日报》副总编辑算什么级别？陆说“没级”。但共产党却比照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给他定了副部级待遇。
那时共产党对国民党“战犯”实行所谓“来去自由”的政策，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愿意去香港或去外国的也可以。陆铿也申请去香港，但却未获批准。直到1978年才被以“鉴于陆铿在港台影响较大”获准去香港。出去之前，被组织到北京、大寨、大庆、延安、韶山、井冈山参观。在北京时，当时的公安部副部长、后任国安部长的凌云等人设宴送行，席间问他的感想，陆说：“在这个世界上，最难受的是当共产党的犯人，最好过的是作共产党的客人。”主人啼笑皆非。
去香港后，他在香港中文大学和树仁学院新闻系任教。1981年，与胡菊人合办《百姓》半月刊。1982年，接受访问和发表文章说“蒋总统经国先生的身体不好”，“建议不要连任总统”，因此上了台湾当局的黑名单，不得“登台”，直到1990年才终于解禁。1984年，江南，原名刘宜良因撰写《蒋经国传》，揭露国民党与蒋氏家族丑闻，被蒋孝武指示特工暗杀。此案发生后，他积极奔走呼吁，一天给刘宜良遗孀打20多个电话。为此感动了崔蓉芝，后来成为他的老伴。
台湾解禁，大陆又封禁。1985年，他发表的《胡耀邦访问记》触怒邓小平，成为胡耀邦被迫下台的罪状之一。因此有人曾言“陆大声一言丧邦”，当中的“邦”字更是语带双关。“六四”之后，又因批评中共屠杀，并协助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赴美，被中共当局列入“黑名单”，直到2007年才获准以探亲名义回一次云南老家。陆铿曾自我调侃：“千古奇观：一个人上一边黑名单已经不容易了，我还上了两边的黑名单！”
大陆著名报人胡绩伟先生最近在一篇纪念文章中写道：“九十年代初，当我的政治生涯正处在一个十分艰难、仍然进行顽强斗争的时候，一位远方道地的同情者，给予我一个强大的支援。他那时还开始策划邀请我去美国访问，帮助我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这不仅大大开阔了我的眼界，而且，对於我这个在“共产社会”封闭了七八十年的老新闻工作者来说，开启了我心灵深处的枷锁，触动和改变了我晚年的政治人生。这个人就是陆铿。”
“今天，悼念陆铿先生，重温在他们几位先生的帮助下，推动我突破封锁保守的堡垒，能够亲身到美国去观察一下这个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的优劣和美丑，给予我在争取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中获得极为珍贵的帮助，这是我十分感激和铭刻在心的。我将把我的余生更好地贡献给中国争取自由民主事业，以实际行动来纪念陆先生的在天之灵！”
受过陆铿帮助的人不计其数，但他从不对外人提起。他以自己的满腔热血和毕业精力执着地追求新闻事业。1995年，李登辉访问母校康乃尔大学时，陆铿从香港追到美国东部，一群年轻记者里头出现一个白发老翁，让李登辉在康大校园的石桥上遇见时，惊讶地直说：“陆先生，你怎么来了？”而这一年，陆铿已经76岁。
四年前八十五岁时，他在台北举行《大记者三章》新书发表会时，曾引用麦克阿瑟将军的名言：“老兵不死，只是凋零。”其“记者——犯人——记者——犯人——记者——犯人——记者”的自况，确实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