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龙（河南《大河报》前总编辑）
这是平庸的现代世界中一个神异的传奇：在死亡阴影笼罩下的艾滋病人，孤苦无依的艾滋孤儿，还有众多受到不孕痛苦折磨的夫妻，都川流不息地向郑州市黄河路上一所简陋的两居室小屋涌来。那里是他们心灵的圣殿，他们在痛苦绝望的生活中到这里来寻求阳光和安慰。
这里住着一个年过八旬的现代圣者——高耀洁医生。
她并没有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但饱受死亡恐惧折磨和世人轻蔑的艾滋病患者，总能从她那悲悯的关切和天使般的笑容中得到难得的安慰；那些因贫穷而卖血和因求医而输血却不幸罹此绝症的人，在这里都可以得到真诚的同情和支持；成百上千失去父母的艾滋孤儿获得了这位慈祥老人的慷慨救助，多年不能生育的夫妻经过这位医术高超的妇产科专家的治疗和指导终于有了自己的小宝宝……十几年来，这位家境清贫，生活俭朴的老人把一生的所有积蓄，包括近年获得的全部国际奖奖金总共上百万元都用于对艾滋病患者和艾滋孤儿的救助，以及普及防治艾滋病的知识。从而获得了“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的美誉。
但是，高耀洁这个名字传遍了世界，主要还不是因为这些慈悲善行。
震动世界的是高耀洁的愤怒，仁者之怒，天使之怒。
走近高耀洁的人有个共同的印象：这是位爱心四溢的忠厚长者，是个心直口快的天真老人。当她和来自社会底层的平民在一起的时候，目光是那样纯净，语言是那样坦诚生动，发自内心的笑声更是富于感染力，她就像是个传播温暖和希望的天使。但是，近年来，这“天使”却常常处于深沉的激愤之中。每次见到她，我总会听到愤怒的话语从她的胸腔里连连爆出，看到愤怒的眼泪在她那布满皱纹的脸上纵横流淌。这位年逾八十的老人已经成了一个随时会爆发的愤怒炸弹。
使她愤怒的是是两件事：一件是当局对艾滋病泛滥的严重情况的百般掩盖和恶意歪曲，一件是对她人身权利的非法剥夺和对她人格所进行的无耻诽谤与污辱。
高耀洁对艾滋病的关注始于十二年前。当时她已将近七十岁，退休在家，正准备开始过一个退休医生的安静晚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她发现，艾滋病这个似乎还远在天边的魔鬼，已经悄悄地来到了中原大地上。“白衣天使”的责任感使她警醒起来，“位卑不敢忘忧国”仁者情怀激励着她行动起来，她开始深入中原大地，自费开展了艾滋病调查。调查的结果使她震惊：河南不仅已经有了艾滋病的传播，而且相当严重。用她的话来说，全省117个县区，已经没有空白点！更使她震惊的是，艾滋病在这里的传播途径与世界各地的传播规律均不相同，高发人群不仅仅是吸毒者和性乱者，而主要是老实巴脚的卖过血的贫穷农民，以及到医院求医的被输血者；主渠道是血液传播——卖血和输血！而这正是九十年代初政府提倡的“血液经济”带来的恶果。她得出了结论：这是一起世界罕见的由于政府渎职而造成的公共卫生危机。
从此，这位耄耋老人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双方力量绝对不对称的“一个人的战争”。这场“战争”大约可分为两个阶段：
从九十年代中期到2003年，是第一阶段，斗争的焦点是“河南省到底有没有大规模的艾滋病疫情”。
这位无权无钱、赤手空拳的退休老人只有一个武器：动员舆论。她广泛联系全国媒体，把自己调查的结果和一个个病例告诉记者们，为他们的采访提供线索和指导。还自费印刷了大量宣传品，广为散发。
政府的立场是绝不承认河南有艾滋病的大面积传播，调动了国家机器的强大力量，三令五申禁止媒体报道河南艾滋病的现状，甚至派出大批干部警察，到艾滋病疫区设岗放哨抓记者，拦阻采访，并追查向记者提供材料的人。高老太太在这一时期成了“重点监控对象”，她的门外经常有身份不明的人巡弋监视，她的名字也列入了媒体报道的“禁区”。因为采访和报道艾滋病，多家媒体受到严厉警告，一些记者编辑还受到处分。很多北京和广州的记者谈起那时的采访经历，都心有余悸，说是进了河南艾滋病疫区就成了“地下工作者”。
这场“战争”的第一阶段以高耀洁的“有限胜利”告终。2003年，吴仪副总理来河南视察了艾滋病疫区，并接见了高耀洁，听取了她对艾滋病问题的意见，从此，关于“河南有没有大规模的艾滋病疫情”的争论便画上了句号。河南省向疫情最严重的38个“艾滋病村”派出了工作队和医疗组，便是对早该正视的现实的默认。但这只是个“有限胜利”，因为直到今天，河南到底有多少艾滋病感染者，传播的范围究竟有多广，公开的数字还是让人难以相信。最明显的是，除了那38个村子之外，还有大量的艾滋病感染者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救助。更让人气愤难平的是，造成这场“血祸”的责任者竟然没有一个受到追究和惩罚，当局也没有作为负责任的政府对这样恶性的事故说一句道歉的话。
从2003年到现在，“战争”进入第二阶段。斗争的焦点转变为“艾滋病大范围传播的原因是什么”。
官方的说法是，河南艾滋病传播的主要渠道是吸毒和性乱，而不是血液传播。言外之意是这是一种“脏病”，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造成的。最近，河南省一位高官在北京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时就是唱的这个调子。按这种说法，那些不幸的艾滋病感染者就被推到了道德的审判台上，他们的不幸是“咎由自取”，责任主要应由自己承担。政府对此是没有责任的。
而高耀洁则以自己的调查数据和大量的病例证明，直到现在，因卖血和输血而感染艾滋病毒的数量仍然居高不下，血液传播仍然是传染的主渠道。特别是有大量病例说明，很多患者是在医院里输血时被不洁的血液制品感染的，“血祸”仍然在泛滥，政府和医疗卫生单位的责任不可推托。可敬的高老太太利用国内外的各种讲坛正在不断重申这一观点。
高耀洁还激愤地指出，那些本来矢口否认河南有严重艾滋病疫情的官员们，现在突然发现了艾滋病原来是棵“摇钱树”，光世界卫生组织和海内外的慈善机构捐助的善款就数以亿计，一些贪官污吏也趁机伸出黑手，到这里来“分一杯羹”，艾滋病重灾区上蔡县那位姓杨的巨贪就是典型的一例。还有不少所谓的“科研单位”和卖野药的游医，也趁火打劫，纷纷声称自己发明了专治艾滋病的“特效药”，到艾滋病疫区招摇撞骗，从艾滋病人口袋里掏钱。高耀洁多次发表声明和遗嘱，她本人不接受任何以防治艾滋病名义的捐款，也不承认以她的名义组织的基金会和募捐活动，就是为了防止她的名字被这些丑类利用。
看来，这场“战争”仍然没有穷期，高耀洁的愤怒也不会很快平息。
最近导致高老太太盛怒的还有一件事，就是她的人身权利受到越来越粗暴的侵犯。这些年来，监听电话，跟踪盯梢，和各种各样的骚扰，对她已是家常便饭，早就见怪不怪了。但是2007年春节前，因为她应美国总统竞选人克林顿夫人希拉里的邀请，要去美国领奖，河南当局竟然对她实行了长达半个月的软禁，那些日子里，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几十个警察日夜包围着她的家，电话被切断了，她不准迈出家门半步，任何人也不准来看望她，连她的儿女来看望也被禁止。凡是与她联系的人都要受到调查。与此同时，各级官员轮流上阵，对她展开了“车轮战”，目的只有一个：叫她发表声明，放弃到美国去领奖。要不是最后胡锦涛和吴仪指示放行，真不知道这场闹剧会怎样收场。
在这一过程中，最让老太太心如刀搅的是这样一个场面：她唯一的儿子、在河南省教育学院艺术系当系主任的郭锄非被放进来，他们逼着郭锄非跪到地上，给高耀洁磕了三个响头，求母亲为了他的工作、生活和前途，不要去美国领奖了……
直到现在，每当说起这件事，高耀洁都会放声大哭。读者看了这本高耀洁的自传后就会明白，这一刀对老太太的刺伤是多么恶毒。
四十年前，在那“史无前例”的文革中，当时的掌权者为了从精神上击垮倔强不屈的高耀洁，曾经制造了一个“现行反革命案件”，把年仅十三岁、正上初二的郭锄非判了三年徒刑，投进牢房，让这个少年受到巨大的精神创伤，终生生活在恐惧的阴影之中，也让高耀洁遭到一场地狱般的劫难。
四十年后，还是为了征服这位伟大的母亲，现在的当权者又从文革的武库里拿出了最恶毒的手段，再次把她那个可怜的儿子当成人质，向这位母亲心灵中最柔软之处狠狠地捅了一刀……这算不算是恐怖主义？这和劫匪拿枪顶着孩子的头，逼他母亲就范有什么区别？
还有呐，为了围剿高耀洁的观点，封锁高耀洁的声音，他们除了不时地关闭她的博克外，还雇佣了几个枪手天天在网上谩骂，甚至造出“高耀洁出身青楼，曾当过妓女”这样污秽的谣言。其实，这也是拾文革的余唾。看了这部自传，你就会知道，文革一开始，高耀洁就曾被把鞋子挂在脖子上拉去游街。
几年来，我曾多次劝高老写写自己的自传，但她都拒绝了，说是干事业重要，没必要为自己立传。但这次她主动要写了，原因就是要说说自己真实的出身经历，驳斥谣言，以正视听。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部自传是那些政治流氓们骂出来的（当然，我觉得这部自传的意义和价值远远大于辟谣）。谁说他们没功劳呢？
看来，所有的专制者都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尽管“城头变幻大王旗”，可他们的骨子里一点都没变，还是那样狠毒，那样卑污，那样下作。
一个母亲，一个像天使般纯洁的高尚老人，对这些阴毒险狠的伤害爆发出无可抑制的愤怒，不是天经地义的必然吗？
高耀洁总是说，我不关心政治，从没想过去混迹官场，也没有出人头地的愿望。纵观她一生的行迹，我相信这话是真诚的。她是个医生，是个仁爱的白衣天使，她把治病救人，在人间撒播健康、幸福和欢乐当成自己毕生的天职。在一个正常的文明社会里，她应该能尊严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快乐地度过自己的一生。
但是，这样一个没有政治野心的职业医生，却被迫终生在政治的泥坑里挣扎，不仅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当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在垂垂老矣的晚年，又只因为坚持职业操守，关注人间惨剧，忠于事实真相，不肯说假话，而被政治折腾得死去活来。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百般摧残的高耀洁曾在第三次被游街后，于1966年8月26日自杀过一次。最近，在被非法软禁前后，她又数次流露出自杀的念头。这是为什么？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认真地想一想，我们的社会是不是生了什么病——比艾滋病更可怕的大病？
可敬可爱的高耀洁医生终于没有选择死亡和逃避，而是选择了抗争，以自己羸弱的病残之躯，以八十多岁的苍老声音，发出了震撼人心的愤怒之声。这呐喊之声你听到了吗？
壮哉，仁者之怒，天使之怒！
写于2007年11月
注：《高耀洁回忆录》2008年7月在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