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大字报（网络图片）
1968年7月初，上海市黄浦区东昌街道太平里委陆家渡路181弄25号周围，突然贴满了大幅标语：“打倒国民党中统特务任宇亭！”“把国民党中统特务任宇亭揪出来示众！”后来还有“把隐藏的中统特务揪出来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等，杀气腾腾五花八门的口号。25号的门口也挂着中统特务写的认罪书。
当年我16岁，这个中统特务就是我的父亲。如果今天你们问我，我的父亲是中统特务吗？我只能遗憾的告诉你，邪教组织发疯了，把我父亲打成国民党中统特务。可是当初没有哪一个特务组织会发疯，吸收一位极端愚昧善良，胆小怕事的人参加他们的特务组织。然而，在当年这样一个无中生有的封号，就可以摧毁一个家庭，甚至夺去人的生命。
我1952年出生上海，1956年父亲大约是里弄小组长，因没有把别人动员去江西农村劳动，于是只好自己一家九口到江西永丰县农村插队劳动。在我印象中，一年没有几天可以吃饱肚子。因为对江西当地水土不服，一次父母半夜偷偷带着全家出门，想跑回上海，结果没有一个小时就被民兵抓住。当时那民兵用枪上的刺刀指着我们，吓的我哇哇大哭。逃跑失败，到了1958年人民公社时，家庭不容许烧饭，只能吃生产队食堂。由于我们对山区的水土不服，致全家得了疟疾与红眼睛。全家病倒，父亲只得到县城买药。第二天我家到食堂吃饭，食堂不给吃，说我们家没有劳动。
之后，当地看到我们家老弱病残没有利用价值，从过去抓我们，不让走，到主动叫我们离开。可恶的生产队干部临走时，连饭都不让我们吃。于是父兄挑着担，母亲背着几床席子，手上抱着几个月大的妹妹，一路饥寒交迫流浪回到上海。
由于没有房子，我们冬天睡过露天，毛泽东时代一切食品与生活用品都是要票証的，我们家因为插队江西而没有户口，当然没有粮食供应。我家一天两顿菜皮汤，小妹发高烧抽筋昏厥，父亲就对她咬脚后根、拉头发弄醒，从不买药，更谈不上去医院。一次我的父亲拾到了一个小孩的金木鱼，父亲绝没想到换钱给全家吃一顿饱饭，而是寻找失主，得到的报酬是失主给了我家一碗米饭。
我们早就该读书啦，临时户口的孩子不让读书，母亲带着我与姐姐弟弟到学校要求读书，老师问我们长大做什么？我回答长大参加解放军空军，解放台湾！弟弟说他要做海军，解放台湾！
那时尽管自己饥寒交迫，可是做梦也想解放台湾。因为听说台湾人民与世界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地主资本家骑在工人、农民的脖子上用皮鞭抽着他们干活。
1960年10月10日，在开学一个多月后，我们的户口终于解决。我小姐姐与我插班进学校读书，后来老师说我小姐跟不上，让她回家，明年从头读书。
当年我们尽管住的是漏雨的矮草房，但我们全家感到太幸福了，绝对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早就把毛泽东迷信成神的父亲，文革中每天领着全家在毛泽东像前向毛泽东早请示，晚汇报，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就在我们全家像全国人民一样，被这个世界上最大最恶毒的邪教组织训练的像一只只机器狗，正在如痴如狂无限崇拜毛泽东时，父亲突然被里委打成反革命国民党中统特务。在那个革命的年代，革命群众将你打成中统，你不承认行吗？否则，里委群众专政队说你不老实，连斗带打，直到斗死。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再大的冤枉也不敢不承认？从此以后，专政群众不许我爸这个特务出门收废品。规定门口一天扫两次地。门口那个地段被父亲扫的非常干净。
为什么我的父亲成了国民党中统特务？仅仅是抗战初期，我父亲为了做生意被国民党侦缉队抓过一次，后来就认识了这些国民党侦缉队，文革中就说我父亲参加了国民党中统特务，搜集了日本人二三十份情报，从此红色恐怖笼罩了我家。有一段时期我的小姐姐，看到陌生人从我家门口走过就会吓得哭起来，说人家来抓我父亲了。
我的生肝炎病做临时工的二哥，看到我父被打成反革命特务，赶快举债结婚住到外面，以显示与父亲划清界限。尽管如此，他还是在他单位被批斗监督劳动一年。
我们全家七口就靠刚刚工作的姐姐每月30多元工资。为免饿死，全家每天一锅稀饭，连素菜也是偶然的奢侈品。
中秋节二哥拿来面粉、韭菜，到家做韭菜饼过中秋，而月饼那是想也不敢想的。就在韭菜饼刚做好几个，小弟从外面游泳回来，看到饼后惊喜极了，大叫：啊，韭菜饼！拿起一个兴奋的一跳，一头撞在门框上，由于屋矮，兴奋的忘了，就昏倒在地，第二天才能开口说话。如此一来，韭菜饼给全家带来的欢乐，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那没有丝毫民主与法制的年代，一个最基层的里弄就能把一个愚昧愚忠无辜的老人打成反革命，可怜的小弟中秋节因一个韭菜饼，还没有吃上一口就乐极生悲。而后小弟就有了外伤性癫痫，经常昏过去抽倒在地，一直到死家中无钱为他治疗。
1972年7月5日，小弟吃了稀饭到黄浦江游泳，一去不返。7号，东昌路派出所有人把我父母兄姐妹叫到派出所，(当时我在江西农村插队)，然后再带到水上派出所，这时候全家看到了我弟弟溺死后的悲惨的一幕，当时全家撕心裂肺在地上滚着哭。全家在悲痛中居然无法凑起给弟弟的火葬费，那警察看我全家实在可怜，就免了费用。最后，我那中统特务父亲脱下了自己身上的衣服，给光着上身的儿子穿上，把儿子送进了火化炉，而后自己光着膀子离开。
小弟死后几天，全家无人吃饭，天天痛哭，我从江西回来哭倒在地，质问父母：你们明知道小弟有病，为什么不管他，让他到黄浦江游泳？(小弟的尸体逞痉挛抽搐状，结论是癫痫发作而死)。母亲在我多次质问下，叹了一口气告诉我：“没办法 小弟不死全家死。”
原来事出有因。我当时是六九届初中毕业生，政策是全部上山下乡。我是黑五类子弟，不能到农场与军垦拿工资，于是穿了一身破衣到江西农村务农，没有工资。小姐姐七0届，因残疾不能分配。小弟七一届，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到小弟这一届分配时，黑五类子弟也可以到农场拿工资，小弟高兴极了，天天对父母讲他要报名到黑龙江农场，黑龙江农场工资高，工资全部每月寄给父母，但他哪知道，临分配时，学校说小弟是癫痫病，其实可能还是成份问题，不能分配。
母亲告诉我：小弟听到这消息后，急火攻心，从此天天在家讲反动话，别人唱东方红毛主席是大救星，小弟叫大灾星。如果今后小弟到外面讲，小弟被枪毙，父亲也肯定被枪毙，全家还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打死和坐牢。叫他不要讲，他还要讲。于是他要去游泳，明知道有危险，也就只好让他去，要死让他去死，省的害全家。
这是多么凄惨的事啊！母亲为了防止更大的灾难，故意让最爱的儿子想养家的儿子去死，而原因竟是儿子仅仅在家里讲了“反动话”。
可能今天有人要怀疑是不是我父母太胆小与残忍，我告诉你们在那红色恐怖年代，被中共判死刑的没有一个敢说毛泽东是大灾星，如果小弟这话到外面讲，我全家不仅要被政府判死刑，甚至要被那些受中共邪教毒害的革命群众活活打死。
可怜的小弟在饥饿疾病恐怖中生活了17岁多一点穿着一条短裤离开了人间。
小弟的惨死使我对毛泽东的最后一点迷信 彻底消失了。我的小弟当时根本不懂政治，这因为家里太穷，急于想养家糊口，毕业有病与成分不好而不能分配，绝望时仅仅在家发泄一下，为免全家灾难，父母就故意让儿子去死，世上有哪个朝代如此残暴？可见邪教政权才是真正的吃人社会，不灭亡天理难容。
小弟死后，由于徐警察的关心，父亲有了36元工资，小弟活着的时候他的父母没有能力经常让他吃干饭，他死后经常烧一大碗干饭供小弟，还烧上纸钱，顺带给小弟一封信，第一要求小弟收到钱不要在阴间赌博，第二信中还有几个里委干部的名单，以及几个过去经常打小弟的小流氓名字，叫小弟的鬼魂抓拿他们到阴间。这就是可悲的中国老百姓，活人不能替死人报仇，却指望死人为活人报仇。迫害小弟至死的，难道仅仅是里委干部与几个流氓学生？
我们家里除了我和二哥，他们都是这样认为的，我二哥也仅仅是在后来临死一年前，脑梗脑子糊涂了才敢讲真话，每逢看到我就会流着泪叫着我的小名：小俊子啊，文化大革命与我们家血海深仇啊！国民党来了你要为小喜子报仇啊！小喜子就是我的弟弟任迺喜。我的二哥还说国民党来了，他要亲自做刽子手报仇，我哥过去清醒的时候绝不敢这样说，现在糊涂了讲胡话，我对哥说我们不要指望国民党，建立民主中国要靠我们自己。
老父亲在斗得最悲惨的时候偶然有一点怨恨，可是马上就又忘了，到殡仪馆见我弟弟骨灰盒的时候号啕大哭，一怪自己当初不应该到县市口，县市口应该是老家淮安一个什么地方，否则不会认识国民党侦缉队，那么就不会打成中统特务，小弟就不会惨死，第二怪小弟不听话去游泳，这个中统特务从来没有恨过共产党或者文化大革命，其实如果不是专制极权制度的疯狂，中国人民不会蒙受这惨剧人寰的红色恐怖。
1991年父亲临终前脑子已经相当糊涂，六亲不认了，可是经常唤起小弟的小名，父亲一旦唤起小喜子，就会引起全家一片哭声，我的弟弟早就在我们全家心中刻骨铭心。
自从小弟死后我义无反顾的走上了反独裁反专制的道路，我告诉家里人，我父兄被斗，我可以不计较，但是我弟弟的死，这是不共戴天的事，这不仅仅是里委干部的问题，而是这个社会的制度出了问题。
文革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恐怖时代，不但人民被斗的惨不忍睹，连中共权力集团中的一些忠实走狗也被斗得血肉横飞，中共自己也承认是十年浩劫。可是文革的罪魁祸首至今仍躺在水晶棺材里让人民膜拜，独裁者为了继续专制与独裁，不惜冒文革再现的民族巨大风险不顾，真是令人不寒而栗。
为了消灭中国的红色恐怖与封建毒瘤，为了防止文革再演，我们这一代人，应该负起责任，挑战独裁，揭露真相，唤醒社会。
我对上面的每一句话负责，每个情节甚至地址都不是虚构的，唯一有出入的就是我父亲的名字，用了同音不同字，我想这点大家是会谅解的。
2016年3月5日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