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一党专政的威权制度下，权力对权利的侵害是经常发生的。根据我的观察，在遭受权力侵害的国人中，多数会选择忍气吞声，敢怒不敢言。少数会选择起而维权，讨还公道。在维权者中间，真正能从官府讨得一个公正说法的，又居少数。因此，受权力侵害者，尤其是弱势民众中的受权力侵害者之郁闷、无助、无力、无奈直至绝望，不难想见，极易感知。
    
     与绝大多数维权不果的人不同，维权者杨佳在绝望中爆发了。他说：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他给出的“说法”就是以死相拼，以小石击大石，够本之后死而瞑目。杨佳之怒引来网民一片叫好声——杨佳不仅为自己，也为别的受害者出了鸟气，报了宿仇。
    
     以一击惊天下的杨佳之决绝使我想到了什么呢？我想到的是：在不敢要一个说法，以及“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也就苟活了事”占压倒多数的民间政治生态中，出现以命相搏的暴力抗争和暴力复仇事件，实难避免。而如果在现行威权制度下，能够形成敢于要一个说法，以及“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改变自己的活法”占多数的民间政治生态，则杨佳不会绝望，当然也不会由怨愤和绝望而铤而走险。
    
     我注意到，杨佳在向上海闸北警方讨要说法的时候，他是一个人孤军作战，身边没有人帮他。此外，杨佳也没有向民间发出求助的吁请。如果有别人——杨佳熟悉的人或与他素不相识的人，能够及时知晓他的冤情，并且不冷漠，不沉默，而是理解他、支持他讨一个说法，我想，即便最终还是没有从官家那里讨来说法、获得救济，来自民间的温暖、慰藉和出手相助就是一份珍贵的救济。这种权力之外的民间救济，会使他选择改变活法，而不是选择快意恩仇，决然赴死。
    
     行文至此，得赶紧给出本文所称“改变自己的活法”究竟是什么意思了。本文所称“活法的改变”是指：一个普通的受权力侵害者，当从官家那里讨不到说法后，不再认命甘当草民顺民或径直遁入空门，也不是准备随时拼个鱼死网破，而是决心公民化：尝试像一个公民那样行事和生活。
    
     我认为，在中国现行制度下，一个普通人并非只能逆来顺受，无所作为。他可以从不再谄媚官府、对马屁文人王兆山和余秋雨感到恶心做起，逐步挺起腰杆：少一点口不应心，多一点真话实话；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性地对官权说不。例如，可以对自己不认识的“人民代表候选人”投反对票或弃权票；受到侵害有了委屈，既要向官府讨个说法，又会想到诉诸同命运者，寻求守望相助……每挺起一点腰杆，就更像一分公民。这么做，并不要求“民不畏死”，并不要求英雄行为。这么做，并不要求崇高地为美好的明天而奋斗，而只是使今天的日子多一点尊严。最后，我要特地加一句，根据极权制度下波兰民众的实践，这么做是有力量的，也是很有希望的。
    
     吴思先生在《潜规则》一书中说：“在老狼忍不住饕餮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到一声叹息：它们要是变成刺猬，俺们不就变成清官了么？”在这里我要说，当官权发现自己的对应物——草民通过“新演进”变成公民的时候，人们则可以听到一声长叹：俺们不就快歇菜了么？
    
     就瓮安事件和杨佳案，有人给出结论说：中国的非暴力抗争及和平演进之路已经走向历史的终结，代之而起的，只能是暴力造反和揭竿而起。对此，我不以为然。我以为然的是：在中国，不光是没讨来说法的要尝试换个话法，其他人也亟需启动公民化或去老百姓化；民间亟需主动改变社会生态，提升非暴力抗争和维权运动的层次。特别是，我觉得弱势群体维权者要更好地互慰互帮互助，推进准组织化；自由知识分子不一定要马上考虑成立“保护工人委员会”那样的组织，但要更坚毅、理性地仗义代言，并和较有良知的律师、记者一起，对权力受害者及其家庭加大关注和帮助的力度，如提供免费辩护等；中国的私营企业家也应改变一下自己的活法，去做那些该做而迟迟未做的事。起码，少仰杖一点权力去发财，多尊重一点雇员的权利。
    
     就瓮安事件和杨佳案，不少人选择向官权喊话，他们或发出檄文，怒目申斥、厉言示警，或晓之以理、析之以得失，去说动人主、劝官向善。有人则呼唤中国戈尔巴乔夫的尽快出现。对此，我表示理解。但是，我就不骂、不劝、不呼了。我愿意寄希望于民间的主动，比较相信“改变来自下面”。诚然，“上面”也并非总是冥顽不化一根筋，然而，正如米奇尼克所说：“没有比来自下面的压力更能够指导当权者”。
    
    
    
    
     2008年7月28日 于
    
     北京家中
    
    
    
    （自由亚洲电台7月28日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