瓮安骚乱令中国政府极为不安
瓮安骚乱令中国政府极为不安

北京奥运会临近，麻烦却越来越多，股市暴跌、大量民营企业面临倒闭不说，光是报道出来的警民冲突就不胜枚举：

5月26日，四川成都公安调查挪用救灾帐篷时拘捕围观者，引发警民冲突；

6月28日，贵州瓮安县一名中学女生怀疑被奸杀，引发逾万民众围攻中共县委及县政府，放火焚烧公安局大楼；

7月5日，陕西府谷县有溺毙司机的家属与警方抢夺尸体，触发警民冲突，三辆警车被砸，七名市民被捕；

7月9日，浙江玉环县民工因办理暂住证与工作人员争执被捕，逾千名民工包围、袭击公安办公大楼，多名警员和治安员受伤；

7月17日，广东博罗一名用电单车搭客仔疑被治安员打死，爆发警民冲突，数十人受伤； 7月19日，云南孟连县橡胶工人示威，警察开枪镇压，工人两死一伤。

“火山口”上的政府

中国警察与民众的冲突一般被当局笼统地称为\”群体性事件\”，而媒体人士都清楚，这只是需要出动警察才能平息的事件的别称。中国一年当中究竟会发生多少起类似的事件？前年的统计是8万多起，不过这只是一个数字，发生在哪儿？原因是什么？冲突的结果如何，有无死伤？所有这些都是当局严禁报道的，中国媒体即使知道哪儿发生了什么冲突，也不会派记者去调查，反正发表不出来。因此，今年这么多警民冲突事件得以报道，实在可以称得上是一种进步。其中报道最详尽、网民评论最多也最有意味的案件，当属贵州瓮安事件。

6月28日发生在贵州省瓮安县的事件，比起3月份发生在拉萨的骚乱更加厉害，上万民众直接攻击的是党委、政府大楼和公安局。事件图像很快就传遍了互联网。也许是管制意识有了初步改变，官方媒体一反往日的掩盖做法，较快予以报道，不过报道口径仍是老一套，\”少数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闹事\”、\”向党和政府挑衅\”等等。即便最普通的网民也知道这并非真相，互联网上质疑官方说法的帖子成千上万，不少媒体也发出不同的声音。

三四天过去，事件突然有了转机。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亲赴瓮安实地调查之后，指出事件的深层原因是：瓮安县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对黑恶势力及严重刑事犯罪、群众反映的治安热点问题重视不够、打击不力，刑事发案率高、破案率低，导致社会治安不好\”，一句话，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在县政府行政不力、不公，人民群众积怨过深。石宗源为此先后三次向瓮安人民道歉。更令人意外的是，瓮安事件首先得到处理的不是参与骚乱的民众，而是当地主要官员，原县委书记、县长、公安局长和政委都撤销了职务，后来连州委书记也被连带免职。

理念上的变化

这种发生群体事件首先问责官员的做法，乃是第一次。考虑到事件发生后中共总书记胡锦涛迅速做了批示，有理由认为最高当局对地方政府的最初说法并不认同，要求查清引发事件的深层原因。瓮安事件前后两种说法的迅速转变，也许表明中国执政党的治理理念开始发生变化。

长期以来，邓小平的\”稳定压倒一切\”是中共各级政府执政的最高信条。无论发生什么危害公众利益的事情，只要民众抗议、上访，就会被立刻被各级政府扣上\”破坏稳定\”的罪名。

中国近20年来的经济高速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建立在以国家暴力保障政府和利益集团对民众的不公平交易的基础上，其中尤以对城市居民的房屋拆迁和征用农民土地为甚。由于严重缺乏权力制衡和民主监督，导致各级官员的执政行为越来越简单粗暴，在所有冲突发生现场，几乎都有大量警察的身影，国家暴力逐渐成为相当多的政府官员不作为、乱作为、违法作为的屏障。

不久前，辽宁西丰县委书记因一篇报道竟派警察进北京捉拿一家大报的记者，正是这种依仗警力无法无天到了极致的典型表现。

很明显，这种执政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瓮安事件的最显著特征在于，骚乱人群并非利益直接受损或相关者，一个女孩不明原因的死亡，本来顶多涉及到一两个家庭，然而民众对政府积怨之深、之久，使这个小小的事件成为上万民众的怨恨猛烈喷发的火山口。有评论者说，\”中国的每一个县都可能是瓮安\”，绝非危言耸听。

这种严重的治理危机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基层政府往往肆意胡作非为，而过去上级甚至中央政府为了维护政府的统一权威和形象，通常硬着头皮顶住不肯认错，这就导致本来只是一个基层政府官员的责任，被连带放大到整个政府的责任。最后，势必引发整体的治理危机。

看来，中央政府看到了这一点，已经开始明白不能再被\”绑架\”，对地方官员再不有效问责，民众迟早会对中央政府问责。\”查明深层原因\”的潜台词，即是查明每一级地方官员的责任。近日，中央政府三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处分暂行规定》，仔细阅读条文，可以说是对官员的一部问责条例，实际上，只要发生群体性事件的结果，当地政府主要责任官员将一律处分。其中具有显著针对性的是，\”群体性事件中滥用警力者\”将\”开除党籍和公职\”。

这部条例看来已经发生某种效果，媒体报道各地都已陆续开展主要官员接访活动，场面往往是人山人海，可见积弊之深。自然，\”瓮安模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面临的问题，然而限制官员滥用权力和不作为，这毕竟是向前走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