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瑜家被强拆
3月31日，居住在北京市朝阳区和平家园的资深媒体人高瑜，其寓所的院子被指“违章搭建”而遭到强拆。在强拆的过程中，所谓的执法者并未出示任何法律手续。在近30名城管、保安及强拆人员的强拆行动中，高瑜的儿子被打伤，被野蛮地绑在车上，70多岁的高瑜女士在试图阻止暴力强拆时引发心脏病。在一幅被强拆后的废墟上，头发花白的高瑜女士手扶铁栅栏，眼神中充满着无助，现场一片狼籍。不知当权者们，在见到这样一幅照片时，是否能让人类中最善良的情感唤醒他们内心深处的良知。针对高瑜女士居所“违章搭建的强拆”行动，是典型的选择性执法，在貌似“合法强拆”的背后，隐藏的是当局对高瑜女士及其家人赤裸裸的政治迫害。
何为“违章搭建”？
据媒体介绍，在高瑜居住的和平家园小区，每家的阳台几乎都搭建房间，居住在一层的住户，家家都有用铁护栏围起来的小院，尤其是连政府部门的街道办事处都在绿地上盖上房子，出租给商户开起饭馆或发廊。而高瑜和她的儿子，因为2014年被突然抓捕，她们的家也遭到查抄。高瑜获释后，被抄走的书籍等归还后无处安放，只能堆在客厅。于是，在其弟弟和朋友们的帮助下，高瑜只好将她的院子向外延伸，在自己房产的范围内准备建一个储藏室，就像所有居住在一层的住户一样，搭建一个房间以用作存放书籍。
事实上，高瑜在准备搭建前曾与国保打过招呼，国保答应去协调，最后高瑜得到的是默许。
也许，这确实是一处“违章的搭建”，但是，中国向来有法不责众之说，何况，包括街道办事处及所有住户的违章建筑，都没有遭到任何形式的拆除或警告，而唯有高瑜的“违章搭建”突然遭到暴力拆除，拆除过程中还导致高瑜病发入院，她的儿子受伤。难怪无助而愤怒的高瑜，望着整个完好的社区和自己一家的废墟，决定支持被强拆的无数同胞，加入到维权大军中，要为自己维权，并且喊出了“我不能去华盛顿（被禁止出境），但我也能到天安门自焚”的心声！
鲍彤老先生在得知高瑜家遭遇强拆后，评论道：在北京，住底层的人家，门口窗边如有空地，往往围出几平方米，搭个小棚，栽种花草，饲养宠物，堆放杂物。此乃北京一景，随处可见。众人不“违章”，何独高瑜“违章”？人同此心，心同此问。这是一个疑团。
强拆之前在高瑜女士的身上发生过什么
现年72岁的高瑜，2014年4月被控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刑事拘留，与她一同被秘密抓捕的还有她无辜的儿子，在被羁押一年后，2015年4月17日高瑜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高瑜坚持自己无罪，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同年11月24日案件进行二审后将刑期改为5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高瑜在被羁押期间患有高血压、心脏病、淋巴结及耳水不平衡等病。法院并认为高瑜患有严重疾病，依法暂予监外执行。
然而，监外执行的高瑜不仅没有任何言论自由，连人身自由都被严加限制，一直处在当局的严密监控之下。由于身体健康原因，高瑜希望能到德国就医，并且获得了德国的签证，但中共当局却禁止高瑜到德国治病。在今年的全国两会期间，高瑜还被强制带往云南“旅游”。
就在高瑜家遭到强拆前不久，德国总统高克访华，在访华期间，高克总统会见了高瑜的两位代理律师莫少平和尚宝军。高克总统在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同时，重点向中国政府提出了高瑜被迫害的问题。特别是高瑜被禁止出境到德国治病及高瑜目前的身体健康状况，再度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随后，网络上又传出一直受到当局严密监控的高瑜、浦志强、鲍彤、胡佳等人聚餐的照片，据称当时北京当局极为紧张，曾出动无数国保警察全程监控。
其实，在正常的国度，外国政要外出访问期间要会见谁，公民约三几好友聚餐聊天，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但是在中国，像高瑜这样被划定为“政治异见或敌对分子”的人，却不能拥有随便聚餐吃饭和会见谁的权利。
早在1989年6月3日，高瑜作为良知记者，因客观报道六四北京民主运动而被北京市安全局秘密抓捕，直至一年后才从秦城监狱获释。
1994年11月高瑜第二次入狱，被控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1999年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获释。重获自由的高瑜，并没有放弃手中的笔，仍站在捍卫公民言论自由的第一线，坚守一名新闻媒体人的良知，撰写了大量抨击时弊的文章，直至2014年4月被控泄露了中共9号文件，即臭名昭著的反普世价值的“七不讲”，再次被捕入狱。
高瑜第三次入狱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和声援，包括各国政要、人权组织及民间团体纷纷发表声明，呼吁中共当局释放高瑜，尊重在国际上的人权承诺。
因着高瑜坚持不懈地捍卫言论自由和坚守新闻记者的良知和勇气，揭露时弊，她先后获得过“自由金笔奖”、“新闻勇气奖”、“记者无国界新闻奖”、“吉耶尔莫·卡诺新闻自由奖”、“全球世界新闻自由英雄奖”、“新闻勇气奖”等诸多奖项。而随着荣誉的增加，她也成为中共当局重点打压迫害的对象。
也许，有人会质疑，高瑜的遭遇与她家遭到强拆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几乎就在高瑜家遭遇强拆的同时，居住在北京的另一位人权活动人士倪玉兰，连续遭遇了被逼迫搬家，她的丈夫董继勤还遭到野蛮的殴打。而也是在3月31日高瑜家遭遇强拆的当天，倪玉兰刚刚搬到新的租住房，即遭到房屋中介无理要求搬家，倪玉兰和她的丈夫差一点再次沦落街头。导致倪玉兰连续被逼搬家的直接原因应该是，倪玉兰获得了2016年度的国际妇女勇气奖。3月30日，由美国国务卿亲自将这个奖项颁发给全球14名得奖的女性，而倪玉兰因为护照被冻结而无法前往美国领奖。
随后的几天里，倪玉兰再次被中介逼迫搬家，中介的理由是由于倪玉兰的租住，导致警察的光顾。倪玉兰的暂住处还被切断网络，有多人守在屋外阻止朋友们前往探望。
曾经是一名律师的倪玉兰，因为十余年前家中遭到强拆而走上维权之路，多年来，她和丈夫董继勤在捍卫自己住房权时不断帮助上访群体维权，为此他们不断遭到当局的打压，多次被强迫搬家。同时，倪玉兰在维权的荆棘路上，还数次付出了失去自由的代价。2002年春季，倪玉兰因拍摄邻居家被强拆的视频而被警方带往辖区新街口派出所，同年11月因“妨碍公务罪”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律师资格也被取消。2008年北京奥运会结束后，倪玉兰在自己居住的四合院遭遇强拆时第二次被抓捕，再次因“妨碍公务罪”被判刑两年。倪玉兰在服刑期间因拒不认罪和坚持抗争而遭到毒打，导致她的双腿残疾，以致终生要靠轮椅或双拐度日。
2010年出狱后，倪玉兰因警方的阻挠四处租不到房子和丈夫董继勤流落街头，他们的遭遇引起社会各界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于是，警方强行将倪玉兰一家安置在北京市西城区的御鑫宫宾馆暂住。为了阻断各界人士探望，警方非法限制倪玉兰的自由；为了阻止倪玉兰上网，又恶意断电达一百余天。
在网传茉莉花集会期间，2011年4月7日凌晨，北京警方突然将倪玉兰及丈夫董继勤带走，由警方安置的住处也遭到查封。随后倪玉兰夫妇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在羁押期间，倪玉兰正在好转刚刚能够站立的双腿再次失去知觉。2012年4月10日倪玉兰被宣判有罪，北京市西城区法院一审宣判倪玉兰因寻衅滋事罪和诈骗罪，将其判处有期徒刑两年零八个月，她的丈夫董继勤因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2016年3月29日，美国副总统拜登在国际妇女勇气论坛闭幕致辞时，赞扬了倪玉兰和其他得奖者的不屈精神。他说：“我们这位来自中国的获奖者，得奖之后无法成行。她为了捍卫中国房屋所有者的权利，在监狱中受到残酷的殴打，双腿再也站不起来。我们所有的得奖人，历经这些后，仍然拒绝保持沉默。”
是的，就是因为高瑜、倪玉兰们，为了捍卫言论自由和居住权等最基本的人权，在屡遭迫害之后，“仍然拒绝保持沉默”，所以她们的被强拆和被逼迁成为一种必然，在两位杰出女性的遭遇背后，反映的是中共当局对人权捍卫者们赤裸裸的政治迫害。在中国，做为一名人权捍卫者，你随时有可能会遭遇各式各样的政治迫害：强迫搬家、非法驱赶、暴力殴打、断网、不允许外出、强制旅游、禁止出入境、秘密逮捕、非法审判、甚至会株连亲属，等等。
3月25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了《保护致力于维护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人权捍卫者（包括个人、团体和社会组织）》决议。这无疑表明人权捍卫者们在社会生活中尤其是在专制的国家，所进行的推动和保护基本人权工作的重要性和合法性。
住房权包括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范畴之内，指可以居住在适当住宅的权利，《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都对住房权有明确的阐释。《世界人权宣言》第25条“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在遭到失业、疾病、残废、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民政部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保障。”在国际人权法中，住房权被视为“最低的生活保障权”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一项独立的权利。此项权利是不可被剥夺的基本人权，中共当局必须依法保障高瑜、倪玉兰等人的住房权利。
除此之外，高瑜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皮肤过敏症、淋巴结及耳水不平衡等一些严重的疾病，必须尽快允许高瑜前往德国接受治疗，并释放因捍卫人类良知和尊严而被关押的所有良心人士，停止一切针对人权活动人士的打压迫害，将宪法中“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承诺落到实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