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沈大伟和他的新书《中国的未来》。
美国学者沈大伟这两年颇受关注，不仅沈大伟的文章引起读者的兴趣，一些点评他的文章也同样会吸引人们去浏览。 《沈大伟对中国政治制度的错误估计 – BBC 中文网》就这样进入眼帘。
不过，看到作者宋鲁郑的名字，便已经猜到了这篇文章的高低和主要观点。只是既然打开了，也就看了下来。
果然，宋鲁郑的文章一开始便不同凡响，“美国学者沈大伟在西方汉学界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和地位，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他一直相对正面的看待中国的发展，非常谨慎的与唱衰派保持距离。”这句话的不凡之处就在于其逻辑明显不通，难道西方汉学界都从中共拿津贴不成，只有正面看待中国，才能有影响力和地位？这怕是宋的夫子自道吧。
“最具新意的是，他（沈大伟）应该是西方第一位重量级学者明确承认不管是美国的制度还是其它西方国家的制度，都不可能是中国未来的选项。”看到这句话，不能不替宋难过，他的确缺乏基本的阅读和理解能力，或者说，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想象和意境当中，而不能接受外界的信息。
据BBC 的报道，沈大伟的原话是：“民主有很多形式，不能一概而论。我当然不会建议中国采用美国式的民主。”“如果中国采取半民主（Semi-Democracy）模式的话，应该是非常接近新加坡模式。”“中国距离拥有新加坡式民主的特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共产党是否会容忍新加坡式民主也是个问题。”
不知道宋是如何从沈大伟的话中读出“明确承认不管是美国的制度还是其它西方国家的制度，都不可能是中国未来的选项”这样的意思出来？
不要说沈大伟这样一个中国通，即便是一个小学生也知道，中共不可能采用美国式的民主，这就好像一个心智正常的人绝对不会去劝老虎改吃胡萝卜一样，沈大伟“当然不会建议中国采用美国式的民主。”
所以，退而求其次，沈大伟才建议中共至少应该选择“新加坡式民主”。而且，沈大伟其实也很清楚，“中共是否会容忍新加坡式民主也是个问题。”
在BBC 的这篇报道中，谈到沈大伟在他刚刚出版的新书《中国的未来》中，列出四种中国可能的发展之路，包括新极权主义，硬威权主义、软威权主义和半民主。他说中国目前正处于硬威权主义。
沈大伟在他的书中提到四种中国可能的发展之路，包括新极权主义，硬威权主义、软威权主义和半民主。他认为中国目前正处于硬威权主义。
沈大伟说，继续硬威权主义之路是最容易的选择，但不是最优的选择。走在这条路上，中国经济将相对滞涨，并将加剧已经存在的社会问题，并将导致中国共产党的漫长衰退。
而宋的高论是，“今天的中国，权力固然不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但也不是任命的，更不是世袭的。最高领导人的产生一是要取决于是否经过长期的基层一步步的锻炼和检验，二是取决于党内上层的投票评议（中央委员会或者政治局），三是元老推荐。
是个人能力、党内民主、元老经验和智慧三方的综合。”这样的说辞听起来似乎很完美，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哪一个最高领导人的产生是投票评议的结果？假如真是“个人能力、党内民主、元老经验和智慧三方的综合”，为何会出现胡锦涛这样尸位素餐、抱着炸弹击鼓传花的领导人？
宋认为，“如果从全球比较政治的角度，我们可以说：西方是定期的换人换党，中国是定期的换人但不换党，阿拉伯社会既不换人也不换党。从目前看，中国的模式表现最佳。原因在于，一个制度要想良好运转，不仅要做到灵活性，还要做到延续性。”
宋的这个说法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一个曾经长期在法国生活过的人，为何连国际上的一些基本的常识都不知道？西方是定期换人不假，但绝对不是定期换党。
一个党只要做得好，赢得民众的选票，完全可能长期执政；而阿拉伯社会也绝非宋想象的那样不堪，他们也早已开始换人换党。至于中国的模式表现是否最佳，更是大可商榷。
中国近几年的事实证明，江泽民、胡锦涛之间权力的和平移交，仅仅是一个特例。到第四代与第五代之间的交接，其内部的权力纷争已经无法平息。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等人的先后入狱，再次打破了权力斗争失败者和平下台的默契，党内政治清洗重新出现，而后果如何还很难预料。
由元老推荐，换人不换党，还导致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前任领导的错误政策无法得到及时的修正和调整，以至于积重难返，甚至形成灾难性后果。
不要说比如六四镇压等重大政治决策，单单看类似如独生子女等民生政策，就可以看出这种制度的致命缺陷。这个对中华民族造成灾难性后果的独生子女政策能够得以长期实施，根本原因就在于，在这种体制下，后任领导人调整前任的政策风险甚大，而对巩固个人权力收益甚小。
宋认为，“伴随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还有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桂冠落到中国头上，一个全球第一，谁还能质疑中国制度的合法性、正当性、有效性？”宋的这个结论不仅逻辑有问题，而且太缺乏历史深度，大清帝国的经济规模曾经长时间位居全球第一，却并不能证明它制度的合法性、正当性、有效性。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民族精英为推翻这个制度而流血牺牲。
还是让我们回到中国的前途问题，以及沈大伟对中国政治制度的估计这个主题。中共从不讳言永远独裁的渴望，半民主的路子绝对不在他们的选项之内。不过，历史的大趋势却不是中共可以奈何的。
沈大伟认为“经济可能是中国过去30年的关键，但政治是中国未来至少30年，包括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键。”
沈大伟在2008年出版了《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整》，这本书似乎得到了中共的认同，其中文版由俞可平审定，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第八章其中的表8.1“共产主义政权崩溃的因素：与中国比较”，沈大伟罗列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强制、国际等六大类共55项指标，将已经崩溃的共产主义政权和中国进行比较。
重读该书，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关键项已经从当年的不相同变得相同、一些模糊的问题变得更加清晰。例如，在军费超支、中央政府支出扭曲一项，当年沈大伟认为中国不同于那些已经崩溃的共产主义政权。
而中国近年来的事实，包括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连续多年高达两位数字增加的军费以及超过军费的维稳费——已经对沈大伟的研究给出截然否定的答案。至于通货膨胀、各级干部在新经济中获得利益、权贵违法乱纪、日益紧张的劳资关系等项，相信沈大伟以及任何一个严肃的学者都会得出不同于当年的结论。换句话说，和已经崩溃的共产主义政权相比，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关键因素和他们相同了。
已经多年不看宋鲁郑的文章了，主要因为他的东西既无学理性的分析，也无事实的陈列，完全是自说自话，套用一句宋自己的话：“要么有明显矛盾之处，要么还是再重蹈习惯性错误。”中国有句俗话，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宋鲁郑的文章，除了头衔从留法国人士变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之外，竟然还是当年那个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