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21日，香港逾30名不同民主派别的中青一代，联署发表《香港前途决议文》宣言，指：“今天，‘民主回归’之路走尽，香港主体意识抬头，我城政治正经历30年未有之大变”。“我们认为，香港人民应该团结争取‘内部自决’，以实现由香港人民自行管理香港事务── 即透过内部方式实现《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所保障的人民自决权，由香港人民自由决定香港的政治地位，并自由谋求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除这份决议书外，众多书籍、思潮和新政党的涌现，也切实说明了主张香港自决或独立的政治派别已经崛起在香港政治舞台。
最先引领香港自决或独立思潮的是陈云先生的《香港城邦论》及《香港城邦论II》。作者在书中认为香港地位特殊，根据基本法，香港除了国防及外交由中国负责外，内政一律自行管理，享有充份自治权，彷如欧洲古代的城邦。所谓城邦，陈云将之定义为“以城市为核心范围的自治体，有时是主权独立，但更多时候是託庇于一个主权体制下”。城邦并不拥有现代的国家主权，但其自主自治的能力、国际缔约的能力，逼近现代国家。城邦是民族制宪立国（building a constitutional nation）的预备状态，也是民族文化复兴建国（building a culture nation）的发扬基地。陈云在《香港城邦论II》中也提出建立华夏联邦的论述：“香港不能自外于中国，香港必须要同时与华夏四邦──中国、台湾、香港、澳门，同时建国，彼此缔结盟约，建立华夏邦联，化解中国的一统独裁制度，恢复周朝的仁政天下”。
陈云也是猛烈地抨击香港民主派的“民主统一论”的重要人物，香港民主派大多主张中国民主化是解决香港问题的前提，但陈云提出与其等待并不容易的中国民主化，还不如先实现香港的自决、城邦自治。陈云希望本土优先、香港人优先，但他迴避民族主义概念，借用公民共和主义（civic republicanism）的语言来证成香港主体性与高度自治。《香港城邦论》影响巨大，至今成为论述香港自决或独立的必参考读物。
跟陈云的公民共和主义不一样，香港大学学生会学苑编著的《香港民族论》，明确地提出了香港民族这个概念，该书序言写到：“香港具有统一的语言、有清楚定义的地理范围、有共同的经济生活，加上由拒共思潮衍生之共同心理特徵，客观条件与主观想像结合，已足以构成香港民族。…香港民族并非以血缘为纽带，而是以边界、历史、文化加上‘逃离集权、追求自由’的共同心理界定”。在多年争取真普选未果后，该书主张“除非放弃香港民主夙愿，否则，此时此刻，必须突破港独禁区，一并主张民主与独立，呐喊：‘香港民主独立’；这港独立场已无关民族自决，而是香港民主唯一能杀出的血路”。该书因为遭到特首梁振英在2015年施政报告点名批判而声名鹊起、一时洛阳纸贵，对港人尤其是年轻人影响巨大，成为“港独”思潮的经典着作和“港独政党”党员的必读书。
《香港民族论》以香港的大众文化，包括粤语电影、电视及音乐，并考虑到香港的历史人口迁移及结构，以美国著名社会学家 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佈》中带出的民族集体意识为方向，引领香港人认同本土文化、抗拒文化殖民，建立香港民族。但这种民族主义是“公民民族主义”而非“族群民族主义”或“血统民族主义”。由于公民意识等价值观念的不同，形成了民族差别和新民族，新民族的独立建国不仅立足于民族的独特性，更立足于保障和巩固公民人权等价值。相反地，中国一直以来以“血统主义”来界定民族成员，由于香港大部分人都是汉族血统，因此香港人也被归类为中华民族，但是如果从公民民族主义角度，则香港民族完全不同于所谓的中华民族。
《香港民族论》的政治冲击在于完成了香港与中国是两个不同民族的论述，并以公民民族主义奠定了香港独立建国的坚实基础，如果以公民民族主义而非血统民族主义再推论下去，那么中华民族这个空洞概念就会被肢解，而中国境内的各种独立势力就会心慕手追，步香港后尘而独立建国。
在未来香港政治体制的设想上，《香港民族论》与陈云的《香港城邦论》有一定区别，《香港城邦论》先提倡“一国两制，城邦自治”，后来主张“城邦建国”，意指除军事权外，香港享有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和终审权。《香港民族论》则提倡港人自决，而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自决是指在没有外部压迫或干扰的情况下，人民可以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并自由谋求他们的国际政治地位。正如港大新任学生会长孙晓岚在媒体表示的，她个人支持港独，香港脱离中国成为独立国家，现时未必可实现，但也不排除将来有可能，有关港独的讨论应该是开放的，不应该自我设限。
如果说《香港民族论》与《香港城邦论》还处在理论层次的话，香港民族党的成立标志着港独直接进入了行动层次。2016年3月28日，提倡香港独立的“香港民族党”举行记者会宣布建党，并表示要参与今年9月立法会选举。该党召集人陈浩天表示：随着香港遭受中共的压迫越来越大，香港独立必将发生。该党以“民族自强、香港独立”为中心思想，主张捍卫港人利益，以港人利益为本位；巩固香港民族意识，确立香港公民定义；废除《基本法》，制订香港宪法；建立独立自主的香港共和国，脱离中国殖民暴政，令港人重回正常生活；支持和参与一切有效抗争，包括街头和议会等，更让人看到其决心的是，陈浩天等说实现港独不排除日后有武装革命的可能性。
香港民族党延续了《香港民族论》里的公民民族主义，认为不是血统或人种，而是政治价值观的认同促成香港民族的产生。香港民族党认为：“在香港生活并对中国殖民压迫感到不满，希望这种压迫停止或消失的，就是香港民族”，“中华民族是畸型的民族概念，香港人不属于中华民族”，“每一个受殖民迫害的民族都应该有权自决独立”。香港民族党的产生及其活动，标志着港独正式登上香港政治舞台，也标志着港独正式成为本土政党及民主派政党不得不考虑的一个政治纲领。几乎与香港民族党同时，参与雨伞运动的一代参政年轻人，又成立了多个政党，如学民及学联前骨干成员主导的政团“香港众志”，当中有黄之锋等雨伞领袖。另一个是以“青年新政”为首的一些雨伞革命后地区组织，宣布会组成参政联盟（暂称青政联），还有学联的前正副秘书长周永康及岑敖晖主导组成的“香港列阵”（后称列阵）。这些政党虽没有直接称自己是港独政党，但几乎都把香港的民主自决列为最重要的党纲之一。
除本土政党的成立外，雨伞运动后本土派的众多行动，也使港独运动如火如荼。如光复香港反水客行动、2016年春节旺角鱼蛋革命、本土派领袖梁天琦参选立法会新界东补选（获得66,524票）活动、港大学苑出版《香港青年时代的宣言》倡香港制新宪、成联合国承认的独立主权国家等等。从种种迹象来看，港独思潮和运动正席卷全港、方兴未艾。
对以上香港自决或独立思潮及行动，尤其是对香港民族党，中国当局和香港特区政府进行了猛烈抨击。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指：“港独”组织危害国家的主权、安全，危害香港的根本利益。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陈佐洱批评说，港独是香港和中国的毒瘤，必须依法铲除。香港特区政府重申“港独”言行违反《基本法》、危害香港稳定繁荣、损害广大香港市民的利益，特区政府将依法处理。而香港律政司司长表示，有关部门会密切关注事件，必要时会采取行动。
而作为中国人权人士，我们如何看待“港独”运动的崛起呢？首先，无论是《香港城邦论》《香港民族论》还是香港民族党，其实都属于普世价值中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的范畴，一个真正民主自由的社会，应该保障该地区要求独立的言论及政治行为。《香港基本法》中也规定香港居民享有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而是否容纳独立言论，是该地区是否真正实现彻底的言论自由的试金石。
1989年4月7日，主张台湾独立和倡导100%的言论自由的郑南榕自焚牺牲。4月7日已经被台湾大多数县市定为言论自由日。当时的郑南榕认为，即便是台湾独立主张也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自焚事件引起巨大迴响，使国民党威权体制对言论自由的最后限制趋向灭亡。看一个国家是否有彻底的言论自由，最重要的是看它是否容忍要求独立和自治的声音，如果做不到这点，就说明该国没有彻底的、100%言论自由。我们知道加拿大、英国等是彻底言论自由的国家，重要标志就是各自对魁北克省、苏格兰当地民众独立呼吁的高度宽容上。因此，作为中国海内外人权人士，首先要尊重港独运动所履行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普世人权。
其次，港独运动无非是香港人人权、自由、民主、法治被中共渗透和破坏后的本能反应而已，是中共专制政权对香港人权和主权的不断逼迫所导致的，港独的风起云涌，责任大部分还在北京中央政权身上。由于北京不能兑现对香港的真普选并逐渐收缩港人的普世人权，所以爆发了规模巨大的雨伞运动；又由于和平理性非暴力的雨伞运动并不能让北京政权有丝毫退让、香港民主派过去期望中国大陆民主化后再解决香港问题的大中国思维又非常的不现实，这就激发了雨伞运动后更加激进的港独运动。而如果中央政府一开始就兑现港人治港、实现真普选的诺言，并保障香港人的普世人权不被渗透和破坏，那么何来雨伞运动？更何来强调勇武抗争的港独运动呢？正如苏联的解体和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责任完全在苏联共产政权的独裁与专制一样，目前无论是港独、台独还是疆独、藏独运动的兴起，大部分的责任还在于中共独裁政权。面对声势越来越浩大的港独运动及其与北京政权的矛盾对抗，北京政权真该到了反思对港政策的时候了。
再次，这一波港独运动提出的公民民族主义概念，有利于解构华人的大一统观念和虚假的中华民族概念。公民民族主义并不立足于血缘和人种上，如果立足于后者，那么就很容易落入中共的圈套，因为大多数香港人与中国人是汉族、是同文同种。并非是由于血缘或人种，而是由于政治价值观念、公民意识和国家认同等理念的不同，就可以形成新的民族及新的国家。香港民族的诞生，在于公民民族主义意义上的新的香港民族的形成；香港独立于中国建国，也恰恰是由于香港公民民族主义的内在要求。
而所谓中华民族，既无种族学上的依据，也无文化概念上的统一性，实际上非常混乱。如孙中山进行辛亥革命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显然把满族排除在中华民族之外，但孙中山后来又提出“五族共和”，又把满族包括了进来，可见中华民族一词的随意性。另按照人类学民族学的分法，目前所谓中华民族中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藏族等等跟中原汉族是差距很大的民族，根本不在一个类。研究被中共政权广泛使用的“中华民族”一词内涵和外延，其真正所指称的乃是那些已经被迫接受中共专制统治和愿意接受中共统治的民族的统称。这样一个被中共按己意霸道解释和操纵的“中华民族”，明白其本质的人们有谁愿意真心加入呢？
最后，港独与台独、疆独、藏独运动一样，都利于促成中共帝国的解体和崩溃。中共共产专制体制的崩溃，会极其类似前苏联共产极权的完结，它们都会以地方脱离中央、各地区宣布独立的形式使红色帝国解体。目前还没有一个力量与中共政权势均力敌并能将它瓦解，只能是多个地区多个地方的宣布独立，才能使中共政权在解体中终结。所以，当台湾、新疆、西藏、内蒙、香港甚至中原各地都纷纷宣布独立摆脱专制体制，那么中国才如前苏联众多地区一样获得自由与民主。
世界近代史也表明，独立运动与民主自由是相辅相成的。世界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尼德兰（荷兰）共和国就是荷兰各地的公民在摆脱西班牙中世纪天主教专制、谋求独立过程中诞生的，而美国之成为宪政民主国家的典范，也与它从英国殖民中争取独立的运动息息相关，可以说没有美国独立战争，也就没有美国的民主自由。而发生于二战后1943-1962年之间的世界第二次民主化浪潮，许多殖民国家纷纷独立，50多个国家建立了民主制度，其独立运动与民主宪政相辅相成。所以，要促进中国的民主化，那么促成其统治地区和周边国家或地区的独立运动，是非常关键的出路。当台湾、新疆、西藏、内蒙、香港等都纷纷独立之时，就正是中共专制被摧垮、共产主义幽灵被消灭之时。而一个没有了中共专制的东亚，肯定会按民主自由的方式来做出合理的人类社会国家政治的制度安排的。
总之，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最为关键的，人类历史的目的，乃在于保障每一个人的自由与幸福。无论政治制度和国家体制怎样演变，维护人权和巩固自由乃是人类社会政治实体的最高目的。我们期待香港、台湾等地的独立运动能对东亚地区的人类人权、自由与幸福作出卓越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