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注定是一个不平静的年份，奥运背景下，自年初以来，发生了诸多不“和谐”的天灾人祸事件，同时，2008年也可能作为中国经济的转折点而被载入历史，正如温家宝所言，2008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综述之：股市暴跌、楼市低迷、通货膨胀、出口增速下滑、油价上升压力持续增加、外资和民营企业倒闭引发大量工人失业等等，都构成了奥运后对中国政府的直接压力。奥运即将召开之际，中共中央被迫在7月份临时决定召开经济形势分析会，显示高层对奥运结束后的经济形势感到忧心，年初制定的宏观调控政策及通涨预期恐怕会有较大调整。
按照一般规律，奥运结束后，奥运经济的拉动作用不再，经济会有一个自然下滑过程，另一方面，为了“和谐奥运”的需要，自年初以来，中国政府一再压制物价上涨的要求，除油价迫不得已作了调整之外，其它商品物价基本冻结，但有关物价上涨的官方说法，已由最初的“年内原则上不再出台提价措施”悄悄置换为“奥运期间原则上不出台调价措施”，显示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退却，目前蓄势待发的涨价潮很可能在奥运结束后冲决政策的闸门。
经济下滑和物价上涨的趋势挤压下，民生，尤其是低层民众的生活将面临更大的困难，民众之所以能够经受这一波长达一年多的通货膨胀而未造成1990年前后几次通货膨胀引发的强烈反弹，主要有赖改革开放三十年形成的民间财富积累。但是，对于一般收入民众和利益受损的民众来说，目前的通货膨胀已经开始影响其正常生活，发生在重庆嘉乐福超市因抢购特价食用油而造成的踩踏伤亡事件足可以说明民众对于物价变动的反应之敏锐，也表明一般民众越来越难以承受高涨的物价，这一点，多数生活在现实中国的中低收入者都深有体会。
因此，7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形势分析会除了应讨论中国经济如何持续稳定发展之外，也应关注一般民众的生活，采取增加就业、提高收入、稳定物价、扩大补助等手段保障基本民生，否则，因物价持续上涨导致的民生压力有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但就在这个时候，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却为小民开出了对付通货膨胀的这样一张药方：价格是给出了信息，告诉你什么要多买点，什么少买点，什么不买，比如这件东西涨价了，你就不要买••••••巧用经济学的替代商品，猪肉有很多替代商品，比如牛肉；过日子，就要会过，你要多想办法，比如超市在刚开门或者关门时，大多数蔬菜副食品都打半价，老百姓可以去买，可以节约一半的开支；另外，超市很多打折信息，老百姓要多关注。
此言一出，姚景源先生就被网民誉为感叹“何不食肉糜”的当代晋惠帝。姚景源不会从来没吃过牛肉，但作为副部长级高干，他可能从来没有上街买过牛肉，因此，我本不该嘲笑他不知道牛肉的价格高于猪肉（吃不起猪肉的人一定更吃不起牛肉），可一到他的身份——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便觉得问题大了，诚然，国家统计局不是物价局，不负责制定和监督商品价格标准，但统计局每个月都会发布CPI数据，其中便包含猪肉和牛肉在内的副食品价格构成，如果姚景源连猪肉、牛肉的价格都搞不清楚的话，我怀疑从他口中说出的任何统计数字。
另外，对姚景源教给老百姓的过日子的“好办法”，我比他更有发言权，因为我肯定比副部长有更多时间逛超市。首先我要告诉姚总经济师，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中国人是不到超市买菜的，因为超市的菜价高于菜市场；其次，无论超市还是菜市场，不是刚开门或关门时就一定有便宜菜可买的，即使有，数量也很少，不是每一个早起晚归的顾客都能如愿买到；最后，我要告诉姚景源先生一个常识，当菜价上涨的时候，打了半价的菜也会涨价。
作为负责经济数据统计的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给小民开出的对付通货膨胀的药方可以说纯属瞎扯，违背一般生活常识，这样的说法其实是将应对通货膨胀的责任由官方转移到了民间。
无独有偶，2003年SRAS期间曾出豪言“香港几百万人，死了几十个有什么了不起”的前外贸部副部长，现博螯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先生又在睁眼说瞎话，6月28日，龙永图放言：“对待刁民政府要硬气，不要被刁民所挟持”，“有些钉子户要价过高，不光要房价还要地价，而地是国家所有的，因此政府要以人为本、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本，不能做群众的尾巴”，在同一个发言场所，龙永图先生提出广东增城应在未来五年内建设上千个公园。“你们要大胆去干，像汪洋书记说的那样杀出一条血路来。任何伟大的改革经验都不是根据上面的指令做出来的，都是从基层先搞起来的。”不知道龙永图对汪洋先生的指示理解是否有误，但可以肯定，如果增城按照龙永图的寄语去做的话，未来五年内不知会有多少“刁民”家园被毁，沦为强力实施公园战略的牺牲品。龙永图说得清楚，“地是国家的”，如此，“刁民”要求地价补偿便是不合理的，按照龙永图的理解，目前的拆迁补偿标准应继续降低。
我怀疑龙永图从来没有认真考察过任何一个拆迁现场，也未对任何一起拆迁纠纷进行细致调查，目前拆迁纠纷的根源绝根本不是“刁民”要挟政府，而是在《物权法》出台后，原《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自动废止，整个中国的拆迁工作处在无法可依的状况下，而即使按照原《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衡量，目前的多数拆迁工作也存在违法之处，普遍补偿过低，给被拆迁人生活造成严重硬性。事实胜于雄辩，请龙永图先生亲自调查被拆迁人的生活状况再说话！
与姚景源一样，龙永图属于部级干部，而且是在经济领域具有相当发言权的部级官员，因此，这两位部级官员的公开发言令人震惊，往小里说，他们对微观经济问题表现得十分无知，往大里说，他们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作风已经发展到完全罔顾民生的程度。
我不相信身为部长级高官的姚景源、龙永图会愚蠢到这样的程度，而只能说，按照屁股决定脑袋的立场定律，其“高贵”身份已使其完全脱离了一般民众的生活，在他们的世界中，除了冷冰冰的经济数字增长，其它都不值得关注，没有什么能够刺激他们对一般民众的关怀，如今，高官与小民的生活世界已被完全割裂，甚至几乎不存在任何共同语言，官员早已没有兴趣和耐心去了解底层民众的生活状况，哪怕民众连打折菜都吃不起，也不妨碍他们在各种宴会上品尝美味佳肴。而且，这种高贵的生活使其终日处在一种好得不能再好的感觉之中，当民众因疾苦而发出的声音与他们的感觉形成冲突时，他们不仅漠视民众的基本需要，而且公然挑战民众最后的心理承受能力，蛮不在乎地向民生的基本需求挑战。
如果说晋惠帝只是愚蠢无知的话，这些一级级提升起来的官员的表现完全可以用傲慢、自私、冷血来形容。有理由认为，他们只是站在个人利益角度，而不是一个政府高级官员应有的态度说出这些昏话。
但我要提醒龙永图先生注意：就在龙永图先生公然声称“对待刁民政府要硬气”的同一天，贵州发生了烧毁政府办公大楼的群体骚乱事件，事后，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认为“事件背后深层次原因是瓮安县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一些干部作风粗暴，甚至随意动用警力，导致干群关系、警民关系紧张”，这可以说是打在龙永图嘴巴上的一记耳光。
我要提醒姚景源泉先生的是发生在7月10日的一则新闻：一位两个月没有吃肉的母亲为了让上高中的儿子吃好一点，不惜到超市里偷肉，被抓后担心被暴光影响孩子而用力撞墙，这一情景使赶到现场的警察都不忍心给她处罚，事后说起此事还不住地叹气。这就是底层民众的生活。
从姚景源和龙永图的公开发言来看，这些对于中央经济决策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官员已站到了民生的对立面上，如果他们的意见成为官方制定未来经济政策的主要依据，那将是民生的灾难。
事实上，在姚景源、龙永图背后站着的是一大群姚景源、龙永图，即使不计算他们的灰色收入和可能的腐败收入，他们所享受的工资和福利也足以令他们过着远离民间的“高尚”生活，而任命之下的官员终身制和民众无法监督官员的现实又使他们根本无须在意民众手中的选票，因而可以终身流连于高墙大院、豪华宴会，无须走近一般人的生活，久而久之，便与一般民众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将手中的权力变成服务于自己和少数亲近者的私器，甚至敢于公然向民生发出挑战性宣言。他们的情感已经完全脱离了治下的民众，这样的官员，永远不要指望他们还有一点公仆的观念，也不要指望他们大鱼大肉吃饱喝足之后，还记得给穷人一口汤喝。
民主国家中，官员如果敢于说出这样的昏话，那就离他们下台的日子不远了，但我们能够指望这些漠视民生基本生存的官员离开他们的位置吗？不能。
对这样的官员，我能做的唯一选择是：不相信从他们口中说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数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