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民族/国家主义的路线及中共的反动
中共的反民族主义本质 国共两党互相利用的联合最初建立在一致反对帝国主义的基础上，直到孙中山临终，那份著名的遗嘱中所叨念的“革命尚未成功”，仍在强调要废除列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期望中国在国际上获得平等待遇。从鸦片战争延续下来的排外情绪一直在持续加剧，至1925年到1927年之间，国民革命中指向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怒潮空前高涨，极端的反洋行动最终导致了国共分裂。这些极端的反洋行动有一部分仍沿袭义和团方式，如1927年3月在南京攻击外国居民与使馆人员，招致英美炮舰的还击。但在联俄容共的形势下，反帝的总方向已受到苏俄的控制，且由鲍罗廷等派到中国的顾问直接指挥：它属于国际反帝国主义革命在中国的部署，是为对抗和围剿资本主义世界而在中国开辟新战场的一个策略。其中心目的当然不是建设民国，促进国民经济的繁荣，而是发动工人在城市暴动，通过武装夺权建立中国的苏维埃政权。不幸此类盲动更受到莫斯科两个司令部——斯大林和第三国际——互相冲突的影响，以致在中共党内引起忽左忽右的路线分歧和接二连三的权力更换，几乎所有的暴动——从南昌暴动到秋收暴动——很快都以失败告终。这种另类洋人主导的反洋活动愈演愈烈，两党在持续的夺权斗争中最终酿成国家民族的大分裂。毛泽东对中共在中国领导的这一场革命表述得很清楚，它远远超出了国家民族利益的范围，已成为“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它从属于斯大林伟大的战略，它“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一道桥梁，建立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因此，毛泽东号召“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结合起来”，这个爱国主义始终都从属于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主义。14在中共四中全会的檔中，则更加明确地提出：“对共产国际路线百分之百的忠实这个口号，是使党更加布尔塞维克化和苏维埃革命更加胜利的唯一道路和保证”。
也正是在这一分裂国家和民族的路线指导下，中共于1931年在赣闽边区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当时公布的“宪法大纲”规定： “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立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军阀、官僚、地主、豪绅、僧侣……是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的”。直到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仍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两相对比，中共政权反民族/国家主义的本质及其对中国人的国民身份之剥夺，自始至终都未改变。从该宪法的民族政策更可看出，今日中国境内民族分裂主义倾向的始作俑者实为中共。如其中这一条款：“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由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中国区域内的，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中共为什么如此坚决地支持各民族独立呢？因为不管他们独立到什么地步，对中国苏维埃和中共期望出现的蒙古、回、藏苏维埃来说，“苏联是客观存在的巩固联盟”。乔巴山领导的外蒙古独立便是在促使中国各民族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革命路线指导下由苏联一手策划的。对此分裂中国领土之举，中共立即发表声明全力支持，而且站在苏联的立场上指责国民政府说：“最无耻地，到现在国民党政府还不承认外蒙古是独立自主的人民共和国，而把外蒙古看成中华民国的附庸。” 15 回顾这一分裂国家领土的史实，不知今日的海内外爱国人士觉得到底谁“最无耻”？
国民政府的民族主义外交路线 与中共的国际主义反帝路线形成明显的对比，中国政府——从北洋政府到南京的国民政府——则忍辱负重，一直坚持通过民族主义的外交路线尽可能维护国家主权。 比如在1921 年的华盛顿九国会议上，中国代表在美国支持下就争得了不少国家利益，迫使日本放弃对山东的占领，但顾维钧所提“关税自主”案仍为各国所拒。海关主权是国家主权重要组成部分，自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海关行政管理权、关税自主权和税款支配权丧失殆尽。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次年即宣告关税自主﹐并公布国定《进口税暂行条例》。经过拉锯战的谈判，国民政府先后与各国达成协议，最终争得关税自主权。此后关税收入大大增加，正是靠这笔重要的财源， 南京政府支付军费开支，初步发展了教育、文化、交通、厂矿等事业，对中国早期现代化因素的积累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西方压迫下的现代化进程中，外国的建议、辅助和控制既有推动中国建立制度，改善管理的一面，也有限制中国独立发展的一面。明清两朝长期海禁，在清政府与他国未建立正式外交和贸易关系的情况下，并未设立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既不存在海关总署那样的机构，也无所谓关税主权。从某种程度上说，正因为中国到后来处于被剥夺主权的状况，海关主权意识才逐渐从中觉悟和树立起来。天下主义的领土观是一个大而化之的概念，它重中心而轻周边，只是在列强逼迫下接二连三向外国割地划界，中国政府的领土意识才逐渐强化起来。在弱与强的对抗中，弱国是在抗拒强国压迫的过程中强壮起来的，它被迫地通过“他者”来定位自我。中国的民族/国家主义焦虑就是力图摆脱这一尴尬处境的焦虑。
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曾就赫德领导下的中国海关如是说：“我们英国人尤其关心它（海关的外国监理）能运作良好，这不仅是因为它能规范贸易，而且因为它是把进步引入中国的一个通道。事实上，中国对此一无所知，因而也没有引起它的猜疑。最后，如果我不是大错特错的话，还应千方百计、未雨绸缪地防止中国建成一支舰队或一支军队。” 16威妥玛这一席英国对华政策的谈话露骨地表达了列强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所设的限制，也透露了国民党建军之初未能从英美等国求得援助的原因。苏俄的及时援助在当时可谓雪中送炭，但苏俄帮国民党建军并非为中国真正的独立自主着想，其目的是要把中国拉入苏共的反帝阵线。只是在国共分裂后，蒋介石摆脱了太上皇式的俄国顾问，待海关收入稍微充实了财政，他才得以转向德国：聘德国顾问，买德国武器，取得德国的工业和军事援助，赶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前练出一支德式装备的军队，做成了威妥玛不愿意让中国政府做的事情。
小小的繁荣 但南京京政府所能控制的地盘毕竟十分有限，财政的拮据一直使它的行政运作和军队建设捉襟见肘。按照史景迁和费正清的叙述，蒋介石及其军队在北伐中曾对上海商会采取勒索军费的手段，在江浙商绅中一时引起恐慌，五院结构的南京政府建立后，所谓训政期间的政绩似乎也乏善可陈。17尽管南京政府在民生问题上没做出多少显著的成绩，但至少就蒋宋、宋孔的联姻，蒋本人与张静江的交往，以及政府在金融改革上所做的努力而论，蒋介石政府与财富集团的利益基本上还是一致的。在这个短暂的统一局面中，由争回关税自主权而赢得的利益毕竟促进了当时的经济发展，对民族资本家来说，建立起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总要比不断闹罢工和搞暴动的情况好多了。中共指责国民党政府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此话说得没有错。现代的民族国家不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将何以促进经济的繁荣？不靠繁荣的工商业纳税，哪里有钱建立强大的军队？民族/国家主义的道理很简单，那就是由民富到国富，在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建立强大的军队，在经济的持续增长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中共的暴力分田和城市暴动等苏共主导的国际主义革命路线则是劫富济贫，其平分财产的结果是削高填低，降低原有的经济水平，最终造成社会动乱，把国家拖入灾难的深渊。这正是孙中山不同意在中国搞共产主义的原因。
南京政府在国民经济上取得的成就固然不大，但毕竟开始扭转自清朝以来受列强压迫的现代化发展劣势，毕竟建立了一个为各国承认的国民政府，为国家自主地发展经济多少争取到某些有利的条件，其初步取得的小小繁荣在历史上被誉为“黄金十年”。只可惜那局面很快即因日本的入侵而化为泡影，真正的繁荣尚未形成，很多美好的事物都像歌曲《花样的年华》所感叹的那样消亡于弥漫的硝烟。战争的破坏，经济的崩溃，救亡压倒一切，民族/国家主义路线陷入的深重危机反而给中共的夺权斗争创造了浑水摸鱼的条件。
五、抗战：国共美苏的歧途
促战情绪与缓战策略 闻一多死在国民党特务的枪下，实为一错误的讽刺，这位烈士“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态度一经毛泽东赞扬，他丰富多彩的一生便定格于最后那个壮烈牺牲的镜头。闻一多年轻时其实是很反共的。20年代留学美国时，他曾积极组建“大江会”国家主义——他强调nationalism的国家导向，认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一个不准确的中译——团体，该会的第三条宗旨就明确指出：“鉴于国内经济落后，人民贫困，主张由国家倡导从农业社会进而为工业社会，反对以阶级斗争为出发点的共产主义。” 18闻一多回国后一直宣扬国家主义的立场，1926年与同仁召开“反俄援侨”大会，抗议苏联践踏中华民国主权和残害在俄华侨的行径；后在青岛教书，曾因批评学生中要求政府立即对日宣战的言行而受到激进分子围攻，以致无法在那里继续执教。纵观闻一多的立场和言行，我们不难想见那时候的知识分子普遍对共产党所持的怀疑或反对的态度。同时，闻在对日宣战问题上较为理性的见解也可作为民意抽样来证明，蒋介石在日本侵华初期的不抵抗政策并非无人理解和支持，也并非毫无道理。中国在军事上一直处于弱势，对付外来的军事挑衅，不讲策略地盲目回击，未必符合国家民族的利益。早在满清时代，有些本可通过谈判和外交手腕解决的冲突，往往在朝野主战情绪的影响下贸然宣战，结果均因实力相差悬殊而打了败仗，最终招致更多的不平等条约。蒋介石及其政府不是不愿抗日，而是企图以缓和的方式拖延时日，一边争取国际干预来制止日本的侵华行动，一边加紧集结军队，在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开战。中国当时尚处于内乱，中日军力的对比相差过于悬殊，仓促上阵，只会造成无谓的牺牲，反而妨害了抗日大计。无奈中国民众的爱国心一向偏于意气用事，激愤的群情与当局的缓兵之计于是形成强烈的冲突。受共产党在青年学生中鼓动宣传的影响，民间激烈的反日行动给日军的挑衅制造了借口，使本来就很紧张的局势一触即发。蒋的对策受到各方面的指责，抗战的呼声再次掀起了民族主义怒潮。在这一气势汹汹的促战主流中，有一股暗流实来自苏俄。
俄国自1904年在远东败给日本，不但丧失它原先在中国东北的利益，连西伯利亚的安全也受到很大的威胁。中日战事初起之日，对比英美之袖手旁观，不能不承认苏联对国民政府的援助——低息贷款2.5亿美元，提供飞机一千架，派遣大约两千名飞行员和五百名军事顾问——之大度及其所起的作用。苏联帮中国，当然也是为自己，它支持中国抗日，并竭力通过中共的活动迫使蒋介石早日对日宣战，意在让战火只烧在中国，由中国拖住日本的后腿，自己好集中兵力对付欧洲的法西斯势力。中共从江西苏区撤出时，起先只是盲目逃窜，后来则打算分途去新疆和内蒙寻求苏联的接应。所谓“北上抗日”的长征，喊出的口号竟是“武装保卫苏联”，而非解救沦陷的东三省。后来中共的路线从“反蒋抗日”转向“联蒋抗日”，也都是在按斯大林的指示办事。假若没有因西安事变而促成过早抗日的局面，假若蒋当初确实得以在“安内”后再转而“攘外”，中国的抗战损失必会更小，全国的抗日力量必会更加凝聚，而成王败寇的历史书写也必会大不同于今日。
美苏的援助与霸权 中国的民族/国家主义焦虑之总根源在于中国自身的积贫积弱。中国无力单独对付外来强敌，故不得不联合国际的反法西斯势力，不幸在得到外援的同时也受到了援助国的牵制和困扰。中国一边以血肉长城死战日本，一边被掣肘在应付美国和苏联的不愉快关系之中。国际间并不存在无缘无故的援助，援助及其所附带的要求往往使援助带有侵犯受援国主权的成分。珍珠港事件前，美国在中日交战的问题上严守孤立主义（isolationism）态度。如就美日在1939年7月以前的贸易往来论，美国卖给日本大批石油和汽车零件的生意，其实等于在间接地支持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而作为中国友邦的苏联，为全力迎击德国，摒除后顾之忧，竟于1941年背着中国与日本签署中立协议，对日本所作的承诺不啻为对中国的背叛。美国直至珍珠港挨炸后对日宣战，始正式与中国结盟。因为美军要在中国修建机场，要从中国起飞轰炸日本，美国更指望中国战场拖住日本更多的兵力，从而减少美军在太平洋上的压力，而且为兼顾东南亚战场，美国更调遣国军最精锐的兵力到缅甸协同英国人作战。盟军在帮助中国的同时，也以其优势军力的霸权僭越了国军的指挥权，在美国指挥官高标准的要求下，国军简陋的装备和缺乏训练有时就难免显得又寒伧又低劣了。军事观念和物质水平的差异就这样在蒋介石与史迪威（Joseph Stilwell）的合作中不断引发冲突，史的专断独行极大地伤了蒋的尊严，蒋的民族主义死硬原则也惹得史非常恼火，两个最高军事统帅之间的紧张关系再明显不过地反映出一个弱国在接受强国援助过程中被动而委屈的处境。
美国的两颗原子弹以最后的一击加速了日本的投降，但美国没有采取原先要从中国大陆出发占领日本的计划，而是选择从太平洋登陆日本各岛。这一计划变更在很大的程度上为共军在后来的内战中获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美国自始至终都回避卷入中国本土上发生的战争，美国不愿意付出太多的人员伤亡，很害怕陷入中国事务的泥坑拔不出来。因此罗斯福才与斯大林在雅尔塔暗定密约，牺牲中国在东北和蒙古的主权，在满足苏联利益的条件下，取得了苏军出兵东北的许诺。据蒋经国回忆说，当年他受父亲的指示当面与斯大林争持，要求保留中国在蒙古的主权，斯大林先对蒋经国的要求表示了一番同情的理解，然后冷酷而现实地对他说：“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19 斯大林蛮横的坦白狠狠地将了蒋经国一军，这位在苏联滞留已久的太子党人物终于认识到，国家与国家的较量，得慿各自的实力，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布尔什维克并不在乎中国人高贵的民族主义感情。无论是蒋还是毛，当然都不会自愿放弃国家主权，把国土拱手让给他国，只可惜中国的国力和军力不具备什么事都可说“不”的资格。这才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者面对领土完整的问题时常常情绪不佳的困境，从前是，现在是，将来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会是。
苏联虽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却为中共的得势办了好事。国军抽不出手去打关东军，美国不愿付出那样的牺牲，结果把扩张的机会让给了苏联。苏联在美军轰炸广岛两日后才对日宣战，红军迅猛开进东北，打了场瓮中捉鳖之战。日军投降后，红军在中国的土地上劫掠价值20亿美元的工业设备，作为战利品拆运回国，没收价值30亿美元的金条和8.5亿伪满币。唯独从日军手中收缴的武器没带回去，而是全部移交给前来接收的共军。这批武器落到解放军手中，自然对中共后来的获胜起了关键的作用。斯大林当时未必想扶植中共政权取代国民政府，他与蒋介石的中苏友好条约签订得十分满意，占尽好处，恐怕只有毛泽东闻讯后甚感窝火。斯大林始终要求中共紧跟苏共的共产国际路线，但他每一次与中国政府打交道，只会把苏联的国家利益放在首位。
毛泽东的美国情结 斯大林不相信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因为毛一直在搞他自己那一套本土化的马列主义，通过延安整风，党内的莫斯科派已被他一个个扳倒。从某种程度上说，毛反倒更喜欢亲近美国人，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交谈，当然要比应付共产国际同志要从容自在多了，他至少不必遮掩他那离经叛道的面貌。毛与斯诺等左派文化人和美国政府派到延安的代表在一起总是谈笑风生，胸襟开朗，给他们都留下了某种新型中国人的印象。那时候美国记者一批批前往延安采访，他们的报导——特别是斯诺的《红星高照中国》——发表后，在美国朝野一时间引起对那个边区政府充满想象的好感。热闹的政治讨论和模式化的军事演习，表面上天真的农民民主，自给自足的大生产运动，秧歌舞代表的群众文艺，所有那一切在更同情劳苦大众和喜欢浪漫化民间人情味的美国人眼中，全都显得共产党人的情调与乐观坦率的美国人更为相近，他们的民族主义革命精神似乎也比较符合美国的民主价值。与重庆的国民党官员相比，延安人让美国人觉得更富有活力。后来去那里的军官考察团甚至确信，在国共的下一场争斗中，共产党将会获胜。美国人对延安肤浅的好评和他们戴着民主有色眼镜去看待中共的美好感觉显然也感染了中共高层。由于担心蒋介石独霸抗战的胜利果实，毛泽东和周恩一直都在考虑夺取政权的多种管道，比如直接争取美国的支持，便是他们所打的一个主意。据说在抗战胜利前夕，毛即秘密向美方建议，希望以中国政党领导人的身份访问华盛顿，亲自与罗斯福会晤。毛的请求后来通过赫尔利（Patrick Hurley）传给罗斯福，忙乱中的罗斯福没来及认真考虑此事就突然病逝。后来迪克西使团访问延安，毛再次提出要求，而且向该使团表白，说美国是战后援助中国“最合适”和“唯一的国家”。20毛的暗示显然在向美国人强调，中共往后并不指望事事都靠苏联。怪不得斯大林指责中共是“萝卜型”——红皮白心——的共产党。经过长期求幸存的斗争，中共好容易熬到出头之日，如今进入美苏两国不同的引力圈，其民族主义的姿态自然呈现出左右摇摆的步调。
如果美国抓紧机会拉中共一把，最终促成联合政府，会不会把中共拉入民主阵营？会不会避免那一场失去中国的内战？会不会最终建成宪政的新中国？后来美国政府认真检讨过对华政策的偏差，追究责任，后悔不迭……无奈那曾富于包孕性的转机业已流失，随后的事态就一直向人们不愿意看到的情况恶化下去。1946年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曾取得最佳决议：未来的宪法将保证各省的省长来自民选，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各有适当的权力分配。当时的中国社会多少还保留了地方自治的良好基础，中外人士都觉得和平与民主的实现很有希望。但中共的谈判要价太高，蒋介石一点也不让步，停战协议一再在冲突中破裂。蒋的判断没有错，他越来越确认到国民党的前景：不灭共产党就会被它所灭。他错在该消灭共军时没消灭共军，已到消灭不了共军之日却指望在美国帮助下一举把共军打垮。美国人很怕被蒋拖入中国的内战，他们只能派代表在国共之间断断续续做调停的工作，结果没起到和解的作用，反贻误了国军的战机，也招致了中共的恶感。
后来中共地下党藉沈崇事件在国统区掀起“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在民众中造成国民党政府勾结美帝国主义欺压中国人民的恶劣印象。美国驻军被闹得声名狼藉，不得不陆续撤出平津，为共军进一步扩大解放区扫除了障碍。直到四十多年后，当事人沈崇供出她当初如何在党组织安排下执行色诱美国兵的任务，外界才得知，原来中国人捍卫妇女贞操的民族尊严感完全是一个打起爱国旗号的仙人跳诡计挑起来的。21但对苏联红军占领东北期间大肆强奸中国妇女的暴行，出于投鼠忌器的考虑，中共方面就只得吞下耻辱，有苦难言了。22 在“一边倒”的50年代，很多正直的普通人仅出于自发的民族感不小心批评了苏联的霸道，踫到运动中被揭发出来，不是被打成右派就是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从此以后，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是非标准就随着中共对外立场的变化而左摇右摆地更迭下去。
胜败与民族气度 抗战胜利后，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组织中赢得较高的地位，号称四强之一。中国收回了日本强占的土地，各国也先后放弃在华租界，中国从此摆脱了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孙中山期望的国际平等初步实现，民族主义这一国民革命的首要任务可谓基本完成。
但八年抗战也耗竭了国民政府，那最后的获胜仅可称作惨胜。疲惫不堪的国军虽打败了日本，却还在共军牵制下面临内战的威胁。当时最大的问题是通货膨胀，经济崩溃，国民政府本应全力投入国民经济建设，不幸却陷入了内战。因此国军并没能配合美军登陆日本，一展其驻军占领的威风。这一场胜仗似乎胜得并不彻底，没打到直捣黄龙府的地步，难免在国人的民族意识深处打了不少折扣。
反观苏联和美国的战况，就对比得中国相形见绌了。苏联境内受到入侵德军严重的破坏，苏军死伤十分惨重。但红军最终攻克柏林，强奸几百万德国妇女，掠走尽可能到手的财物，至今红军的坦克和纪念碑还耀武扬威，矗立柏林广场。美国的珍珠港固然遭到日本惨重的破坏，但美国后来对日本的空袭千百倍于日本，在美军全面占领日本和改造其社会制度期间，美国兵在日本的放纵造出了大量的混血儿，直到今天，美国的军事基地仍设在日本的领土上。俄国人和美国人都通过征服和占领伸张了各自的正义。在事过境迁后恩仇已了，他们也就没必要再去翻陈年旧账。留在他们心中的战争记忆只是惨痛的教训，深沉的哀悼，而不是受害者没完没了的怨诅和一再由官方煽起的仇恨。受害者意识是弱者的变态心理，因感到自己无力无能，便只能熰烟似的在心里怄气。
即使吃了败仗的德国和日本，被打垮的也只是错误的军国主义道路。战败归战败，除了战犯受惩罚，国家原先的工业基础、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和民族气概，还都与国土俱在，并没有随战败而横遭唾弃。经过50年代的恢复，两国都在经济文化上迅速崛起，以更加富强的姿态再次翘楚世界。今日的世界格局已不同于二战前后，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都不可能，也没必要为称霸一方而与他国在武力上争雄。日本人也没有对美国投原子弹的罪行怨恨不休，人家另走了一条自强争气的道路：在技术和出口产品上争取领先，让日产的汽车和电子制品绝对地占领美国市场，不动一刀一枪，就赚了美国人，乃至全世界的大钱。德国在这方面的成就绝不次于日本，德国的名牌汽车甚至拥有比日本更大的市场和声誉。因此日本人和德国人都能心平气和地面对美国和俄国，照样以大国国民的姿态登上国际舞台，与中国人那种老是心理不平衡的状态恰形成明显的对比。
上述的情况表明，任何国家，打了胜仗也好，打了败仗也好，要在战后自立于世界，赢得平等的国际待遇，首先要解决好本国的民权和民生问题，在经济繁荣的基础上，还需进一步提高各自的民族主义品质。这就是说，每个国家都想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但当今之世，这个地位不可能全靠武力征服取得，而更多地取决于是否能推出比他国优秀的产品——物质的、技术的和文化的产品。
可悲的仇日心态 然而中共取得政权后六十年来，在优化民族主义质量的努力上却做得实在太差。由于把大量的政治工作都放在加强全国人民热爱共产党的教育上了，结果反而劣化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质量。从年老的到年轻的，很多中国人对战争的认识至今仍缺乏现代人的人权立场和人道关怀，尤其是年轻的一代，甚至表现出好战的和反人类的狂热。提起对外战争，特别是涉及到日本的战争，中国人在其民族主义情绪爆发的亢奋中每每露出复仇的狠毒。2004年，美国的伊战虐囚事件在新闻上曝光，新浪网就交战中如何对待敌方妇孺和战俘的问题作了一次问卷调查，问卷的结果令人震惊，竟然有82.6%的中国青年赞同枪杀妇孺和战俘，特别在如何对待日本人的问卷中，来自全国各地的回答几乎众口一词地表示要全部杀光。请看他们的回答：“如果是日本人，我会杀光，烧光，把他们从地球上清掉。”“ 如果是日本人，我连孕妇也杀，何况妇孺和战俘？杀杀杀！！！”“如果是日本人，老的开肠，男的活剥皮，小的砍手脚，女的轮奸后凌迟至死。” 23类似的杀戮狂回答还有很多，残忍的字句令人不忍卒读。
应该注意到，在这些青年人发泄仇恨的言词中，基本上都强调了要“强奸”或“轮奸” 日本妇女的欲求。对比上述苏军和美军在德国和日本的征服行动，我们不难想象中国人仇日情结中郁积的压抑是多么无助而无奈。按照心理分析理论的说法，性暴虐变态心理是性无能造成的，心理上或口头上残忍的人，行动上往往软弱无力。以上问卷的回答让我们明显地看到，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变态心理既缘于中共极权对民众的高压，也折射了中共的军力一直无法与强国争雄的弱势焦虑。中共的海军发展了六十年，连一艘航空母舰都建造不起。只因自忖没把握挑战日本海上自卫队，故至今仍不得不坐视日舰多年来巡游钓鱼台海域，不得不容忍日本公司参与东海油田的开发，以至在最近与日方签下让步的协议。这才是愤青们激愤的病根。可悲的是，愤青们只有银样蜡枪头能挺出阵来，也就只有在安全界限内放他们愤怒的空炮了。
这些年轻人都是在和平环境中长大的，面对他们如此暴虐的战争狂热，不能不令人对所谓爱国主义教育存在的严重问题作一检讨。历史书写的出发点是历史的真实，在古代，秉笔实录乃史官的职责。只有面对真实的记录，后人才有可能谈论兴亡盛衰和是非成败的道理，对民族国家的命运作有益的思考。因此，历史在中国一直都被视为资治的镜子，任何王朝及其皇帝，都必须面对那一面镜子的鉴定。从古至今，敢于公然歪曲历史真实，进而编造自身神话的，恐怕只有中共政权一个。因为中共一直都在靠掩盖真相求其幸存，揭出真相，原形毕露的中共便很难再见容于天地。
为简单明了，以下就直接用数字来说明真相。国军在抗战中死伤总计三百一十二万六千零八十七人，阵亡将官达二百多位。抗战初起，逃至延安的红军仅剩二万余人，抗战结束，其军力已扩充至一百二十万之众。这正是中共按照毛泽东的教导——“七分发展，二分扰蒋，一分抗日”——所取得的辉煌成果。谁流血牺牲，谁自肥壮大，数字便是最好的说明。因此可以说，日本侵华，反救了中共，中共才是抗战胜利的真正赢家。从现象上看，是共军打败了国军，但就根源论，国民政府主要是让八年抗战拖垮的。凡读过黎东方《细说抗战》或看过大型纪录片《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年轻人，必会在吞声饮泣的惨痛中对国军抗战的艰苦卓绝留下深刻的印象：弱势的国军尽管打得很惨，却也锤打出拼命的顽强，原来分散的各路兵力反倒因受到巨创而凝聚了力量，在血肉模糊的挨打中硬是拼出不屈的民族气概，居然坚持到日军投降的最后一刻。在几近崩溃的持久抗战中，伤亡非常大，屈辱也很深，但民国人向来都不屑喊冤叫娘，弱者要保持弱者的尊严，只有把打断的牙齿吞进肚子。这一沉默的坚韧可谓民国人抗战精神的基调，也是国民党方面书写抗战史的态度：对敌我双方的情况，一般均以平实的笔法记叙和评论，很少作煽情的渲染。
1949年国民党被赶到台湾，中共掌握了历史书写的大权，为塑造中国共产党抗日的中流砥柱形象，从历史课本到文艺宣传，大陆上所有的文字音像媒介不但全面抹杀国民政府的抗日功绩，而且把日军侵华过程中中方的种种失利和窘况都归罪于国民党的投降路线。特别是在反映抗战的文学影视作品中，为突出国民党的软弱无能及其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一个惯用的手法就是大肆描绘日军烧杀抢掠的场面，在激起公众对日本法西斯仇恨的同时，进一步加深对国民党的唾弃。在《地道战》、《平原游击队》等电影和《烈火金钢》、《野火春风斗古城》等通俗小说中，为突出八路军游击队的英勇善战，日寇和汉奸的形象多被妖魔化或漫画化，惊险的场面总是以我方的出奇制胜告终，敌人除了令人发指的凶恶，剩下的只是可笑的愚蠢。公众在皆大欢喜中认同了党的抗日路线，但同时也潜移默化，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虚假观念，感染了伪劣情调：戏剧化的战争场面给年轻人造成一种杀人放火如同儿戏的印象，它不是通过表现战争的残酷性和恐怖景象来探讨有关人类罪恶和人性觉醒等严肃的问题，而是要对观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增强你对敌人的仇恨，激发你消灭敌人的志气，在永远是我方/英雄和敌方/坏蛋的黑白对比下，敌人已被归类为非人。每当银幕上的我军在进行曲中冲锋陷阵，把刺刀插进敌军心窝的时候，在场的观众总会跟着意淫一次爱国主义快感。有一部青春片中年轻的主人公如此表白说：“在新的一场世界大战中，我军的铁拳定会把苏美两国的战争机器砸得粉碎，一名举世瞩目的战斗英雄将由此诞生，那就是我。”好战，狂妄，正是通过这一类空洞的豪言壮语，被戏剧化的英雄主义暴力支配了青少年爱国的或民族主义的想象。
毛泽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怀着类似那个青春片主人公的英雄气概派志愿军去抗美援朝的。1950年，以小米加步枪打败国军的共军正处于骄兵得志的状态，韩战打已到鸭绿江边，毛泽东觉得有必要冒险去教训美帝一下。尽管那只是斯大林摊派给中共的一个烂差事，尽管党内高层多不同意贸然参战，但毛泽东执意要打。他要向世界显示中共坚强的民族主义姿态，证明“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结果中方的伤亡极其惨重，实际的情况并非影片《上甘岭》中那么高昂的血染风采。在哈金最近发表的小说《战废品》中，你会惊恐地看到美军的凝固汽油弹杀伤力多么恐怖，成千上万的志愿军在冰天雪地中如何白白送死。
韩战后的中共政权卷入了美苏对立的冷战体系，随着反帝和反西方资本主义路线的确立，中共的一系列政策都指向了反民族和反国家的方向：民族/国家主义的动力被摧残殆尽，党族/党国主义登峰造极。
六、走向孤立的党天下
人民拔高和民间湮没 民族国家的建立需诉诸民族的文化与历史，从而自证其存续与法统（legitimacy）。但中共政权的法统来自共产国际及其意识形态，一个在办公室或会场照例要悬挂马恩列斯头像的政府自然不会把它的合法性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以及辛亥革命联系在一起。为给其“外来”性质的政权增补一本土的出生证，“人民”这个本来很普通的字眼被赋予特别重要的意义，致使其高升为中共政权合法性的资源。早在七大闭幕的讲话中，毛泽东就把人民捧为中共的上帝。这个被架空到天上的“人民”，在新中国建立后更成为各种新生事物通用的冠词，从“人民共和国”到“人民政府”，到“人民代表大会”、“人民解放军”、“人民警察”、“人民法院”和“人民公仆”，直到印有毛泽东头像的“人民币”。这一命名的泛滥遍及各种机构与团体，它以人民当家作主的表面现象赢得民众的认同，突出了新社会优于旧社会的面貌。
但仔细地辨析，“人民”实在与受宪法保护的公民或国民有很大的不同，它并非指向个体的法律概念，而是用来圈定特殊群体的政治概念。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不用说都明白，并非居住在中国境内的所有社会成员都被当人民对待。那时候，人民首先是以劳动大众为主体的，只有赞成和拥护共产党领导，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员才属于人民的范畴。反之，就是阶级敌人。按照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说法，所谓“人民民主专政”就是“由工人阶级团结全体有公民权的人民，首先是农民，向着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人民的社会地位固然提高了，但他们同时也被国家确定为必须争取和动员的对象，打击阶级敌人的力量，党指向哪里就走向哪里的大军。随着人民的概念进入党的政治论说的核心，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民间”遂被推向边缘，以至趋于湮没。民间者，民众生活之空间也。“正是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民众依其熟悉的方式过活，追求他们各自不同的利益，彼此结成这样或那样的社会组织，如宗族、行会、村社、宗教会社等。”自古以来，民间以其多样性、自主性和私人性在官方的控制外繁衍出丰富的社会生活。尽管“从历史上看，‘民间’的产生与存续并非一种现代性的现象，在发生学意义上，它与现代性过程也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比较地看，其中多少还是“包含了若干与civil society相似的要素：一个商品交换的市场，家庭的内部空间，中介性的社会组织，某种公众和公议的观念，以及一种不在政府直接控制之下的社会空间与秩序。” 24 特别在进入民国社会后，出现了商会、农会、合作社等新型组织和社会团体，又有晏阳初、梁漱溟等人倡导农村建设活动；此类组织与活动若能在宪政的法律保护下寻求各自的利益，伸张不同的要求，形成与政府互动的社会生活网络，必将为民族/国家主义发挥其正面的动力——经济成就、竞争性和繁荣被确定为国家的重要价值——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但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国家机器被确立为压迫阶级敌人的工具和主管社会主义建设的总部，人民群众尽管在表面上被抬高到当家作主的地位，实际上却处处受到国家的干预和控制。社会生活完全政治化，任何独立于党权之外的群体活动都有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从属于人民群体的个人没有发言的自由，没有参与决策或要求知情的任何权利，连传统社会中民间互助和自救的功能亦不复存在。比如像从前发生饥荒时富户或慈善组织的赈济活动，在60年代初的中国就丝毫没有萌生的可能。结果几千万人民活活饿死在被隔绝的穷乡僻壤，地方当局不但不放他们出外找一条活路，连他们饿死的消息都全面封锁，不准任何人公开谈论。
人民性的反民族本质 人民性的观念也是反民族性的和历史虚无主义的，它的核心其实是阶级性。1949年以后，中国历史被重写为人民反抗封建王朝的历史，农民起义被描述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搜集各朝各代的民间暴动，编排出一套劳动人民“造反有理”的革命谱系，为中共政权的法统疏通了历史的源流。经过人民性这一转换，中共的国际共运外来法统落地生根，在本土血脉的灌注下遂拥有了历史道义和广大的群众基础。华夏民族数千年来的文化传统及其历史进程于是在人民性这个武断的标尺下被简单地划分成“封建”和反封建、压迫和反压迫两股势力的阶级斗争。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则标志着旧的历史的终结，劳动人民全面获胜的新纪元之开始。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激烈批判，中国的民族传统和文化遗产至文化大革命几乎被彻底否定，破坏殆尽，历史被按照当前的政治需要任意曲解，被吹得无限膨胀的人民在很大的程度上已取代民族，成为革命暴力的图腾。
这一非民族化的阶级斗争路线也同样推行于少数民族地区。在中共语境中，“大汉族主义”主要是谴责国民党政府压迫境内各少数民族的罪名，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则与之相反，它被宣扬为超越了狭隘的民族局限，正像解放汉族人民那样，党也要领导各民族人民打倒他们本民族内部的压迫者。因此，在少数民族地区也像在汉族地区一样，从50年代起，同样开展了社会改造及其它政治运动。各民族中靠近共产党的积极分子被发动起来，让他们挑起群众去斗那些曾与国民党政府有关系的土司、头人、喇嘛、活佛、阿訇、奴隶主等等，把他们都列为人民的敌人。积极分子在运动中被提拔入党，重点培养，进而安排到叫做自治区或自治县的地方政府内担任领导，成为党在不同民族中可靠的代理人。这些少数民族领导被培养得更像汉族中的领导，至于他们身上的民族特色，大概只有在他们作为各民族的人民代表去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喜气洋洋地穿上各自的民族服装时，才显得最引人注目。当各少数民族人民及其地方领导与汉族人民及其地方领导之间的人民性认同远远高于他们对本民族及其传统的认同时，所有的少数民族还能有多少本民族的民族性保被允许留下去？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共的党化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民族性的削弱、贬抑与它对中华传统的削弱、贬抑一直都在同步进行，都达到了不相上下的地步。从历史虚无化到民族虚无化，在各民族的大家庭中，要想避免被归类为阶级敌人，只能紧跟党的领导，老老实实当红色臣民了。
中共对中华传统及各少数民族传统破坏之严重令人想起了《诗经》上“螟蛉有子，蜾蠃负之”的现象。螟蛉是一种青虫，蜾蠃是细腰蜂。细腰蜂用它的毒刺把青虫一蛰，将被麻醉的青虫拖入巢内，把蜂卵排入青虫体内。青虫不死不活，不动不腐，正好给孵出的小蜂提供了新鲜的食物。等到小蜂成群飞走，青虫只剩下一具空壳。中共就是寄生在中国各族人民身上的细腰蜂，它靠民族主义资源壮大了自己的力量，结果却恶化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质量。
马克思主义者常说，“工人阶级无祖国。”国际共产主义的革命是跨越国界的和不分国别的。毛泽东自知中国无力与苏修争雄，他转而向亚非拉等前殖民地国家扩大影响，输出中共革命的土经验，试图领导所谓第三世界的人民掀起全球范围的革命高潮。比如：在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支持共产党的武装革命，造成华侨在那些国家被大量屠杀。对非洲很多朝三暮四的国家提供丰厚的无偿援助，慷国家之慨，在国内经济极其困难的年代给那些不断在发生政变的政权花了大量的冤枉钱。中共与朝鲜和越南的关系自始至终都有悖于国家民族的利益，这两个共产政权在受中国援助期间曾与中共十分亲密，可惜到后来都因倒向苏联而与中共矛盾重重，最后反闹成为最危险的邻邦。如果我们能搜集到确切的数字，把中共支持第三世界革命的各项花费汇为一编，其总数很可能远远超过清政府对所有列强的赔款。就此而言，中共的反民族主义路线就不只是观念错误的问题了，该路线到底给国家民族的利益造成了多大的损失，的确需要进一步搜求数据，深究其罪责。对中共来说，党族的利益大于民族利益，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中共都力争在各族或各国培植亲共的势力，最终把各族各国的人民统统圈定为共党一族。此其所以为党族主义也。
党即国家 党国主义是一种党—国二元结构的体系，从中央到地方，任何政府部门都设有党组，任何行政官员都受相应的党组书记的监督指导。法官无权判案，决定权在党的政法委；军长名为最高指挥官，实际上要受军政委的领导和监督；公司有经理，学校有校长，但他们的权力都低于该单位的党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真正存在，它只是中共中央及其政治局的一个外部表现。
在建国之初，由于联合政府的许诺言犹在耳，毛泽东在1949年9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多少还是作出了与各民主党派联合执政的姿态。随后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务院，在任职的安排上给党外人士也留有一定的名额。但在这个权力股份公司内，党掌握了绝大多数股份，党外人士仅拥有一点奖励性的股份，民主共存的局面打一开始就带有很大的点缀成份。不幸那些党外人士太相信党的优待，其中有些人竟不知趣，敢在正式场合放肆议政。梁漱溟最先在毛泽东面前碰了钉子，紧接着1957年大举反右，联合政府的生机从此被连根除掉，幸存的民主党派成员都规规矩矩作了党派花瓶。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一变而为党的天下。
尽管如此，民族/国家主义的动力仍在党内的权力斗争中明灭闪现，不时擦出几星火花。在解放区根据地曾主持政权建设和财经工作的一批负责人在解放后都担任了各部门的行政要职，像周恩来、刘少奇和陈云之类务实的中共高层，他们在日常工作上所建立的制度，所追求的效率，就与毛泽东经济建设上的冒进路线常发生冲突。行政权与党权的摩擦催发了党天下内部的国家主义诉求。七千人大会后，毛退居二线，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国家主席从党主席的身影中分离出来，中央书记处主持党的日常事务，毛被闲置在一边编织他意识形态权谋的蛛网。党—国二元结构的体系内出现了二元对立的苗头，一种健全政府职能的努力开始发挥作用，它抵消着毛的干扰，也使毛感到被架空的不适。这就是使毛泽东一直感到压抑和焦虑的资产阶级路线。他后来一手发动文化大革命，费了那么大的力气，以至打倒了刘邓，仍不放过要设国家主席的林彪和陈伯达，其最终目的就是干脆废掉国家主席的位子，像慈禧太后那样躺在他中南海的大床上操控一切。毛主席在取得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后终于成为唯一的主席，一个凌驾于国家之上的主席，但同时他也把自己弄成了孤家寡人。
毛的愚行和风派 从土法炼钢和人民公社直到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毛泽东建设现代化的路线一直是一条反现代性的路线。西方的封锁和中苏关系的破裂使中国处于与世界先进技术隔绝的境地，毛利用他煽起的伪民族主义热情——反帝反修的狂热——调动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企图靠发挥到极致的人力来提高生产的效率。他从愚公移山的愚行中得到了超英赶美的启示，可惜那远古的干劲在现代化的竞争中毫无效力。那时候发达国家正在竞相发展新技术，开拓新领域，亚洲的台湾、南韩和新加坡也顺应潮流，急起直追，资本主义世界呈现出一片经济增长的繁荣景象。只有中国的经济像一个吃自己的血肉来养自己的身体的怪物，在文革末期，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毛还在运动全国人民，对唯生产力论和资产阶级法权开展了大批判的活动。
中共自公开反修以来，在中国的东北和西北边界上不断与苏联发生军事冲突，领土纷争加剧了中苏两党的路线分歧。苏联的核打击引而不发，对中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中国面临的局势并非毛泽东所说的“东风压倒西风”，实际上中国从来也无力刮起大王之雄风，在国际上一直都处于随风倒的境况：不是追随东风，就是追随西风。这一处处被动的境况才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最难耐的焦虑。一个一直成不了大气候的国家，又不甘励精图治，踏踏实实地追赶世界潮流，它势必机会主义地拉拢可联合的国家，靠外援摆脱暂时的困境。因此中共的路线不得不根据“他者”的情况自我定位，最终难免在超级大国的引力范围内左右摇摆。60年代以来的反修路线延续到70年代中期，中共的走向在不知不觉间向美帝靠近过去。出于对抗勃列日涅夫强硬政策的目的，毛泽东终于在临死前与尼克松坐到了一起。党天下此时已走到绝对孤立的地步，与美国人握手言欢，预示了改革开放的到来。
七、崛起中的蹒跚
体制性、结构性矛盾 唐德刚有所谓“历史三峡”之说，他把中国百年来社会转型的艰难曲折比喻为船行三峡，认为这缓慢的进程实受限于历史的必然，该走的路若未走完，还会长久迟滞峡中。改革开放三十年了，中国在经济改革上已取得不少成就，从国家的财富积累到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基础建设的完成到对外贸易的增长，一种被期许为崛起的景象大有“轻舟已过万重山”之势。但就在这似乎即将出峡的航程上，明显有一道人造的大坝横梗航道，它一直在积压旧问题，制造新麻烦，把改革开放的进程阻挡在强力控制的范围内。这一人为的障碍就是共产党本身及其体制性、结构性矛盾。
如上所述，中共本为一逆历史潮流而起的势力，故自其诞生之日起以至今天，它都处于为幸存而斗争的状态。求幸存不但塑造了它的党性，也成为它的惯性动力。改革开放是在毛泽东反现代性的总路线走不下去的情况下被迫采取的自救措施，也是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为从党内保守派手中夺权的一个叫板。如果说在改革之初，其作为多出于策略性地希图幸存，及至改革逐步深化，势不可逆，党便越来越感到骑虎难下，很害怕革掉自己的老命了。事情就是这样吊诡，本为挽救危机而努力，结果竟促成了致命的变局。党内路线斗争的实质是夺权斗争，因受中共意识形态法统的限制，路线制定者每越雷池一步，都得在理论修辞的掩护下求得顺利的放行。所以在起步之初，邓小平只能含糊其辞地推出他那个著名的“猫论”。明明是接续被中断的民国使命，回头去补所耽误的现代化功课，但他偏要说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党领导人民搞了三十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条路越往下走，越暴露出它的资本主义方向，也越弄得党声誉低落，名不副实。据说，李瑞环最近已在党内提出尽快更换“共产党”这个党名的建议。党其实早已变色，已到了必需尽快卸下面具的一刻。但由于党—国二元结构的系统至今未变，它不但使党本身处境尴尬，而且拖累了国家的民主进程。党与国家形同连体婴儿，党的任一举动都会牵扯得国家抽搐痉挛，党政关系因而日益成为彼此妨碍的痛苦关系。邓小平早就提出“党政分离”的建议，其出发点当然是为了消除毛泽东时代“以党代政”的恶果。但邓在陆续扶植起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位国家领导人之后，自己始终不放手太上皇的大权，随后还是因不能容忍他们在政改——所谓政治改革，其核心就是国家政权独立于党权的改革——上所做的努力而将那两个接班人先后废黜。在邓的时代，还有李先念和杨尚昆这样有资历的老人出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和胡锦涛执政后已不存在此类元老级人物，他们进而演出“党政合一”的模式，以总书记之职兼任国家主席。尽管如此，情况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党从毛时代的高踞国家之上渐变为进入国家之内，做起了一身二任的事情。但随着政府职能在改革进程中不断加强，像朱镕基和温家寳这样能干的总理便明显地独当一面，朱有胆识强力推行救急的政策，温善于担当排忧解难的主角。四川抗震救灾中，胡锦涛几天后才莅临现场，他的讲话一口团总支做总结报告的腔调，与第一时间赶到灾区调兵遣将的温总理相比，他那些关于做好政治工作的指示就明显是在打圆场了。在改革的洪流中，党—国体制设下一系列重迭碍手的机构及职位已明显地机能退化，像已无水利只有水害的拦河坝一样，如何爆破拆除，正在成为最棘手的问题。这种机构与职位共生的权力化障碍也是改革的一个包袱，它在强行的削减中仍呈现暗暗增生的趋势。面对十七大会场的电视报导，请注目与会代表的神情，你不难从中看出党气已衰的迹象：在大会那种红色基调刺目的映衬下，主席台上绷紧西装的政治局常委呆坐在各自的席位上，所有染得太假的黑发与一张张没有表情的面孔形成了奇异的反差，让人不由得联想到红拂女眼中那个“尸居余气”的杨素大人。
共产党确实已到了该考虑如何下好台阶，全身而退的时候了。然而共产党人仍在固守他们保卫红色江山的观念，根本没有化作春泥护持新事物的胸怀。他们现在掩映在国家的巨影之下，继续分享国家崛起的光彩，在党与国家所保持的一体化中延续个人及家族的既得利益。但经济崩溃的后果将比地震的破坏更加可怕，有钱有势者要比平头老百姓冒更大的风险。据新华社最新报导，温总理在国务院主持会议，听取地方负责人和经济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国内外经济形势不容乐观，通货膨胀严重，股市泡沫吓人，能源紧缺，就业情况不良，宏观调控日益吃力，弄不好奥运会之后经济会有滑坡危险。温总理缺乏朱镕基实话实说的勇气，已经养成口号治国的腔调，专家们随声附和做帮腔，吃紧中还在许诺增长的前景。但终席之间，并无人直言点出体制性、结构性矛盾的危机。
暴力冲突在升级 毛泽东和党的一系列错误造成的后果至今仍是中共当局甩不掉的包袱，因此他们至今不敢正式启动政改，拼死也要杜绝颜色革命。为把年轻人的目光集中到今天的光明面上，现代史教程中从1921年直到文革结束那一段史实的编写不得不一再删改和简化，凡有损于党“伟光正”形象的事情全都不讲章法地隐讳过去。但历史不只写在纸面上，它更活在人们的记忆中，没有消解的积怨拖得越久，申诉的呼声只会越强。目前，地主的后代正在向有关方面提出申诉，要求执政当局重新审视土改运动，希望国际人权组织调查运动中侵犯人权的现象。近年来，有些健在的老右派一再上书中央，强烈要求官方向反右运动的受害者道歉和赔偿。不但清算毛泽东错误路线的呼声不绝于耳，十九年来，天安门母亲的抗议也从未停止。对来自群众的此类要求，执政当局始终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他们打算就这样拖下去，一直拖到申诉者一个个死去，大地上再没有冤头债主。从江泽民到胡锦涛，中共高层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坚持做好看守政府的工作，只求维持现状到交班之日，把他们现在不愿意面对的情况留给将来的领导人去解决。这样僵持下去的做法当然不可能建立和谐社会，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在党—国体制下谈爱国，已成为让人头痛到精神分裂的问题：当很多人在他们生长的土地上常常遭受国家主导的不义和暴行，被剥夺到连起码的国民权利都享受不到，以致觉得祖国已是一个住不下去的地方时，他们的爱国心民族感该在哪里着落！于是有人愤而著书曰《来生不做中国人》，有人恨而撰文曰《死后不当中国鬼》，更有人哀歌曰《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25
很多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情绪与其说是民族分裂主义，不如说是要在各自的民族脉络中争取国民的基本权利。他们要的是真正的民族自治，而非分裂独立。因为今日所谓的自治区政府只是党官和各民族内党的代理人混合任职的官府，除了那些党的代理人与生俱来的民族身份以外，这种自治政府与其它省市的行政建制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少数民族地区不存在真正的民族自治，也就像各省市根本不存在地方自治一样。在少数民族地区，党官与该民族内党的代理人已形成压迫老百姓的特权阶层，其对各族居住区社会和谐之损害，一如内地各地方政府的粗暴执法在当地民众中引起公愤一样影响恶劣。就问题的症结来说，今春拉萨的骚乱和包括最近瓮安暴乱在内的很多官民冲突在性质上都有基本的相同之处，不管是藏民还是汉民，都因官民对抗情绪太厉害，每到民众忍无可忍，一个小小的冲突就爆发成围攻政府的事件。不同的只是，藏民有国外流亡藏人扩大影响，足以引起国际人权组织的同情和支持，而其它地方的暴力事件未必能在国外引起关注，一旦事件平息，民众的维权要求从此便无人过问。但只要当局还在打压网上言论，封锁敏感消息，只要越来越多的异议人士和记者被不断投入监狱，只要各地政府在征地、拆迁、截访过程中仍采用暴力手段，群众的暴力抗议事件仍会越来越多，中国政府的人权纪录也就会越来越坏，国际上的批评和施压就不会断绝。
历史就是这样讽刺，在毛泽东时代党和政府所争取、依靠和动员的人民现在纷纷走向了党和政府的对立面，以致使党和政府在越来越多的人民眼中变得反动和凶恶起来，变得快成了共产党曾经领导人民去打倒的那种党和政府。毛泽东不是说过“镇压人民绝没有好下场”的话吗？党和政府的确应该放弃镇压的手段，认真考虑现代化和民主进程中那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了：政府的职权如何由干涉和管制转向监督与服务，如何放宽限制，促使民间社会逐渐复兴，如何放手建立各种非政府非赢利的组织，让它们发挥积极的作用，各自解决本小区内的问题。中央如何给地方更多的自主权，如何通过真正的民选组成地方政府，从而消除目前地方政府的暴力倾向和黑社会化……
然而，执政当局仍不愿放下上述的所有包袱，仍无意促进平等、信任、容忍、妥协、合作等赖以实行法治的社会价值。抗震救灾中刚刚涌现可喜的民间自救行动，可惜为时不久，公安即严厉打压，成都的黄琦即因此而被捕。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自恋于“大国崛起”的形象，如果照现在这样背上如此之多的包袱硬撑下去，真不知沉重的国体将如何崛起？
崛起狂想曲 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与一党专制的根本区别是：前者“把任何一个人——哪怕是身份低下的，性情古怪的或口齿不清的人——对政府及其高层的批评均视为神圣的权利。”26 而后者则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批评政府。专制政权恍如气球，只能靠吹嘘膨胀和上升，批评它等于拿针戳它，因为它一戳破立即干瘪。因此国家必须靠报禁网禁维持消息上的恒温状态。在这种报喜不报忧的环境中生活久了，大量的国人也会养成爱听人说国家好话的习惯。他们喜欢把个人的受不受重视与国家地位的高低联系在一起，他们多少都有“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的敌情意识，如果在任何情况下能对外国人批评中国政府的言论有机会做出反驳，他们更会产生自我崇高的宽慰。即使他们对党和政府也有不满之处，也发牢骚也骂娘，但只要见洋人发难，他们就立即变了面孔。护短使他们感到亢奋，排外的冲动振作了他们长期受压的精神，他们心里有太多无从发作的义愤，他们需要找机会把那些无名的怨气像过年时放炮一样热闹地喷射出去。另有很多爱国者是当前改革开放的受惠者，他们在物质生活上已达到中产阶级，甚或富豪的水平，对他们曾经仰视的西方，如今渐生不以为然的心理，在隐隐的发福感中，他们渴望起合群的自大。于是，他们瞥见中国崛起的图景，一种新版的“东方红”照亮了他们想象中的天空。胡锦涛大概已淡忘了邓小平“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的告诫，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他在讲话中提出了“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指出了眼前“难得的战略机遇”。胡主席此话一出，从党报到民间论坛，种种浮夸的言论竞相鼓噪起“大国崛起”之说。今年北京正好举办奥运会，值此风云际会，中国人当然要在全世界面前一露大国崛起的风采了。
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诉求再次陷入自我的“他者”定位。“他者”者，客体之谓也。女为悦己者容就是一种他者心态，她要从对方满意的注视中汲取自信，装饰和仪态增强了她确认自我的快感。北京主办奥运的好强心争胜心就有不少他者心态的成分。这样的心情当然可以理解，值得同情，中国百年来受压挨打，没少受弱女子遭坏男人侵凌的屈辱。抗战胜利后名为四强之一，实际上是在其它三强的挟持下硬充好汉。接着就是冷战体系下的毛泽东对抗路线，受西方敌视，与苏俄及其集团反目，不屈的姿态像一块贫瘠的石头，顶住了外来压力，也荒芜了整个国家。在中国的集体无意识深处，同样暗藏着类似毛泽东想见罗斯福那样的愿望：要以新中华的姿态登上国际舞台，一洗百年尘垢，赢得举世瞩目。在实现这一美好愿望努力上，中国人民与政府是有所相通，彼此呼应的，国际奥委也是在理解这一心意的基础上才把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给予了北京。
然而奥运会毕竟是奥运会，不是演员初次登台亮相，中国民众尽管对国家亮相的荣耀满怀兴奋，却并不完全了解中共当局另有其更重要的政治目的。如果我们还记得1990年北京成功举办亚运会后摆脱了“六四”困境的情况，就不难想象中共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以来把办奥运列为国家大事，不惜劳民伤财，一定要在全世界观众眼中留下最美好的印象了。奥运会正是中共给“大国崛起”作广告的良机，中共要通过奥运会的操办让世界相信威权统领下的办事效率。胡锦涛在十七大讲话中向全党发出要“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的呼唤，“风险”和“干扰”是什么？就是北京承办奥运以来国际上的人权施压和各方面藉奥运之机逼中共就范的诉求。对中共当局来说，承办奥运还另有顶风而上，偏要和西方对着干的战斗目标。国际社会想通过奥运改变中国的人权状况，中共当局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是要通过成功地举办奥运让西方看到，打压力了人权，不搞西方的民主，才得以保持中国的繁荣和社会稳定。中国的崛起不只是经济增长，人均收入提高，其中还鼓足了对抗西方价值的劲头：中共高层一心想在北京成功举办奥运后让西方公众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在减缓西方压力的情况下更加强化对国内藏独、疆独、民运、维权、法轮功等活动的打击。
脆弱的强权 说什么“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中共和西方明明是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梦想。中共的奥运讨好明显表现出欲迎还拒的色诱动作，在好客殷勤的接待中，始终都在坚定不移地推行其绝不买人权账的路线。
然而北京毕竟在演色诱的戏，国际社会和世界观众可不是单单来逛体育狂欢节的。他们不会只迷醉于鸟巢的声光电化，不会只安享奥运村的宾至如归。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保护所谓“圣火”的卫士在伦敦等地对抗议者动粗，脸上涂抹五星红旗图案的留学生在世界各地发狂，外交部发言人一副红卫兵好斗架势的时候，北京的全球主义笑容就不可避免地向他们露出了民族主义的凶相。在21世纪文明社会的公众心目中，泱泱大国并不是这等模样。中国还未真正崛起，先已暴露了自己的小国气量。原来中国的强权如此脆弱：中国政府的爱面子就像中国人待客总爱把瓷器擦得干干净净一样，但与此同时，那一片办奥运的好强心争胜心也像瓷器一样坚硬得太容易打碎。就是从拉萨事件到火炬传递那一起起风波，中国的崛起已在国际社会留下太多遭人议论和令人疑惧的印象。
余论
站立的人无需提说崛起，只有在爬行状态下才会生出“崛起”的议题。崛起是民族国家已成熟的存在状态，如山峰的耸立一样静默。但妄言“崛起”，急于出头，就难免显出一个长不大的孩子那过于延长的幼稚了。中国的社会转型和现代化拖得太久，弯路也走得太长，后发的劣势中，不知怎么竟会流露出这个底蕴本来深厚的民族不应有的浮躁、虚荣和某种近似弱智的顽冥。
那个党及其所垄断的政府，我们惹不起也管不了，就不必再提说它了。让我们回到中国人每一个体本身，考虑一下自己如何才能立端行正的问题。在这个国家的政局仍然不太乐观的情况下，我们不但要争取国民的权利，还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让自己单纯的爱国心迷失了方向。国是千千万国民组成的，头脑清醒的人越众多，国才会越优质。在21世纪的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不再只是数量增长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质量的提高。产品不只是纯粹的供消费的商品，它还要讲究环保，审美，人性，未来……人比国更为重要。一个至今还没能力向世界提供重要价值的国家，一个在当代的人类精神成绩薄上交白卷的民族，生产再多的产品，创下再多的外汇，也是谈不上崛起的。所以作为国民，个人要靠自己的努力争做人的尊严，最好不要掺和合群的自大，不要跟上千万个依赖成性“我”混到众多的“我们”背后去狂欢和起哄。崛起的冲动实来自个人本身的软弱感，就像发烧来自内脏的发炎，它是过去的受压挨打残留在国民集体意识中的焦虑。但无论国家还是个人，力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强弱较量的问题。强者有强者的力，弱者也有弱者的力，其间的能量纵有大小多少之分，但就各自生存状态中自足的运转和充盈的发挥而言，都有其欣然的生意，不可言说的大美。中国人既谈不上有何欠缺，也不必夸耀什么特长，百年中国的不幸全在于自己把自己搞变态了：想要洋气的时候嫌自己土气，想要野蛮的时候又嫌自己文弱，强打精神，矫揉做作，装得不像，磨得不亮，以致羡憎交织，忿忿不平，就是不愿正视自己的原貌，一个劲向外、向“他者”乱扑，至今回不到存在的根本上来。
谈了这么多的民族主义大道理，其实就每一个人而言，也就是一个正心诚意的修持：尽一己可能之力，率本真独有之性，按自己的方式成为中国人就很好了。这才是民族主义的根本。蒋庆的读经，于丹的讲《论语》，老朽学者的《甲申文化宣言》，各种祭孔祭黄帝的盛大活动，都是闹剧和乍势，一种文化中邪的表演罢了。传统和民族精神不可能通过文本宣讲和仪式排练叫魂般回转现实。民族精神古今相通，它充盈天地，流布于每一个体，它永恒地等待着世代子孙的返回。
2008年7月27日完稿
注：
14参看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第二卷，页668-669，520-521。
15以上引文均转引自邓正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一个伪政权》一文，见“博讯网”：http://news.boxun.com/news/gb/z_special/2008/06/200806210703.shtml
16转引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页455。
17费正清说：“国民党非但不是中产阶级取向的，还破坏了上海工商界的半自治局面。国民党利用黑道的暗杀手段，威吓商人多捐军费。”见《中国新史》（薛绚译），正中书局，2001年，页326。另见Jonathan D.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orton Press, 1999), pp. 342-343.
18梁实秋：《谈闻一多》，传记文学出版社，1987年，页49。
19参看《斯大林对蒋经国解释：我们为什么要割走外蒙古》（中华网：http://news.china.com/zh_cn/history/all/11025807/20050225/12130579.html）
20参看徐中约《中国近代史》，页684-685。
21详情可参看谢泳《重说沈崇案》，见http://www.edubridge.com/erxiantang/library/shenchong.htm
22参看《苏联红军沈阳暴行录》，（“中新网”：http://big5.chinanews.com.cn:89/gate/big5/bbs.chinanews.com.cn/thread-349048-1-1.html）
23该调查报告见《观察》双月刊，2004年11月号。
24关于“民间”的说法及引文，均见梁治平《“民间”、“民间社会”和CIVIL SOCIETY——CIVIL SOCIETY概念再检讨》一文。“法律史网站”（http://www.fsou.com/html/text/art/3355789/335578946_7.html ）
25锺祖康：《来生不做中国人》，允晨文化出版，2007年。《死后不当中国鬼》一文和周云蓬民谣《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均见《开放》月刊。
26 Leo Strauss: Liberalism Ancient and Modern (University Chicago Press, 1968), Preface, vii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