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中国与未来西藏：与达赖喇嘛尊者对话”研讨会，是2011年7月9-10日，由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主办，在美国首府华盛顿召开的一次汉藏对话及学术研讨会议，是由达赖喇嘛尊者与西藏流亡政府新当选的政治领袖联袂出席，有一百多位汉、藏、蒙、维各界人士参与的同深入交流的盛会。
研讨会是在达赖喇嘛尊者退出政坛、流亡藏人社会全面民主化的关键时刻召开的。这是一次转捩点上的重要会议。
本书，记录了此次会议的全景画面和多元声音。它是达赖喇嘛尊者及与会者的演讲、论文、发言、对话以及照片的嵬集。作为会议的存照，成为一份珍贵的历史证词，见证了达赖喇嘛与华人知识界互动交流的历史瞬间。
“中道、自治、悲悯、民主”——作为贯穿会议的核心议题与价值，从达赖喇嘛的演说，新当选的藏人行政中央首席噶伦（司政）洛桑森格博士的讲话，塔尔寺住持阿嘉仁波切、达赖喇嘛与中方谈判特使洛第嘉日先生的发言中，在汉藏各位与会者的讨论中，潺潺流淌出来。虽然，与会者出身背景不同，生命旅程分殊，族裔有别，信仰多元，语言各异，然而理性的撞击与沟通，却使某些共识在浑然不觉的氛围中，浮现了出来。对于达赖喇嘛高瞻远瞩退出政坛在西藏文明史上的转折性意义，对西藏流亡社区的民主实践，对于西藏精神的全球影响，形形色色的与会人士的理解融汇到了趋同之方向。
近年来，达赖喇嘛与华人知识界与民主活动人士的接触、交流，愈益频繁深入。这既是尊者及流亡政府富有远见的决策的结果，也是各界华人几十年来突破精神藩篱、独立运思的结果。双方的互动，结下了日益深厚的缘分，打造了具有前瞻性的精神链接。它为汉藏两族共处的过去、现在与将来，描画了一幅日趋真实的图景，勾勒了未来汉藏民族共处的基本原则及蓝图。
这次会议，正是近年来这种交流与对话的缩影。作为汉藏民间交流的最新进展，增进了双方的了解，为未来民主转型后的中藏关系奠立了更为广泛的民间心理基础。
会议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功。
事实上，举办这样的一个参与者相当多元的对话会，仅仅在几年之前都是难于想像的。人们注意到，这次华人与会者——作家、政论家、媒体人员、经济学、历史、文学、哲学等各行专家——有不少人并非民主运动活动家或异议人士，鉴于北京当局对于涉及所谓“五毒（独）”（台独、藏独、疆独、民运、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所引发的“威慑”和“恐惧”效用，多年以来，不少海外留学与居留的华人，对与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有关的此类会议是“避之唯恐不及”，更谈不上投入与参与了。
然而，时移世易，今日之势，与当年已不可同日而语了。虽然北京较当日更加有权有钱有势，气壮如牛。但道义上心理上的优势，早已不复存在。 “合法性焦虑”对于主政者无时无刻的困扰，就是明显证据。
中国古谚有云，“五百年修来同船渡”，既然命运把西藏文化与中国文化这两个源远流长的文化在空间上连接在一起了，那么，宿命般地，达赖喇嘛尊者与西藏文明，就将在中国文明通向神圣性的历史进程中，扮演某种天命所归的角色。这也是对中国文明的一种灵性启示。西藏文明精神与中华文明的“同船共渡”的历史性缘分，在这次华盛顿会议上，获得了生动的呈现，它正是二者灵性精神生命传播与交流的一个里程碑。
毋庸讳言，目前汉藏的总体关系正处于一个困难的阶段，但是，从一千多年双方关系的长程历史眼光看，毋宁说目前状况只是一段短暂的历史插曲。不得不客观地承认，这一困难主要导源于中国内部自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发生的天崩地裂式的“文明出轨”。目前，这一“文明出轨”已经呈现出“迷途知返”的征兆，中国重回人类文明正道已经势不可遏，那一文明复兴的节日已经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了。
然而在当下，与会者痛切感受到，直面现状，这一文明“礼崩乐坏”的大洪荒所造成的恶果是极其惨烈的，它不仅降灾于汉族本身，同时也戕害到千年来大体和平相处的周边民族。此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是也。它的劫火使藏族地区七千多座寺庙几乎完全化为灰烬（文革结束时，仅存八座），十几万僧尼最后仅剩几千！这一亘古未有的浩劫，迫使藏民族自1959年起史无前例地大规模流亡，散布到印度以及其他二十多个国家。成为二十世纪规模最大的宗教性大迁徙。
如此，一幅悲壮而凄美的图景呈现在我们眼前：五十多年前，在暴政驱迫下，当达赖喇嘛率领一众藏人出离故园，血泪交织，备极千难万险，逃离中国笼罩，进入世界天地。谁也无法预测：这一支离别家乡饥寒交迫的流亡之旅，会面临怎样的困境，会遭致如何的历史后果？
结果竟然出人意表。这一哀绝惨痛的悲剧，这一宗教与文化流亡的血与泪，却不期然地浇灌出了一部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灵性远播的史诗，一路把其神秘信仰的火种从世界屋脊坠落、散布、燎原至全球，这是人性与神性交相辉映的璀璨征程。
当代，我们注意到了一个世界范围的佛教复兴浪潮。而这一复兴的主要因缘正是伴随着藏传佛教的全球传播出现的。达赖喇嘛以其非凡的智慧、深邃的教义、悲悯的情怀，童真的心灵，幽默的谈吐以及博大宏阔的胸怀征服了世界，把藏传佛教传向了全球六大洲、六十七个国家。他洒播的神圣之种，结出了非凡的硕果。今天，在东亚以外的绝大多数国家中，人们提及佛教，基本上就是指藏传佛教；而全球如雷贯耳众所周知的在世佛教高僧，就是达赖喇嘛尊者。毋庸置疑，二十世纪达赖喇嘛引领藏人出中国入世界的戏剧性的历程，作为一桩纯粹而凄美的人类精神扩展的故事，势将载入史册。
就此而言，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已经成了佛教史上的一位划时代人物，从此，佛教由一个地区性的宗教变成世界性的宗教，达赖喇嘛尊者由一位西藏的宗教领袖变成了世界性的精神领袖。
一个族群，人数并不庞大，物产并不丰盛，虽处地球之巅峰，却在夹缝中生存于中印两大文明体边缘，淡然虔静，诵经度日，与世无争，不汲汲于今生，却向往于来世。这样一个静悄悄的几乎被现代世界遗忘了的的宗教族群，竟然诞生了出了如此博大厚重而深邃悠远的精神生命，扩展成为一支世界性的宗教信仰，惠及全人类，这不能不说是世界文明史的奇迹，不能不说是冥冥之中深不可测的天意。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藏传佛教的“复魅”，它在全球的广泛影响，不是像有些宗教的兴起而导致宗教战争与仇杀，他带来的是和平，安祥，慈悲，宽容和理解，带来的是各类宗教间的和谐相处、包容和人类一家的弘大胸怀。这一点，既与藏传佛教的传统及其教义有关，也与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个人的天性、修炼和博大胸怀有关。人们看到他与罗马天主教教宗的关系，与基督新教的关系，与伊斯兰教的关系，甚至与各民主国家政治领袖的关系，都充盈着相互尊重与理解，完美地体现了中国古贤所向往的“和而不同”的境界。以致人们在遭遇精神困境时，甚至有不少位高权重的基督徒和穆斯林，都渴望从他这位佛教高僧那里获得智慧以及精神指导。因而，达赖喇嘛尊者作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不仅实至名归，而且为这一桂冠增添了来自雪山之巅的圣洁之光。
今天，达赖喇嘛及以藏传佛教为核心的西藏文明，已经在精神上赢得了世界，赢得了文明人类。环视全球，从民间到政府，几乎众口一词，一边倒地站在达赖喇嘛一边。西藏的深重苦难，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焦点。目前，更为触目惊心者是，在此会之后，有一百多位藏人引火自焚，抗议北京当局残暴的涉藏政策，要求达赖喇嘛返还故乡。在历来平和容忍潜心向佛的藏人群体中，发生此一史无前例惨不忍睹的悲剧，无法不令全球震惊。自焚者以其壮烈的殉道殉教精神，把西藏悠远绵长的宗教文化传统即将灭绝的命运，放到了世界公众面前，放到了人类良知的审判台前。
这一文化灭绝之悲剧性前景，震撼人心。它是今天的世界绕不过去的问题。特别对中国汉民族而言，更是必须面对的问题。六十多年前燃起的那一场劫火，虽然其焰已衰，其势已竭，然而在劫灰之上，骇人听闻的灾难仍然在继续。自焚的一百多位藏人的亡灵仍然飘浮在那片废墟上，在向世界发出无声的天问：尊者达赖喇嘛何日回归西藏？藏人何时获得自由？
我们必须回答他们。中国必须回答他们。国际社会必须回答他们。
答案正从四面八方向雪山下这一精神性的群体涌动汇集。人们听见了从联合国到各民主国家，从印度政府到中国民间，从中国内部知识界到海外这次会议的中国知识人的同声声援。这一全球性的心灵指向，使我想起近代佛缘甚深的中国大诗人龚自珍发出的天问：
“佛言劫火遇皆销，何物千年怒若潮？”
那熊熊劫火也不能销毁的东西，究竟是“何物”？
历经各式各样苦难和世事沧桑的人类愈益懂得了，它就是人的本性：怜悯之性，慈悲之性，自由之性，正义之性。纵地老天荒，海枯石烂，基本人性却静卧深潜，亘古未变；火不能销，水不能淹，千年大劫也不能摧毁。
汉藏两族，睦邻久矣。在经历千年未遇之劫火之后，渡尽劫波，终将重逢。新一轮的佛光将降临双方的家园。那将是一轮奇异的神圣之光，既是西藏文明的复兴之光，更是中华文明超凡脱俗迈向神圣的救渡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