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加入会党的党证
一、写誓词，按手印，还要宣誓，服从孙中山先生
有位网名叫“幽幽南山”的网友前不久在本人一篇文章后面跟帖：“国民党的‘国’叫‘中华民国’，其实并非‘民国’，它不姓‘民’。当时流行的说法是‘蒋家天下陈家党’，信奉的是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正因为它专制独裁，终于在1949年输给共产党，龟缩在台湾这蕞尔孤岛，但仍称中华民国，其实还是‘党国’，并非‘民国’。只是等到蒋经国去世前，废除了党禁，还政于人民，又经过岛内的蓝绿两党的较量和全民的普选，台湾的 民主之花才逐渐开放结果，如今倒很有点‘民国’的样子了。”
这让自己又联想到孙中山。尽管本人根据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剧中孙中山那些演讲并非全是虚构）写过几则小文章，赞扬孙中山宣扬民主自由，反对专制独裁，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山先生潜意思中同样有专制意识，特别是当他为了要实现某个目标时，这种专制意识表现得尤为强烈，当年胡适著文在批判国民党宣传部长时顺带对中山先生专制意识的批评且不说，即使在显然是想歌颂孙中山的《走向共和》电视连续剧中，我们也还是看到了孙中山先生并不那么光辉的一面。
孙中山时代，反专制独裁最坚定的革命者，要数黄兴。他容不得任何人搞专制独裁，即使是自己终身追随的中山先生也不行。可以说，在这一点上，黄兴毫不妥协，没有丝毫的商量余地。央视播放过的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第五十五集中就有这么一个场景：
中华革命党宣誓会场。孙中山讲话：“民国成立以后，国民党松松垮垮，党员目无纪律，我说句丑话，我说话都等于放屁，终于导致二次革命失败了，民主共和被强奸。这是我党几十年奋斗的共和革命的成果，丧失殆尽了，丧失殆尽了！我这个党章草案——我的意思，国民党更名为中华革命党。我要找回我们党在民国建立前十次起义的那个劲，那个精神。我渴望团结，有什么意见，今天就提出来。”
这时，只见黄兴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这个党章草案，我已经看过了，大部分我是同意的，但是有几点，我想请同志们再考虑考虑。党员入党，不仅要写誓词，按手印，还要宣誓，服从孙中山先生。这是为什么？我党何时有过这种宣誓效忠一个人的做法？集权，这是专制主义，如果我们这样做了，那我们和袁世凯还有什么区别呢？”
黄兴刚讲到这里，即有人从座位上站起来：“黄克强，这是党的会议，你怎么能够攻击党的领袖！”孙中山没有支持这个人，而是要“克强，你接着说”。
黄兴接着讲道：“我黄兴愿终身追随孙中山先生，可是先生这种做法，我不赞成。……（为节省篇幅，这里引者略去八十余字）这样一个让全党效忠一个人的党，把党员分成三六九等的党，党员和群众竟然享有不同权利的党，我想问一下孙先生：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是古罗马的贵族院吗？这还是不是那个以平等、博爱、自由为旗帜的共和革命党呢？”黄兴最后几句说得很激动。
这时又有人站起来用手指着黄兴：“黄克强，如果不是你，二次革命不可能失败！今天你还有脸在这里攻击我们伟大的革命导师！”
……（引者再略去至少二百多字）黄兴感到很委屈：“孙先生，你应该了解我。我黄兴素性迂拙，原则所在啊，虽先生之言，我也不敢苟同。不管你是谁，都不能让我反对自己立誓坚持终生的平等自由主义！”孙中山说了一句：“讨论一下总该可以吧。”可黄兴坚定地说道：“只要你坚持把集权主义写进党章，我黄兴就跟你没有什么好讨论的！”
今天，如果把黄兴比作中共政治局常委，把孙中山比作大陆领导人，请问，还会出现黄兴这样的“常委”吗？而今天的领导人又能像中山先生那样对待“黄兴”这样的常委吗？
二、一开始就错了
十余年前，本人作过一篇文字，题目叫《一开始就错了》。十余年前的自己，自然比现在更加无知，但也毕竟还是意识到，“我们”，或者说中共，很可能“一开始就错了”。
后来重读李慎之的《和平奋斗兴中国》，更加坚定这个认识。其实，李慎之这篇文章多年前在广东《随笔》杂志上发表时就曾读到过，只因榆木疙瘩脑袋，当时并没引起“共鸣”。当然，这样说，也许不是实情，几年后自己之所以在键盘上能敲出《一开始就错了》，说不定就有李慎之这篇文章对自己潜移默化的影响，只是在做这篇文字时把它忘到了九霄云外。
时间一晃十几年过去，李慎之先生也已逝去十三年之久，现重读这篇文章，心情很不平静，并特别想抄录他文章中一些话放到这里，一来算是给自己的《一开始就错了》再添点“注脚”；二呢，也让我们对孙中山先生有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认识。要知道，孙中山之后，尽管国共两党都尊崇中山先生，可也就是这所谓都尊崇孙先生的国共两党，一个二个所建立的都并非民主社会，而是名副其实的“党国”。即使在孙中山去世九十余年后的今天，前一个“党国”，就像本文开头那位网友所说的，在蒋经国临终前最终实现了民主，可另一个“党国”下的中国大陆却仍在“专制”的泥淖中“辗转腾挪”，始终走不出专制的“沼泽地”。
还是让我们来看看李慎之在文章中是如何说的吧。
李先生的《和平奋斗兴中国》是为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而作，因此，在文章开始部分，李慎之对孙中山作了实事求是的肯定甚至是赞扬，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在国内发动的十次起义虽然都归于失败，但他的革命思想已深入人心，震撼了满清的统治。而我们知道，不管什么思想，只要一深入人心，那思想就一定会像种子一样要发芽，当年托克维尔预言法国二月革命即将爆发，也是根据这一点来推理的。当一个社会人心尽失，普遍厌恶一个朝代的思想深入人心，这个朝代的气数也就该尽了。另一点就是“孙中山是一个勤勤恳恳、孜孜兀兀、百折不挠、探究救国救民的道理的人”。今天还有多少这样的“革命者”呢？
然而，在李慎之先生看来，尽管孙中山晚年已经认识到“中国自有历史以来没有实行过民权，就是（民国建立）十三年来，也没有实行过民权。”不仅如此，“孙中山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可称是深刻的”，他认为“外国曾有为宗教而战，（为）自由而战的，但中国几千年以来所战的都是为皇帝一个问题”，也就是中国人都是为了争当皇帝。项羽如此，刘邦如此，李世民、赵匡胤、朱元璋，甚至毛泽东，又何不是如此呢？“现在虽然是推翻专制，成立共和政体，表面上固然是解放，但是人民的心目中，还有专制的观念。”又说：“中国人不知自由，只知发财”。李慎之认为这“也许正好从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上说中了中国人在经济建设上容易上路，而在民主建设上十分艰难的原因”。本人觉得李慎之的这句话像孙中山那些话一样都十分中肯。
可是，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孙中山同样是喝“狼奶”长大的，“孙中山也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熏陶出来的人，专制主义思想在他身上也一样根深柢固”。李慎之说了这句话后紧接着就举了一些例子。我觉得李先生这样做，绝非是要“讨伐”像孙中山这样的先贤，而是告诫今天的国人，特别是那些有资格做新的启蒙者，一定要认清中国专制是多么地源远流长，又多么地根深蒂固。
“首先，孙中山以先知先觉自况，以天生的革命家自居，摆脱不了古来圣王明君的格局。一九一四年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之际，就规定了‘誓言’。党员必须发誓：‘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服从孙先生……如有二心，甘受极刑。’一九一四年孙中山就任国民党总理以后，党章公然规定‘总理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有最后决定之权’。这些都给中国以后的独裁不绝、民主难成，留下了极其恶劣的榜样。”
可以想像，李慎之先生在抄这些话时，何等痛心。
李慎之接着说道：“……事实上，一九0四年一月孙中山自己在檀香山加入洪门致公党时，就在五祖像前发三十六誓。这就决定了他在以后领导革命的时候不能不把这种会党习气带到革命内部。”
李先生认为，孙中山“很少是从原则出发，而往往是从夺权出发，好像只要他胜利了就是革命胜利了”。这一点，不仅“遗传”至蒋介石，同样遗传给了毛泽东和其他一些共产党人。李慎之紧接着说道：“然而，即使胜利了也并不一定是规则的胜利，更说不上使民主与法治的原则确立成为民国不可更易的规范。他还相信目的正确，就可以不择手段，甚至不惜使用收买、暗杀等等阴谋权术，从而使政治上的正气始终无由建立，使中国离民主与法治越来越远。”
大概正缘于这些：“事实上，孙中山生前，国民党还没有夺得政权。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是他死后他的学生蒋介石北伐成功以后才实现的，但是其思想则确实是导源于孙中山，导源于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而到他的学生蒋介石统一中国以后，训政就至少训了二十来年，国民党只讲党权，蔑视人权，决不考虑如何培养人民的民主精神和法治习惯，而只在‘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口号下独霸政权，直到失尽民心，自己被逐出大陆，为中国政治开了极坏的恶例。”
在李慎之看来，恶例一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继承的就是从秦始皇到孙中山、蒋介石这样一份专制主义的遗产，因此它在建立民主政治方面的艰难竭蹶，也就可以想见了。”抄到这里，除了长叹一声，又还能再说什么呢——本人并不迷信，但相信“命”相信“劫数”。中华民族的“命”大约合该如此：专制“劫数”不尽，故民主难昌。
2016年5月10日修订成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