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法律系副教授 戴耀廷）
在之前的文章，我引用了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教授沈大伟在新书《中国的未来》的说法，中国已走进了一个有四个出口的回旋处：新极权主义、硬威权主义、软威权主义和半民主模式。受此启发，我提出香港亦处于一个同是有四个出口的回旋处：「一国一制」、白皮书下的「一国两制」、真正的自治和独立。这两个历史回旋处并不是分隔的，而是相通的，由一个回旋处是会走到另一个回旋处。在一个回旋处的哪一个出口走出去，就会走向另一个回旋处的某一个入口。
因此，中共和中国人民在中国回旋处的选择，必会影响香港人民怎样走。如中国走回新极权主义导致人心离异，那中共政权很大可能会崩溃，那反造就了香港走向独立的机会。若中国走回软威权主义，更逐步迈向半民主模式，中共将能以一种更有认受性的形式继续执政，那香港能实现真正自治的机会就会大增。但以中共政权的特性，这可能性其实并不高。因此，最大可能发生的仍会是中国继续实行硬威权主义，而香港很大可能也会继续实行现在的白皮书下的「一国两制」，但两者都是难以持续发展的，故中共政权崩溃的时间只会延后，最终还是得面对相同的结局，只是时间会迟一些而己。
这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回旋处的选择会如何影响香港的选择，但反过来香港人民在香港回旋处的选择，是否也会影响中国人民的选择呢？香港只有700多万人，相对中国13亿人，实在很少，但是否香港人民的选择对中国其他人民就完全没有影响呢？我相信香港人民在决定香港的未来的历程中，若能跳出命运由别人主宰的宿命观，自觉及争取要自决前途，那是有可能反过来影响中国的未来的。
从中国的历史看，实在有不短的时间，中国并不受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所管治，而是由相互争雄的诸侯国或王国所组成的。当然，中国人的历史观往往把这些看为分裂及黑暗的时期；要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统领整个地域人民，才算是昌盛的时期。发展至近代，经历过民国时期的军阀割据，更会视地方分裂为国力衰弱的征状。因此，即使中国各地一直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地方主义，但从未达到一个接近现代国际社会所说的人民自决的程度。亦由于此，中国并不具备条件去实行联邦制，因为联邦制要成功实行，组成联邦的各地方群体是需要已具备相当程度的自决意识，已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当然这又不能大至要与其他相关连的地方群体完全割离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不然联邦也组不成。
因此，香港若能建立起人民自决的意识，那会是唯一一个在中共直接统治下的地方群体，是拥有此自决意识的。 （台湾人民当然已具备了自决意识，但可能已强烈至一个程度，未必再有兴趣成为联邦中国的一部份了。）故此，香港人民要自决命运，或许在短时间未必会带来什么实质改变，不过从意识层面上的改变，却是有一定程度的革命性的。那有可能刺激及带动中国其他地区群体的人也慢慢孕育出人民自决的意识。
第五个出口 建中华联邦
有人或会批评这想法极之危险，会令中国陷入四分五裂，有可能让中国人民再次受外国欺凌。但正是上两个世纪的惨痛经历，中国各地的人民应该并更有可能吸取教训，在有了自决意识并在自决前途时，选择与其他有着相同历史文化但亦有相当地方差异的其他地方群体的人民，透过商讨，订立联邦宪法，实行法治，让各地方群体都享有高度的地方自治，但亦愿意在全国性的事务上相互合作以争取互利共赢，在地方及全国层面，逐步建立民主宪政的管治体制，保障地方自治的权利，也保障所有人都能平等地享有各样基本的人权。
因此，香港人民的选择或会为香港的回旋处和中国回旋处都打开第五个出口。中国会成为一个联邦的中国，而香港就成为中华联邦内，与中国其他地区同享真正高度自治的其中一个成员。这或许只是我相当天真及不成熟的一个历史猜想，并不切乎现实。但现实并不是不变的，今天看来不切乎现实的，在现实改变之后，那可能就变成与现实相近了。且从来这种追求不切乎现实的梦想，本身就是一股改变现实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