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中国大洪水
2016年6月20日鄱阳县古县渡镇滨田河堤决口，原因是河堤无法抵御因暴雨形成的洪水叠加上游滨田水库泄洪的人造洪水。在网络上可以看到河堤决口和农田、村镇被淹的视频和航拍照片。多年来有网友征求1998年九江长江大堤溃决的视频，但没有人能够提供。众所周知，九江大堤溃决的主要原因是工程质量问题：大堤工程没有钢筋，而用竹筋代替。朱镕基大骂这是豆腐渣工程。在溃堤之前一个月，7月4日朱镕基在视察九江市说：“守住长江大堤论功行赏，长江大堤失守是要杀头的。”18年过去了，政府没有发表事故的调查报告，也没有一位官员或工程技术人员为此而被查处或判刑。更没有脑袋落地的。朱镕基和温家宝对此也不追究。难道“九江大堤溃决”的真正原因不是豆腐渣工程？
一、2016年鄱阳县滨田水库泄洪导致河堤决口
江西省鄱阳县历史上属于九江，现为江西省的直辖县。2016年6月20日19时20分，因暴雨形成的洪水叠加上游滨田水库泄洪的人造洪水，超过了滨田河河堤的抗御能力而发生河堤决口，河堤决口六十余米宽。鄱阳县政府立即采取措施，转移群众1.3万人，包括在决口河堤后面生活的5600人及周边群众。河堤后的1.03万亩农田被淹没。６月24日12时4分决口河堤封堵合龙，承担封堵工程的武警水电纵队的500余名官兵。
在滨田河河堤决口的同时，鄱阳县还有两座水库（大水堰水库和谢家垅水库）漫顶垮坝，彭泽县一座水库出险决口。
2016年鄱阳县滨田河河堤溃决再次向人们警示，依靠水库大坝抗洪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每年国家防总都会发布年度防洪预案，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保证水库大坝本身在洪水过程中的安全。当发生洪水时，水库往往会为了降低水库水位而加大泄洪流量，就和滨田水库所做的一样。暴雨形成的洪水叠加水库加大下泄的水量，就超过了自然的洪水流量。而河堤的抗御能力是按照自然洪水流量为依据而设计的。当人工叠加的洪水流量超过自然洪水流量，河堤的安全就没有保障。
人们在网络上可以看到江西省鄱阳河堤决口的视频和万亩农田、村镇被淹的航拍照片。
多年前有网友征求1998年“九江大堤决口”的视频，但是没有网友能够提供。如网友mu3605814512于2013-03-19 10:33在《百度知道》栏目中讯问：“哪位还有朱镕基当年九江决堤大骂豆腐渣工程的那个视频，听说振奋人心，求收藏”。网友回答道：“谁给个朱镕基九江大堤的豆腐渣工程视频要真的，优酷上都不是的”。
还有网友问道：“九八年，江西九江决堤事件，朱总理曾说它是豆腐渣工程要严查，可如今百度上查不出半点处理结果，是高层的蓄意掩盖还是其它原因？”
寻找1998年“九江大堤决口”的真相是本文的目的。
二、长江大堤失守是要杀头的
据说1998年长江洪水是百年不遇的世纪大洪水，8月7日下午九江长江大堤溃决，全国震惊。九江告急，长江告急。当天晚上江泽民在北戴河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长江抢险工作的决定（中发电1998年3号）》，决定紧急调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到抗洪抢险第一线。根据八七会议决定，共调动广州军区、济南军区、南京军区、北京军区、沈阳军区、空军、海军、二炮、武警部队以及解放军各大专院校，总共10多个集团军、30万官兵投入了抗洪抢险，共计出动官兵700万人次，组织民兵和预备役人员500多万人次。这是自朝鲜战争以来最大的一次调兵行动。九江的溃堤口也经过解放军官兵的努力，于8月7日下午五时沉船堵口，于8月9日第一道围堰合龙成功，至12日修筑了第二道组合坝，至20日完成第三道堤防，取得了封堵决口的完全胜利，动用兵力超过三万人。
中国历代皇帝都重视河防。河防出事，失职的河防官员和地方官员不是革职职就是坐牢，甚至要掉脑袋。就在九江大堤溃决的一个月前，7月4日朱镕基视察九江市时告诫地方官员说：“守住长江大堤论功行赏，长江大堤失守是要杀头的。”可见长江大堤在防洪过程中的重要性以及地方官员、水利工程人员的责任重大。
据报导，九江大堤溃决的主要原因是工程质量问题：大堤工程没有钢筋，而用竹筋代替。大堤决口后放入第三天8月9日朱镕基赶到九江，乘快艇去大堤决口处。在快艇小会议室里九江市副市长吕明汇报说，这段大堤是1966年修的土堤，当时没有严格地清基，1995年增建防洪护墙时也未清基。朱镕基打断汇报问道，现在倒塌的墙里有没有发现钢筋？是否有用竹筋代替钢筋的现象？这样的堤有多长？介绍者回答说，未发现有钢筋。朱镕基怒斥道：你们不是说固若金汤吗？谁知堤内是“豆腐渣”！这样的工程要从根查起，对负责设计、施工、监理的人员都要追查。人命关天，百年大计，千秋大业，竟搞出这样 的事“豆腐渣”、“王八蛋工程”，腐败到这种程度怎么得了！要实事求是，要对党和人民负责，历史是不能欺骗的。水灾过后，一定要整治，要高标准修筑长江大 堤，要扎扎实实地搞。要质量第一，如果再出现问题，你们谁也跑不了！这是豆腐渣工程一词的来历，也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热门词。长江大堤溃决，倒塌的防洪墙里没有钢筋，而是竹筋。这个消息令全国人民义愤填膺，要求严惩负责工程设计、施工、监理的有关人员，严惩长江大堤失守的责任人。与此同时更是感激江泽民和党中央的调动数十万正规军严防死守的英明决定。
18年过去了，许多人也许把“九江大堤溃决”这件事遗忘得一干二净了，因为现代中国的通病就是遗忘。18年来，笔者一直在找寻“九江大堤溃决”的真相，发现至今没有一篇公开的事故调查报告，没有一位官员或工程技术人员为此而被判刑或查处。而且朱镕基和温家宝对此也不追究。这只能有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九江大堤溃决一定另有原因。
三、九江大堤溃决的可能原因
为了找寻1998年“九江大堤溃垮”的真相，本文将采用逐项排除法来查找事故原因。先列出九江大堤溃垮的可能原因：
——洪水过大，洪水水位超过堤顶，或者是大堤长时间在高水位的浸泡下软化而发生溃堤；
——大堤工程质量问题导致溃堤；
——防洪措施问题，如堤防查巡不力，救急器材准备不足，抢救方法有误；
——其他原因。
四、1998年长江洪水
历史上长江并不是一条洪水灾害频发的河流。历史上长江主干河流宽几十公里，河两岸有许多面积大、容量大的湖泊可以存蓄洪水。但是随着历史的进展，人类不断地建造河堤，占领水的空间，将河漫滩开垦成农田，继而建村建城，使水的空间越来越小。特别是在明朝宰相张居正的领导下，分段的河堤被连接形成系统的长江大堤，从此长江洪水灾害发生的频率和严重度大大增加。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趋势是有增无减。德国一位学者经过数据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治河工程越多越强，洪水灾害越多；洪水灾害越多，对治河工程要求就越多。这样就进入了一个怪圈。周、秦518年间仅有两次洪水记录，平均每百年0.38次；西汉平均每百年0.43次；东汉平均每百年4.17次；两晋六朝平均每百年5.34次；唐朝平均每百年5.53次；宋朝平均每百年19.87次；元朝平均每百年17.58次；明朝平均每百年23.91次；清朝平均每百年23.14次。其中以明朝为最，276年间有洪水记录66次。中国拍摄的电视剧《张居正》把其作为伟大的政治家和水利家来吹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长江发生洪水的频率更是超过明朝。
但是1998年的长江洪水绝不是百年一遇的世纪洪水，其特点是“小洪水、高水位、重灾情”。1998年长江宜昌水文站的长江最大流量是8月16日出现的63600立方米／秒，小于1954年该站的最大洪水流量。1981年7月16日宜昌站长江最大流量记录为70800立方米／秒，这是1949年至1998年间最大流量的记录。根据历史上的长江洪水数据计算，宜昌站5年一遇的洪水流量为60300立方米／秒；20年一遇的洪水流量为72300立方米／秒；百年一遇的洪水流量为83700立方米／秒；千年一遇的洪水流量是98800立方米／秒；超千年一遇的洪水流量则为115000立方米／秒。这些数据显示，1998年长江洪水期内最大洪峰流量介乎于5年一遇的洪水和20年一遇的洪水之间，科技人员正是据此认为1998年的长江洪水属于“小洪水”。但是1998年沙市的最高洪水位达海拔45.22米，比1954年的最高洪水位还高出0.55米。为什么会产生“小洪水、高水位”这种反常的现象？原水利部长杨振怀认为，未按防洪规划使用分、蓄洪区，是导致洪水逼高河道水位的最主要原因。如果按照防洪规划使用分、蓄洪区，沙市的最高洪水位可以减低0.96米，即达海拔44.26米，可比最高洪水位比1954年还低0.41米。1999年长江出现了与1998年类似的“大”洪水，但是长江沿线静悄悄的，没见江泽民和一百多位将军的身影，更没有见500多万人次的军民和飘扬的红旗。
1998年，九江处长江最高水位达海拔23.02米，而8月7日大堤溃垮时，长江水位为海拔水位22.82米，低于当年最高水位0.20米。1954年九江处长江的最高水位达海拔23.25米，比1998年溃堤时的水位还高0.43米。必须指出的是，7月底上游的湖北省政府和省委要求动用荆江分蓄洪工程分洪，但遭到中央政府拒绝，这也导致了九江处的高水位。
九江溃堤处堤顶高海拔高25.25米，溃堤时长江洪水位离堤顶还有2.37米。可见，1998年九江大堤溃决不是由于洪水过大，或者由于洪水漫过堤顶而造成的，同样九江大堤溃垮也不是由于大堤长时间在高水位的浸泡下软化而发生。1998年6月24日九江突破警戒水位，到8月7日，一共只有45天，与1954年持续近6个月的洪水位相比，持续时间并不长。如果因为大堤软化而发生溃堤，那就不是一处60米宽的溃堤，而是多处大范围的溃堤。
五、大堤工程质量问题导致溃堤？
1998年8月7日九江长江大堤发生溃堤，位置在九江城区堤防在1+815.5～1+875.5(即4～5号闸口间)堤段。该堤段是1966年至1968年为向长江夺地时建造的、1995年加固加高。堤顶高程海拔25.25米，堤顶宽4至5米，主体是土堤，土堤的迎水面，建有浆切石块防浪墙，防浪墙前有一层20厘米厚的钢筋砼防渗墙和防渗斜板和防渗趾墙。
新华社记者章武在1998年8月14日的《防洪墙的隐患》一文披露：“经水利专家勘察，发现防洪墙存在偷工减料、墙基处理不当等问题。专家发现，在设计过程中，防洪墙墙体中，主钢筋不及小拇指粗，而设计钢筋要求是直径16毫米，坍塌的防洪墙体撞击岸边的沉船后，设计标号为200的钢筋混凝土崩裂，船头散落着一些像豆腐渣一样的碎片。专家认为这些混凝土没有达到设计要求。决口处的群众告诉笔者，堤坝下面不是混凝土，有的地方填塞的是竹片。”根据郭同旭《长江悲鸣曲》一文，1995年加固加高九江这段大堤时，共花了一亿多人民币，“工程耗资每米平均达1万元，由个人承包修建。事后经专家鉴定，该堤防洪墙按设计方案应该是钢筋混凝土结构，但实际上没能达到设计要求，水泥标号不够，掺沙过多， 一些墙段没有用钢筋，而是用铁丝、竹片替代。即使是有钢筋的墙段，所用钢筋直径与设计要求的16毫米相差甚远，最粗的钢筋只有小拇指粗。”中国媒体均把九江大堤溃决的主要原因归之于豆腐渣工程。
长江九江大堤是向长江夺地建造在原河漫滩上，下面的基础是松散物质。在松散物质堆造土堤，符合中国人水来土掩的思维。土堤无需什么钢筋，因为钢筋不能把地基和沙土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九江大堤土堤中没有钢筋是一个事实，而不是导致溃堤的原因。至于浆切石块防浪墙和20厘米厚的钢筋砼防渗墙对于大堤防渗有好处，但是管涌现象可能发生在大堤基础下面的透水层中，导致大堤地基变形、沉陷和溃决。因此浆切石块防浪墙前的20厘米厚的防渗墙中是否有钢筋，并不是溃堤的最主要原因。
善良的人们总以为，长江大堤如此重要，有钢筋是必须的。而人们不知道的是，中国政府不重视长江大堤的加固，更不重视大堤的更新。黄万里先生在遗属中所嘱咐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将长江大堤的土堤改建成为钢板堤，而中国政府一直不予采纳。
笔者在浩瀚的文献中找到了江西水利厅高级工程师刘建成1999年《江西水利科技》上发表的《质量是堤防工程的生命》和已经退休的江西省原水利厅长刘政民2005年在《江西水利科技》上发表《1998年九江抗洪启示录》。刘建成文章的中心应该是讨论堤防工程质量的问题，特别是刘建成将九江江新洲堤和城区4～5号闸口间大堤溃决做为典型例子，却闭口不谈4～5号闸口间大堤到底有什么具体的质量问题，而是把读者的注意力悄悄地拉向“因险情发现过迟，抢护不及，而导致溃堤”。
刘政民在文章中年指出：九江溃口的原因，既不是砼防渗墙未达标号，也不是砼墙内未设钢筋，也不是砼墙内有竹筋等杂物，而是抢救不及时、不得法才形成堤内管道而导致大堤溃口。刘政民特别指出，此段大堤未列入重点堤段，由某公司负责（应该是九江市水泥造船厂）。该公司对防汛工作重视不够，仅在附近准备了少量的块石和碎石，物料不足，查险不力；发现险情不及时；人力不足，又缺乏抢险知识，未先到堤外侧去堵，而在堤后冒水点压碎石，始终未堵住漏洞，从发现险情到堤顶塌陷一个洞，约一个小时，贻误抢险时机，致使抢险未成，造成溃口。
中国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官员退休以后有可能说出之前不敢说的真话，因为他们有了足够时间来反思，而且他们没有再提升的奢望，同时也没有被撤职的恐惧。笔者认为刘政民的文章就属于这一类。
朱镕基说：“长江大堤失守是要杀头的。”18年过去了，未见一位官员或者一位工程技术人员因此受处分、判刑或者掉脑袋的，可见刘政民所言是有道理的。由此推测，1998年“九江大堤溃决”的原因不是工程质量问题，不是用竹筋代替钢筋的问题。
六、巡查不力，抢护不当导致溃堤？
刘建成认为“因险情发现过迟，抢护不及，而导致溃堤”；刘政民认为1998年“九江大堤溃决”的主要原因是“发现险情不及时；人力不足，又缺乏抢险知识，未先到堤外侧去堵，而在堤后冒水点压碎石，始终未堵住漏洞，从发现险情到堤顶塌陷一个洞，约一个小时，贻误抢险时机，致使抢险未成，造成溃口。”
纪实报告《九江狂澜》的作者解放军记者葛逊是不能赞同他们的观点的。根据葛逊的报道：
8月7日中午13时10分，来自浙江金华的步兵某师炮团反坦克连指导员胡维君和刘意、刘松波、徐俊三名战士，他们在堤上巡查，在4号闸口至5号闸口之间，发现了一个直径约为3至5厘米的泡泉，涌出的水已经发浑。凭着10多天来在实践中学到的泡泉知识和抢险经验，胡维君凭直觉感到这可能是一个险情。胡维君抓起电话就向在连队蹲点的团副参谋长王耀报告。接着，又向守护这一堤段的责任单位九江市水泥造船厂防洪办公室罗主任报告。消息很快逐级传到了河西指挥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和九江军分区作战值班室。在军分区作战值班室值班员周才权记录的当天值班日志上记载：市防总电话：4-5号闸口出现重大险情，13时10分发现泡泉和浑水。
13：13分，团副参谋长王耀接到胡维君的报警电话后，和连长贺德华带领的炮团反坦克连70名官兵赶到出现险情地点的。从驻地民房赶到出事地点，仅用了3分钟。王耀当即命令连队分成三个小组：第一组由他自己带队用身体挡住泡泉眼，尽量减少流量；第二组由贺德华带领13名战士迅速跳入江中，寻找泡泉口子；第三组由胡维君带队装运沙石，飞跑着向泉眼投塞。数分钟后，九江水泥造船厂职工陆续到达险情现场，10多名职工与战士一起跳入长江，手拉手探摸已经成为无底洞的泡泉口子，战士们拿来的40床棉被和地方职工送来的10床棉絮全部填进去了，仍没有效果。
13时30分，九江市副市长吕明赶到险情现场。泡泉口越来越大，王耀向吕明：一是迅速增加抢险兵力；二是迅速调船到附近水域，增加土石备料；三是迅速派遣潜水员探明泡泉口子。
13：35分，九江军分区政委马永祥大校和动员科长邓新生乘车奔赴4至5号闸口之间。
13：36分，市防总通知驻守在大堤附近的步兵某师炮团350人火速前往抢险。
13：45分，邓新生自现场打回电话，报告缺口发展到5米。
13时50分，炮团官兵赶到现场。此时，泡泉正在扩大，逐步形成管涌。洪永生指挥部队迅速展开抢险，一营和二营的四连、六连从4号闸口装运土石袋向进水口外侧的长江边填堵漏洞，王申东带领5连党员突击队跃入长江和反坦克连堵泡泉人员一起展开填堵排险。
13时58分左右，堤坝外侧进水口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投入的沙石袋一下子就被激流卷入堤外，为防止发生意外，王申东被迫命令水中堵口分队撤离上堤。就在这一瞬间，大堤中央突然下沉，出现了一个直径1.5米左右的大洞，洪水泡哮着从洞口向外喷涌。紧接着如雷鸣般一声巨响，长江大堤混凝土防洪墙轰然断裂。
14：15分，任江西省军区赴九江抗洪抢险部队指挥协调小组组长的省军区副司令员季崇武少将和南京军区司令部军训部副部长王平大校赶到军分区作战值班室。
14：18分，军分区司令员吕录庭大校和王平赶往险情现场。此时，决口现场已有部队官兵和民兵900余人。
……
从报道来看，从8月7日13时10分胡维君等四人发现冒水点到13时58分长江大堤混凝土防洪墙断裂一共48分钟的时间，紧张的救险工作一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没有刘政民描述的问题，如“仅在附近准备了少量的块石和碎石，物料不足，查险不力；发现险情不及时；人力不足，又缺乏抢险知识，未先到堤外侧去堵，而在堤后冒水点压碎石，始终未堵住漏洞等等”。而且在7月底就已经从浙江省金华调来的野战军反坦克连已经接管了长江护堤工作，并经过培训。
问题在于发现险情的时间到底是不是13时10分。
根据根据郭同旭《长江悲鸣曲》等的报道：第一个发现大堤险情的是九江钢铁公司退休女工廖林梅，时间是8月7日中午12时30分。“廖林梅去原水泥造船厂家属大院后院自家的菜地里摘菜。来到菜地，她挽起袖子，习惯性地看了一眼手表：12时30分。可当她还未弯下腰时，却听到了汩汩的水声。墙外是九江大堤，大堤外是长江，这不像是长江的波涛。她拨开菜丛，突然发现一股浆黄的泉涌喷发而出。“大堤出事了!”一个念头掠过她的脑际。她扔下菜篮拔腿就跑，向厂保卫科的干部报告了这一险情。厂里迅速作出反应：“男人们都上堤抢险去，妇女、儿童和老人由厂里安排所有的机动车，送进城避难！”
从12时30分到13时10分，中间相隔40分钟，在这40分钟时间中政府和部队采取了什么措施，没有媒体报道过。而这漫长的40分钟时间是解开九江大堤溃决的关键。
又《最新安全生产问题防范和解决手册》一书指出：最早发现险情的不是廖林梅也不是胡维君等，而是一个名叫夏长生的老公安，他于13时12分在九江长江大堤4、5号闸口之间发现了3个泡泉，还没有来得及采取措施，不到1米距离内的3个鸡蛋打的泡泉突然涌成一条直径1米的水柱。
老公安夏长生发现4、5号闸口之间的3个泡泉，时间是13时12分，与胡维君等四人发现的时间13时10分只差2分钟的时间，但是两个险情描述完全不同。夏长生发现不到1米距离内的3个鸡蛋打的泡泉突然涌成一条直径1米的水柱，应该是和葛逊所描述的13时58分时大堤出现一个直径1.5米左右的大洞的严重程度相同。当夏长生13时12分发现险情时，大堤的溃决已经是不可避免了。王耀和贺德华带领的炮团反坦克连的70名官兵官兵赶到大堤时已经是13时13分，为时已晚。
最早报导九江长江大堤溃决的记者之一是中国青年报记者贺延光。他的报导如下：“本报江西九江8月7日16时5分电（记者贺延光）今天13时左右，长江九江段四号闸与五号闸之间决堤30米左右。洪水滔滔，局面一时无法控制。现在，洪水正向九江市区蔓延。市区内满街都是人。靠近决堤口的市民被迫向楼房转移。”13时左右，决堤30米左右。
从廖林梅于12时30分发现险情，到夏长生13时12分发现直径1米的水柱，在这期间未采取救险措施。这也许就是刘建成和刘政民认为溃堤的原因：“因险情发现过迟，抢护不及”。
七、4、5号闸口之间大堤溃决是否会将九江从中国版图上抹去？
4、5号闸口之间大堤溃决的后果是什么？是否会将九江从中国版图上抹去？长江就会像当年黄河夺淮一样改道，将给中国留下长达数百年的无尽后患？
当廖林梅向厂保卫科的干部报告险情后，厂里迅速作出反应：“男人们都上堤抢险去，妇女、儿童和老人由厂里安排所有的机动车，送进城避难！”
水泥船厂的领导知道，出现险情后长江大堤可能溃决，因此决定安排所有的机动车把妇女、儿童和老人送进城避难。九江城在溃坝处的下游约四公里处，城市平均高程为海拔19米，比溃坝处的水位低3米。如果象一些报道所描述的那样，溃坝洪水以每秒400立方米的流量横扫一切。如不设法封堵，每小时就有144万立方米的洪水涌进城区，不要七八个小时，九江就将变成一座“水城”。那么水泥船厂领导的决定岂不是把妇女、儿童和老人送进城去送死？
从地形、地貌和土地利用情况来看，溃决大堤后面是原来的河道，再往后就是箭湖。水泥船厂的职工宿舍是唯一的“大”建筑。在溃决大堤前面是长江的浅滩，而不是深槽。
在1998年洪水预防方案中，江西省水利厅和九江市政府并没有把该段大堤列入重点防护的大堤，因为溃堤洪水要流进九江城区，还必须冲溃另外一道大堤，而这道大堤才是九江市重点防护的大堤，这就是由龙开河路和九瑞公路组成的重点防护工程。据报道有三万解放军官兵参加了加高加固重点防护工程的工作。所以，4、5号闸口之间大堤溃决之后只能最多淹没九瑞公路以北至长江一片面积不大的地区。
这也就是在4、5号闸口之间大堤溃决之后，九江市政府并没有采取紧急措施转移九江市居民的主要原因。据报道，九江电视台在14时55分中断了正常节目，广播紧急通知：请居住在24米高程以下的居民迅速转移至安全地带！市民们对于九江决口已有所闻，但是他们坚信数万守护真正重点堤防的官兵不会让洪魔得逞，还是留在九江城内，该购物的购物，该做饭的做饭。
这也是关于1998年“九江大堤决口”没有公开的视频，也没有公开的从高空拍摄的航空照片。因为从视频和航空照片中可以了解溃堤洪水的真相。
八、九江建抗洪纪念塔和展览馆说明了什么？
不管九江大堤决口的原因是豆腐渣工程还是巡查不力，抢护不当，九江市政府和市委的主要领导人都是直接负责人，他们应该为溃堤承担责任，起码感到羞耻。
2005年2月九江市委和市政府在原大坝决口处附近建造了一个纪念抗洪胜利的广场，在溃堤处建造了一座19.98米的抗洪纪念塔。九江市委和市政府建造这座抗洪纪念塔的目的是要告诉天下，九江大堤决口与九江市委和市政府没有半毛钱关系。
１８年来笔者向在江西省政府工作的同学询问对事故处理的情况，得到的回答是，说不清楚的，没法子处理。就把它当作一个秀吧。
把它当作一个秀吧！
1998年8月7日，几十名军队记者云集九江，他们在等待什么？最早到达溃堤的现场，而把新闻的第一报道的机会让给了来自北京的记者。
1998年在8月7日之前，国家防总总指挥温家宝四次来到九江视察防洪工作，他在为什么做准备？
8月7日下午13时九江长江大堤溃决，当天晚上江泽民在北戴河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长江抢险工作的决定（中发电1998年3号）》，决定紧急调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到抗洪抢险第一线。其实调动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到抗洪抢险第一线是在8月6日之前就已经发生的事情。如驻守在堤溃处的来自金华的野战军在7月底就已经到抗洪抢险第一线。电影《惊涛骇浪》中李幼斌任军长的野战军在3个多月前已经开赴抗洪抢险第一线。长江大堤溃决，让江泽民调兵师出有名。在抗洪抢险的第一线上，114位将军和5000多名师团级干部向江泽民宣誓。通过这次大调兵，江泽民掌握了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
正如原水利部长杨振怀所指出的，中央政府敢违反防洪规划，不按计划使用分、蓄洪区，那么演一个秀就不算什么了。
九江市委和市政府九江建抗洪纪念塔，是给这个秀画个完美的句号。
